韓國巫文化有感

王繼洪

註：本文已發表在2013年5月2日香港《大公報》的副刊《大公園》上。

　　儘管“巫婆”與“媒婆”等一起作為一種職業或習俗，在中國已綿延過幾千年了，但說起“巫”來，現代的人不僅會感到陌生，而且似乎也早已無從談起了。但在我依稀的記憶中，在五十多年前上海市民的生活中卻還存在過。那時，鄰居家的一個小男孩突然病倒，神志不清。另一位鄰居，住在我們石庫門亭子間的一位大媽，她會巫術。靜夜之時，我被一陣陣急切的“某某（病孩的名字）活靈走進”、“某某活靈走進”的高聲喊叫和相伴劇烈動作的響聲而驚醒。模仿是孩子的天性，第二天有見過這位大媽施術的孩子們就好奇地重演起大媽昨夜的那一幕：雙手握掃帚，一邊跳躍着不停從四周掃地，一邊口中不停地高喊着。我想，孩子的模仿多半是局部的，也許還會有其他的動作或樣式。後來那個男孩也無恙了，到底是這位大媽的“跳大神”有功，還是治病服藥的療效，現在已無從考證了。但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我或我們大家的腦海中，絲毫不會懷疑此舉純粹是屬於既落後又愚昧無知的“封建迷信活動”了。 

　　使我記起上述那一幕的是我在韓國忠州大學（現為韓國交通大學）任教期間，偶爾看到韓國電視節目中有類似巫術的報道。因我不諳韓國語，就自然按照自己的習慣思維，想肯定是韓國有關部門通過大眾媒體在揭露那些騙人的把戲，提醒人們不要受巫術之騙，不要上巫婆之當了。但多看幾次後，就覺得這類節目，不是像我想像的那樣，而是在介紹和報道一部分人的生活和韓國現實社會文化之一隅。 

　　隨着熒屏的閃爍，播送着一幕幕：巫術的施行者或接受者常常披頭散髮，頭顱顛搖，時而伴隨着手之狂舞，足之踩踏，高聲喊叫和發泄；時而聲淚俱下、痛哭流涕。情景之亢奮、癲狂、悲滄和原始之狂野，似不顧一切地宣泄精神和心理之深隱的場景，真難以用通常之筆墨所能描述的。世界不同時代和民族巫文化的表現各有差異，但“以舞降神”，憑藉神靈以除邪、驅魔和祛病等為主要出發點和目的，該是八九不離十的吧。 

　　讓我關注起韓國的巫術和巫文化，是在我即將回國的二○一一年底，當我步入韓國國立民俗博物館驚訝的一刻起，才知道韓國政府不僅允許有巫文化的電視節目和報道，而且在這座代表着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的大型展館裡，不僅有反映韓國歷史上的生產、生活、服飾、民居、教育、藝術、禮儀和習俗等專題的陳列，而且還有一個單獨和規模不小的韓國巫文化的陳列展。在這個展館眾多的陳列中，生動形象地體現了韓國歷代巫文化的服飾、道具、樂器和圖案等等。與其他陳列展不同的是，在這個館裡是禁止參觀者拍照的。一旦有違例者，立即被要求刪除。我想，也許是他們想讓巫文化保持其原本應有的某種神秘的面貌吧。韓國國立民俗博物館每年要接待三百多萬人次的參觀者，與巫文化陳列相匹配的是，據說每周六下午三時在該館的大廳，還要將巫術表演與古典舞蹈和國樂傳統節目等一起演出。可惜，我沒趕上這樣的機會。今年年初，韓國交通大學中國語系的俞泰揆教授作客滬上，我也向他請教了這個話題。韓國巫文化和巫信仰不僅體現在公眾的媒體和官方的文化展覽場所，還開展着相關學術理論方面的研究和探討。巫文化和巫信仰作為一種社會文化，還在某種程度上連接着韓國的儒、道、佛、藝術和禮儀文化，以及作為匯聚鄉民的某種場合和空間。 

　　儘管可以任憑我們怎樣來讚美中國古代的神話和傳說，但卻是很少觸及或時而迴避與神話有着某種同源關係的巫文化。雖然本文的篇幅和作者的功底還不足以談論玄奧的巫文化，但客觀而論，巫文化和習俗在中國眾多民族的歷史，乃至我們先祖或前輩的日常生活中，都同樣扮演過重要的角色。我們可以不說古代的“巫”扮演過溝通神靈與人之間的某種“中介”角色，因為對於這一點，很難用明了的事實加以證明。但“巫”卻比“士”更早進入“知識群體”，恐怕是不爭的事實。台灣“教育部”的《異體字字典》收錄“醫”之異體字，其中該字的下半部分結構為“巫”的有七個之多，就是一例明證。在常見的古籍中也不乏其例，如《漢書．蘇建傳》：“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毉。”便就是的。遼代的《龍龕手鏡》（高麗本）對「毉」字的解釋：“古巫，咸初為毉。”可見釋行均對古代巫醫不分家，以及“巫”早於“醫”，已作了簡明而權威的評說。國學大師陳寅恪說過：“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我們從“醫”字眾多的異體字的使用和遺存，可以略見巫文化在中華文明史留下的一些痕跡。 

　　中國的典籍浩如煙海，但很少有哪一部書的書名，能像《山海經》那般，能作為漢語流傳久遠的一個口頭禪──“山海經”。正是這部有關中國古代的地理、博物、神話、巫術和宗教的奇書，受到了魯迅的重視，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山海經》“蓋古之巫書”，而魯迅在其後《朝花夕拾》集的《阿長與山海經》中，直言《山海經》為“那是我最為心愛的寶書。”可見魯迅以文學和學術研究的角度，對巫、巫文化和神話也有過不同凡響的闡述與思考。 

　　當我徘徊和游目於韓國民俗博物館那光線暗淡、散發濃郁神秘氣氛的巫術文化的展館中，一面在沉思：巫文化果真絲毫不能化腐朽為神奇，其與現代科學文明真是那麼絕對的水火不相容嗎？存在過幾千年的巫文化是否還蘊含那怕是點滴合理的成分和難以取代的特長，來對現代科學起到一些微薄的拾遺補缺功效呢？一面又對着如此翔實巫文化的實物資料的積累、實景表演和現實傳承，一種莫名的憂慮便油然從心頭湧起：假如哪一天韓國又將其的“巫文化“去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而成功的話，作為遠早於其，又有傳世典籍足以證明的我們，是否又將要經歷一次難堪而深深的遺憾呢？ 

　　也許這樣的擔憂是多餘而可笑的，但韓國以國家的層面、角度和渠道多方位地重視、保持和利用傳統文化，允許社會文化和民眾習俗多元化的傳承，是否也能引起我們的關注和深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