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註：本文除了繼續聲明“文責自負”外。為避免被“攔截”，已經搶先上傳到海外博訊新聞網、萬維網天下論壇、以及博訊新聞網的“潘一丁文集”了）

每年的“五月四日”，是法定的青年節，也是北京大學的“校慶”。而能夠獲此“殊榮”的原因，就是因為北大是『中國近代史上“光榮傳統”的起點』從此“謬種流傳”。時至今日，所謂的“北大傳統（或精神）”，已經成為北大學子、甚至全體中國人一點也不值得驕傲的“驕傲”，因為它不僅不是“（驕傲的）本錢”，反而是招致羞辱的“民族負擔”了。

那麼，我們有沒有以真正科學（經得起推敲質疑和實踐檢驗）的態度和邏輯的思維，想過那『到底什麼是“北大傳統（或精神）”呢？』也許有人會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答道『那還用問？當然是“革命傳統和造反精神”了』這就對了。因為因為如果我們將北大自成立以來，所作所為的種種實際表現來看，實在找不出比這更恰如其分的定語了。

不過，如果認真地、再從以北大為首的青年學生，當年“到底做了什麼具體的事”的角度來看。一言以蔽之，不外乎『在校內發表激進卻未必切合實際的誇誇其談（如反封建、打倒孔家店之類），串聯發動各校學生進行罷課。然後情緒激動，成群結隊地強行衝出校門，舉着橫幅和標語，喊着煽情口號，上街遊行，激起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和不理性情緒，一會兒要“打倒這”、一會兒要“砸爛那”，整個一“唯恐天下不亂”的氛圍。繼而進一步，就是結夥衝擊政府機關或官員住宅，甚至毆打官員、放火泄憤。不但在表象上等同於歷朝歷代農民的反政府（朝廷）起義行為（如秦末農民起義軍的火燒阿房宮、明末闖王李自成進北京城、或清朝太平天國攻克南京後的燒殺搶掠）』而且這種不理性的“傳統”，一直被毛澤東延續到『由江青暗中通過北大教員和學生，唆使帶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形成一場讓新中國幾乎“人（部分德才兼備的知識分子）財（陸續打下的經濟基礎）兩空、前功盡棄”的、怎麼形容都不過分的“民族大災難”！

正是由於大學生和年青人這種後果嚴重的，習慣於動輒就要造反的“傳統”，不但從來沒有遭到清算和去除，反而因別有用心的政治需要、而被不斷給力、加強，大有演變成民族“遺傳基因”的可能，成為要不斷復發的“基因遺傳病”。其表象症狀，就像大街上被嬌生慣養並寵壞了的頑劣幼童，因心智不成熟，要以臥地打滾、撒潑、或其它胡作非為的方式，來吸引大人的注意，逼迫父母讓步就範，以便滿足自己未必正確的要求一模一樣。直到自己長大，進入社會，也當了父母后，才有“覺今是而昨非”的體會。

這就是為什麼“五四”當年帶頭的學生領袖，除了在參加革命中犧牲的外，幾乎都成了國、共統治年代各自的高層領導。最後又都站到學生的對立面上，成為他們要革命或打倒的對象的原因。從七十年代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中，部分幹部和工人帶頭反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到八十年代“四人幫”倒台後、鄧小平重新執政。從在北大學生遊行隊伍中，自發打出“小平你好”的“蜜月橫幅”，到“八九民運”時跟政府發生“感情破裂、反目成仇（出手鎮壓）”的過程，就是證明“年青人只知意氣用事”的、最有說服力的代表典型。因為他們根本還沒有條件或能力，從袁世凱的“復辟帝制”、或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中，總結歸納出足夠的經驗教訓來。更在形形色色眾多野心家或政客或“既得利益者”的忽悠下，忘乎所以地、再次淪為替他們當盾牌擋子彈，並打頭陣的“急先鋒”，甚至是“人肉炸彈”般的犧牲品、炮灰（回頭看看文革時的武鬥場景、和學生最後統統被趕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結果就知道了）。

