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期以來，兩位在現代國際生物或生命科學界著名的海歸科學家饒毅和施一公，在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的選舉中，先後落選，引起包括當事人的反彈（如饒毅宣布“今後永不參選”）在內的不少議論。特別是接下來，當獲悉施一公在今年四月份，同時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和美國科學院的雙料外籍院士之後。雖然不排除其中可能有某種“政治逆反（或對着幹）”因素的影響。但不能不對此一極具對比、諷刺意味的新聞中，獲得一些有益的啟示，從這個有普遍代表性意義的現象中，對中國文化和社會，作進一步探討。

筆者對這兩位科學家涉及的領域，絕對是一竅不通的外行，所以沒有資格在學術層面上，對他們“該不該當選院士”來指手畫腳、說三道四。但是卻可以從他們在海外曾經取得過的學術成就或職位的判斷上，相信他們都是有真才實學和領軍能力的科學家。更在讀了對他們回國後所作所為的報道後，憑自己多年成功實踐經歷鍛煉出來的判斷（真相）能力，確信他們都是“具有良知、敢於批評、揭露社會不正之風”、真正有資格成為社會“棟梁、脊梁骨”的知識分子，並表示由衷的欽佩。雖然從饒毅已經發表過的文字或訪談中，可以發現他（可能還包括施一公）同樣具有近代史上中國讀書人的所有不足之處。如政治上容易犯諸如“天真、幼稚、片面、主觀和一廂情願地想當然”的等通病。而這種通病的“病根”，就在於他們始終沒有認識到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原則區別（前者的研究對象是性質固定不變的物質和它們之間的互動；後者的研究對象，是個性各個不同的人，或由人組成的社會之間的互動），更不知道社會科學是不能靠簡單數學模型，而必須用“模糊思維（或理論）”來處理的學問。這才是為什麼當年梁漱溟、馬寅初之類的大讀書人，在挨了毛澤東的“整”之後，還要心服口服地、對他喊“萬歲”的原因。因為他們從真才實學中形成的正確判斷是非能力，和社會實踐的教訓，讓他們獲得了“自愧不如”的自知之明。可惜他們始終還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初級層次，所以派不上真正的大用場--從本質上去認識或改造社會。充其量只能因為他們往往能夠接近高層，因而可以充當揭露社會黑暗或不公平表象的“高級狗仔隊”，再出一點似是而非的“餿主意”而已（比如堅持嚷嚷“制度改革”，就是典型“政治幼稚病”的特徵。歡迎挑戰質疑）。關於這一點，其實中國文化對他們早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定論。可惜他們自己卻渾然不知，一味沉浸在學術象牙塔中，自我感覺良好、心無旁騖，一門心思經營着自己的專業擅長。但對整個自然科學界的客觀而言，他們能夠涉及到的領域，只能說是在廣袤的自然科學中“滄海一粟”般的一畝三分“自留地”。而且更不知道他們在自然科學研究中必須具備的“專心致志、鍥而不捨、堅韌不拔”的等優點。一旦進入社會的大千世界，就成了“智商有餘、情商不足”的缺點。自己的“科技精英”身份，馬上就變成不受人待見的“政治飯桶”。這只要看看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曾擔任過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李遠哲，改行從政後“慘不忍睹”的“台獨”表現，就知道了。他的一點也不值得驕傲、更被民眾拋棄和遺忘的從政之路，足以成為後來者的前車之鑑！

這些科技精英們，可能還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因為自己取得的專業成就，而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才能，忘記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的哲理。更不能清醒的認識到『自己充其量只不過是“三百六十行”中，行行都會出的“狀元”之一』往往以自己擅長領域裡的長處，跟社會或周圍同事們的短處相比，產生了“一覽眾山小”的錯覺，普遍形成了“文人（讀書人是也）相輕、持才傲物”的“小範圍窩裡鬥”陋習，更因“同行是冤家”的、叢林法則式競爭的動物思維，成為形成中華民族“一盤散沙”特色的根源之一，這絕對是有根據的。

筆者當年曾近距離接觸過一位朋友。這小子自幼生長在受到百般呵護的家庭環境中，有複雜的社會關係卻毫無社會經驗。57年高中畢業後沒有考上大學。到一中等城市參加工作後，當上一名車工學徒，進入了“大躍進”年代。卻因學生時代對無線電的愛好，積累下來的知識和動手能力。機緣巧合地，被借調到當地的科學研究所。靠僅有的一本介紹“半導體收音機”的書籍，在單位不惜工本的支持下，為當地試製成功了一台“超外差式半導體收音機”。自己也挾這樣的成績，輕易地跳出枯燥乏味的工作崗位，轉入科研部門。從此在領導的充分信任和放手支持下，一發不可收拾地屢創佳績，成為要“重點培養”的技術尖子。可惜此人除了一心撲在自己的專業愛好中以外，對其它一竅不通，只知道一味實話實說地“以直報怨”。以至於當“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大多數幹部都世故地跟領導一起當了“保皇派”。偏偏這傢伙不信邪，因為不願看到青年學生一旦“造反失敗”後必然會遭到“鎮壓”的嚴重後果，以及不滿當時的各級官員中，的確存在官僚主義或其它一些不盡如人意（卻比現在好得多）的表現。居然義無反顧地、帶頭跳出來“造反”，最後成了該系統造反派的總頭目。只是因為自己絲毫沒有任何個人動機或野心，更看不慣造反派的某些所作所為的人品。所以在本單位“奪權成功”後不久，就毅然徹底脫身退出，回到自己的專業本職崗位，成了“不抓革命專促生產”的逍遙派。更因為沒有任何劣跡或把柄。在文革後的“清算”中，至少在表面上創下了“全身而退、毫髮無損”的奇蹟（有機會時，歡迎方舟子去打假）。更成為科學《新理論》提出科學“因果論”的一個原始啟發依據。

但不幸的是，當文革以後，所謂“科學的春天”來到時。他卻受到同事們的“重創”，居然連“工程師”的職稱都沒有評上，儘管他當年，就是因為幫這些同事們的一個完成不了的項目“擦屁股”、而且取得了圓滿的成功後，才被“先借後調”過去的。後來卻反而因“學歷不夠”而被擋在門外，受到不公平的羞辱。只是因為他始終“（以直報怨的）本性難移”，在“抗議無效”後，就毫不妥協地，當着全社會，公開摔掉了自己的“鐵飯碗”（堅持辭去國家幹部的公職）。也為筆者留下一段可以就事論事的範例。

現在來看，雖然他當年那點整體微不足道的成就，完全不能跟今天饒、施二位傑出的人才相提並論。但是卻可以從他當年的遭遇中，聯想起這饒、施二位今天的類似的處境。證明這種現象本來就是中國社會積重難返的痼疾，更是“胡亂解壓縮”中國文化造成的惡果。所以只要不從文化的本身進行檢討、並着手改進的話，就不要指望對這種積弊加以“根治”。除了迫使更多有真才實學的人去“乘桴浮於海”、為他人作嫁衣裳外，就談不上要去想圓什麼“中國夢”了。這才是今天的中國上下，都應該引起重視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