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先生是位名人,我在中學時代,因他的紅學被批而聞其大名.沒想到在文革結束前後,1976年的冬天,我能在北京得以拜見俞平伯先生一面,並能得其墨寶,實為人生之一大幸事. 俞先生,五短身材,禿光着腦袋，穿着寬大的衣服，神態安詳,他認真地看了我的仿古習作,一小時的會面,安靜如淵,最後他指着掛在牆上的對聯,略帶微笑,告訴我是這是他親自書寫的.這幅對聯令我難忘,記憶猶新“欣處即欣留客駐,晚來非晚借燈明”. 在逆境中能夠怡然，智也；在逆境中敢於直言，勇也。這幅對聯就是俞平伯先生的心態所示.

     我為他的書體而感動,請他在我的冊頁上留點墨寶,他欣然答應,數日後請友人送回給我.三十七年來俞先生的墨跡伴隨着我,穩重的書體和詩的禪意,永遠永遠給我安靜清心的雅致與對俞平伯先生一面之交的難忘的回憶.為此將俞平伯先生的墨跡公布於世,通過現代科技留在蒼穹的電波中,宇宙的黑洞裡.

      俞平伯出身於書香門第，其曾祖父是清末經學大師俞樾。家學淵源與聰穎勤奮，使俞平伯在22歲的時候便出版了學術專著《紅樓夢辨》，奠定了其在紅學界的地位。俞平伯先生(1900年－1990年)，原名俞銘衡，字平伯,湖州德清東郊南埭村(今乾元鎮金火村)人。現代詩人、作家、紅學家。清代樸學大師俞樾曾孫。與胡適並稱“新紅學派”的創始人。他出身名門，早年以新詩人、散文家享譽文壇。他積極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研中國古典文學，執教於著名學府，是一位熱忱的愛國者和具有高尚情操的知識分子。自1921年開始，俞平伯開始研究《紅樓夢》。兩年後，亞東圖書館出版專著《紅樓夢辨》。1952年，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紅樓夢研究》。1954年3月，復於《新建設》雜誌發表《紅樓夢簡論》。俞平伯拒不服從黨在1953年關於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解釋中國古典文學的命令，於1954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堅持他在20年代初得出的觀點。他認為，這部小說不是對封建制度的批判，而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傳。黨與俞平伯發生衝突，不僅因為俞平伯在思想意識方面離經叛道，還由於他抵制黨的指導。俞平伯把他1954年的那篇文章的草稿送交胡喬木審批，胡喬木提了些意見，並要求他重寫。俞沒有修改，徑直把文章送到《新建設》雜誌，並在該雜誌發表。這表明，黨的宣傳部還沒有完全控制各種雜誌。兩名青年學生李希凡、藍翎在山東大學《文史哲》學刊1954年第9期上發表了一篇名為《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文章，1954年10月10日的《光明日報》和1954年10月23日的《人民日報》予以轉載，運動就這樣開始了，很快，大量的文章和社論對俞進行攻擊。政治上的災難反而使他超越學術的成就,名聲大噪.胡適的避免先入為主的方法，成為這次運動中這一方面的主要批判對象。黨宣稱，對於胡適來說，“科學研究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興趣，而不是為了祖國和人民的需要。” （陸侃如：《胡適反動思想給予古典文學研究的毒害》，《文藝報》，1954年第21期）黨通過對俞平伯和胡適的批判，樹立黨政絕對權威。此後,在中國,學術成為政治,因學術而致禍,越演越烈,慘不忍睹. 俞平伯先生可謂是首當其衝的厄運文人。對俞的批判是為了表明，以這兩位青年批評家為代表的受過黨教育的青年學生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戰鬥性，比以俞為代表的學者和文化對黨具有更大的價值,此後的王關戚,羅思鼎,姚文元,梁效趙前等年輕文人與寫作班子繼承此道統,趨炎附勢，因批名人文化入仕,其惡果既坑害了文人文化,也害了自己。  

      俞平伯先生還算是不幸中的幸運人,他同後來對馮雪峰,胡風及其他黨內外知識分子的批判運動相比，對俞平伯及其著作的批判還是有克制的。在那“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的時期，俞先生敢於直言，吐露心聲，他的風骨，是難能可貴，令人欽佩的。

註：字跡清晰，故不作抄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