所以可以斷言：正是當年的北大學生，沿襲農民革命的暴民做法、帶頭創下的不良先例。終於養成了青年人（特別是多讀了一點書的大學生）“自以為是、不負責任、感情用事、恣意妄為”的習慣，火上澆油地為中華民族已經盛行的“窩裡鬥”，積累了更多的“負能量”。以至於可以根據這種傳統表現的事實，在政治方面替年青人總結出一個“成大事不足敗小節有餘”的結論（歡迎對這個結論“造反”）。其實民間早就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之說，而“大學生”事實上就是當代的“准秀才”。所以讓我們更有理由懷疑這種傳統跟“歷史周期律”之間，可能有着某種“互動關係”。因為時至今日，我們除了口袋裡多了幾張外匯儲備的銀票（美元白條），並花大錢把當年的鐵甲軍艦換成了“航母”，擁有幾枚還沒有經過實戰考驗的導彈、卻連印度和菲律賓以及越南都“威懾”不了外，國際處境根本未見明顯好轉。一樣地要被美、日以及周邊包括朝鮮等小白眼狼的欺負。還一樣地要採用“忍辱負重、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甚至連“國民素質表現”都跟當年大同小異（想想在自“中國駐南斯拉夫領事館被炸事件”以來的幾次“反美、反日”遊行隊伍中，部分學生和民眾的不文明表現就知道了）。充其量只不過是『男人剪了辮子又紮上新潮馬尾巴；女人把三寸金蓮換成了十吋高跟鞋、穿上超短裙；讀書人把長袍馬褂換成了外國名牌的西裝革履並系上領帶；銀票換成了信用卡；外加把“子曰詩云”換成言必稱“馬克思（共產主義）、凱因斯（資本主義）”，以及滿口“yes、ok、bay bay”卻處處寫錯別漢字或不正確的讀音』的表象而已。直到時至今日，除了“乾咳”中迸出的“復興”口號外，居然不敢理直氣壯地、直接觸及對中華民族居功至偉的文化，反而將其當成舉行儀式中用來作迷信膜拜、卻不好意思示人的“（女人的）陰器或（男人的）陽物”，顢頇愚昧到如此地步，令人嘆為觀止。而作為“始作俑者”，則非當年自以為“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卻要靠父母給的生活費才能維持下去的北大學生莫屬。因為中國社會一向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總是不分青紅皂白地，把知識分子（讀書人）一律捧成是“社會棟梁或脊梁骨”。所以當這個社會出了問題時，也理應先檢查一下這根“棟梁或脊梁骨”，看看有沒有被“蟲蛀”或“缺鈣”、甚至“先天不足”的毛病？

事實正是如此，因為進入近代史以來的中國，從滿清的光緒皇帝“百日維新”之後的民國開始，就始終伴隨着不斷的紛爭和內亂。可以說整個處在一個不斷遭受“天災人禍”的動亂、折騰，或激烈對抗的“窩裡鬥”之中、就“從來沒有消停過”。要是再進一步深究、追根尋源的話。就不難發現其“源頭”，其實就在以北大為代表的青年學生身上。正是因為他們普遍具有『“涉世不深、沒有社會經驗而容易上當受騙，有激情、易衝動卻缺乏責任心，不懂瞻前顧後，且具備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往往自願充當政治陰謀、野心家們的打手或炮灰，特別適合於擔當“砸爛舊世界（前一個政權）”，替他人作嫁衣裳的任務』。使得一代又一代未經社會實踐歷練、少不更事的青年學子，正是在這種“光榮的革命、造反傳統”的影響下，成為專業拆除舊政權的政治工具，或“窩裡鬥積極分子”，卻從來沒有能成為保證社會穩定、正常發展的“中流砥柱”。因為他們總是在不恰當（政爭需要）的時候，被放在不恰當（衝鋒、敢死隊）的位置上，去發揮不恰當（打手、破壞者）的作用。所產生的負面後果，完全符合國家和民族在近代史上總是“命運多舛”的歷史軌跡。其原因就是由於近代史上的中華民族，因被“胡亂解壓縮”的中國文化所誤導，徹底違背了中國文化精華真諦的指引，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的結果。舉例來說：

中國民間一向有“老不看三國（以免更加老奸巨猾），少不看水滸（以免年輕氣盛，動輒就要起來造反）”之說。這是非常符合選擇性“寓教於樂”的科學原理的。因為客觀地看，人類社會是一項最複雜的系統工程，每一個有思想和獨立思維能力的人，都是一個“隨機的變數”。所以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數學模型”，來“依法治國”。這乃是今日世界總是“亂象迭起、矛盾多多、難以為繼”的深層次原因。特別是由優秀、先進、科學的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聰明、智慧而能力超強的中國人所組成的國家。領袖只能根據“模糊數學”的原理，以“模糊思維”方式來進行獨裁式統治。而這種統治模式，除了希望領袖本人要有一定的天賦才能外，還需要具備豐厚的歷史知識和儘可能多的廣泛實踐經驗。而要完成一個心智成熟的過程，更需要靠時間和年齡來積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連偉大領袖毛澤東也不例外，而且更是一個有說服力的典型：

比如用毛澤東當政後所持的觀點（國家必需統一），來比較他在湖南還是一個師範學校學生的時候，對國家或民族、在雜誌（湘江評論）上公開發表的文字中所持的態度（主張中國分裂、湖南獨立），就只能借他自己的文采，對他下一個『胡亂指點江山（主張國家分裂），荒唐激揚文字（鼓吹各省獨立）』的較為寬容、仁厚的評語了（否則按他自己執政時期的標準，足以冠上“煽動分裂國家、民族罪”的帽子，送去勞教，甚至坐牢）。由此可見，一個被後世一致公認為“曠世奇才”般偉人，在年輕的時候尚且如此“不靠譜、不着調地亂彈琴”。更何況一個個只是多讀了幾年書的普通青年學子了。

自古以來，中國的“讀書人（知識分子）”一向把自己當成“社會的良知、棟梁或脊梁骨”，並以此自豪、自勉。而作為培養知識分子的“搖籃”的北大，當然更應該如此。因為理論上他們是首先被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高素質社會人，所以理應起到示範或帶頭作用。

問題恰恰就出在這裡了。因為“政治”作為一種學問，除了要具備基本的語言學、邏輯學和歷史學知識之類的基本功外，是不可能通過書本或教師在課堂上的講授就能掌握的。歷史早已有足夠的事實證明，一個真正的“治國人才”，只能從這個社會基層的廣泛實踐中歷練出來。中國文化一向有“上醫治國、中醫治人、下醫治病”之說，是極富政治智慧和哲理的。也就是說一個好的“治國人才”，應該是由具備中醫扁鵲、華佗般水平的人來擔當。那麼我們怎麼能指望一個只背了幾本“本草綱要”“傷寒論”“黃帝內經”的毛頭小伙子，來充當能治百病的“上醫”呢（連受到歡迎的習近平主席，也是經過下放農村和多個省市級職務歷練上來的）？所以可以認為，讓青年學子過早地接觸政治，是具有方向性錯誤的誤導，而以“革命傳統精神”自豪的北大、就是一個“硬傷”般的教訓。從這個教訓中，可以得出一個啟發，那就是應該認識到“政治關心現在，而科學探討未來”的事實，並以此來端正青年人努力的方向。要知道『傑出的科學家或重大的科學發明或發現，往往都出自於“有獨立的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年輕人；而一心想當“造反派或民運人士”的青年學子（如當年的北大聶元梓、清華蒯大富之流），則一定是被他人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政治白痴”』

那麼，作為“天之驕子”的北大學生，除了繼承不見得光榮的“光榮傳統”之外，難道就沒有其它“用武之地”了嗎？絕對不是。因為他們一旦能夠真正掌握並運用中國文化中“知己知彼”和“揚長避短”的高明策略原則時。就會發現“一個足以吸納他們全部精力和才華、還綽綽有餘”的機遇、正在前面等着呢。

這個機遇就是需要他們發揮『精力充沛、幹勁十足，對社會現象敏感，思維敏捷、不保守，勇於進取，富有創新和初生牛犢不怕虎精神以及善於受新生事物』的特點，去為在科學解壓縮和升級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新人類社會學理論》（簡稱《新理論》）的實踐和應用，開闢出一片嶄新的語境。

這項任務對對他們來說，是再“相得益彰”不過的了。因為自從《新理論》問世以來的十餘年間，雖然屢屢對建立在西方“獸文化”和達爾文進化論以及叢林法則基礎上形成的、西方錯誤社會理論，主動發起批判和挑戰，不僅沒有遇到有力的反擊，其正確性更總是被後來的實踐事實所證實。只是因為受到由錯誤社會理論誤導下形成的習慣勢力的干擾、阻撓，始終處於“雙拳難敵四手”的境地，眼看着人類社會在這種錯誤理論誤導、忽悠下，一切美好的目標和願望付諸實踐的結果，永遠只有一個“事與願違”。時至今日幾乎已經要陷入難以為繼的絕境。讓早已找得到人類社會病“病根”，更開得出“藥方”的《新理論》，卻因多數人的“諱疾忌醫”而變得無能為力。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在錯誤理論形成的習慣勢力，只知一味依靠“假大空話”的“語言霸權”氛圍中，讓這種科學到足以“以理服人”、類似自然科學般的指導和說教，竟然變成了無法溝通的“雞同鴨講”，這就像對沒有學過電學的人講“歐姆定律”、或沒有學過數學的人講“幾何、三角”一樣，雖然講者都有正確的科學道理，但是聽者還是一頭霧水，所以是既不能怪聽者“愚昧無知”，也不能指責講者是“妖言惑眾”的。終於恍然大悟，清醒地認識到：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要先創建一個可以讓科學《新理論》通行無阻的語境，以便讓大多數人有“聽得懂和通過比較、鑑別、分出是非對錯”的條件。其實這是一點也不困難、並完全做得到的。因為《新理論》本來就是一種可以跟自然科學理論，甚至常識相通的社會科學理論。有心想知道的話，只要有中學文化水平就足夠了。

所以對北大學生而言，客觀地看，這項工作充其量只不過是“中馬對下馬”的博弈策略，應該是輕而易舉並“穩操勝券和水到渠成”的。但是其對中華民族甚至全人類的意義，絕對是怎麼形容都不過分的。從大處說，可以幫助包括中華民族自己在內的全人類，從困境泥沼中“鹹魚翻身”，最後完成真正意義上從高等動物→人的“階段性進化”；從小處說，足以讓北大師生中，輕易地出幾個“諾貝爾和平獎或經濟學獎”的得主。就看他們自己有沒有這個“雄心、膽識”和魄力了？

記得當年出差乘船經過長江三峽時（那時還沒有建三峽大壩）。在一處江水喘急、暗流洶湧的江段，有乘客指着前方一塊似乎橫在前面擋住去路的礁石介紹說『此石名叫“對我來”，掌舵的船老大必須把握住直對它的方向衝過去，方得借水流的自然力量安然繞過，否則一定會觸礁沉沒』從此留下深刻的印象。

筆者大約在半年前，給北大前校長周其風寫過一封“自薦信”（當時已掛號寄出），可惜結果不出所料，正如文中預先暗示過他不要“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一樣。所以根據孔子“以直報怨”和“來而不往非禮也”教導的原則，又寫了一篇題為“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的評論文章，無非是想用科學推理的“激將法”，來刺激一下北大“反思的神經”。可惜雖然谷歌搜索證明圍觀者不少，卻未見被指名道姓者或北大學生的回應，真是好一個“忍”功了得。只是茲事體大，不是一句“小不忍則亂大謀”可以搪塞過去的。

其實現在的《新理論》就像原來長江三峽中的那塊礁石“對我來”。主動橫在北大師生面前，就看他們在前途兇險的航行中如何掌舵了？

衷心希望北大人對代表《新理論》的筆者，按照“精神叢林法則”的遊戲規則、以“精神戰爭”的方式和“以理服人”的武器，對處在“孤獨求敗”中的《新理論》，發起毫不留情的反擊，以便一起來考驗或“驗收”《新理論》，然後共襄盛舉，有把握地將其推上國際舞台，重顯中國文化的雄風。

最後順便要提醒的是：這次請千萬不要再把筆者的提議，當個“屁”--放了。以免在筆者這塊不起眼、不值錢、卻可以檢驗“含金量”的試金石上，留下『含人量不足，是“熊（孬熊的熊）的傳人”』的痕跡或證據。更為了激起你們的“眾怒”，以便堅定發動“群起而（文）攻之”的決心。並索性乘此機會，搶先正式公開亮出自己給歷史預留的“名號”：乃『傳統舊文化的關門弟子，科學新理論的開山祖師』是也！

潘一丁立於2013年5月4日青年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