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鹿為馬”這個典故大家耳熟能詳，就是把鹿說成馬。秦朝奸臣趙高在秦皇死後假傳聖旨，害死皇長子扶蘇和大將蒙恬，立弱主胡亥即位，隨後為了專擅朝政，又設計害死李斯，滅李斯三族。趙高恐群臣有說真話者，上演了歷史名劇“指鹿為馬”。

一日，趙高牽一鹿上朝，對胡亥說，這是一匹馬。胡亥認為不是馬，是鹿。趙高又問左右大臣，大臣中有的懼怕趙高淫威，便附和說是馬，有的堅持說是鹿。事後，趙高把說鹿的大臣都害死。從此，“指鹿為馬”，成了顛倒黑白的歷史經典。

鹿當然不是馬，但當有人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說，這就是馬，你敢堅持說，“不！這不是馬，是鹿”嗎？難！

在人治社會裡，此類“指鹿為馬”的歷史悲劇一直在上演，主演者的目的只有一個，清除異己，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1959年的“廬山會議”就是一個“指鹿為馬”的會議。這次會議製造的彭德懷、周小舟等人右傾機會主義冤案就是一個現代版的“指鹿為馬”的典型案例。這次會議教會人們的是，真相不重要，人命不足惜，只要一個人掌握了絕對權力，他就可以“指鹿為馬”，為所欲為，眾人只能唯唯諾諾。

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私人信件，談了他對大躍進中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的看法。這些看法後來證實是完全正確的。引用如下：

“１、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

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就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面性，沒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市場商品如何安排等等。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玻這恐怕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起因。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蹟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各方面的報告材料看，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志的腦子發起熱來。在糧棉高產、鋼鐵加番的浪潮中，鋪張浪費就隨着發展起來，秋收粗糙，不計成本，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形勢真象。產生這種浮誇風氣，是有其社會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這也與我們有些工作只有任務指標，而缺乏具體措施是有關係的。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沖天幹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為多數領導同志所領會，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

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布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係混淆起來。如主席提出的“少種、高產、多收”、“１５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是屬於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諸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某些地區認為糧食豐產了，一度取消統銷政策，提倡放開肚皮吃，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鑑定就冒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在這些同志看來，只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記了政治掛帥是提高勞動自覺、保證產品數量質量的提高，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加速我們的經濟建設。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政治掛帥與經濟工作中的確切有效措施，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重偏廢。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現了一種空氣，注意了反右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觀主義左的方面。經過去年冬鄭州會議以後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現象基本上糾正過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這個勝利既教育了全黨同志，又沒有損傷同志們的積極性。”

廬山會議的目的本來就是要解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方針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左的問題。毛澤東也鼓勵大家提出問題、攤開來分析。可是當彭德懷等人把問題提出來、攤開來時，卻被打成反黨分子。毛澤東未必沒有意識到彭德懷等人提出的問題是存在的，他之所以這麼幹，無非是清除黨內異己分子，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

殘酷的事實證明了毛澤東發動的三年大躍進的荒謬絕倫。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四名幹部把一份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送給了李富春，10月24日，李把材料轉送毛澤東。報告列舉的事實觸目驚人，令毛深感震驚：

“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一萬八千多人，現初步揭發已達八萬多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三萬來人，現在增加到近十萬人。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過去只報死六百餘人，現在揭發死人近四千人，占總人口的10%，在有的隊竟達到了30%。各種慘絕人寰的暴行，不僅農村嚴重，而且城市、工廠、機關、學校、商店、醫院都很嚴重。不論淮南、淮北，廣大群眾在經濟上都遭受到了極大的摧殘，生活異常困難，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貧如洗……”

大躍進時期河南總共餓死了二百萬人，其中信陽地區就占了一百萬，都因為河南有個深得毛澤東信賴的吳芝圃。信陽地區成立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全區打人成風，手段駭人聽聞。僅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為追逼糧食，經專政機關逮捕的，就有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短期拘留的，也有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達667人。在後來河南省委交給中央的檢討中，稱這個時期的信陽為“一時間，形成了一種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毛澤東的故鄉韶山也發生了嚴重饑荒。毛澤東的兩位親戚毛澤榮和文東仙決定赴北京見毛澤東，為民請命。1960年9月下旬，他們到了北京，直到一個月後才獲得毛澤東接見，他們向毛反映了公社幹部虛報產量、作風惡劣、農村食堂越辦越糟等問題。

為了挽救農村危機，一個月後，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三年大躍進的結果是大躍退。據周恩來指示有關部分重新核實的農業實際產量為：

1958年不是公布的5000億斤，而只有4000億斤；
1959年不是公布的5100億斤，而只有3400億斤；
1960年不是公布的4100億斤，而只有2870億斤；
1961年估計全年糧食產量只有2700億斤。

人們的頭腦逐漸冷靜下來，開始反思並尋找渡過危機的方法。

1961年1月，毛澤東號召幹部下鄉調查，“搞個實事求是的一年”。中央常委除林彪外全部到農村調查，劉少奇回到湖南家鄉寧鄉縣炭子沖大隊，住進舊居。農民對他說：“農村公共食堂不好！再辦下去會人死路絕。”“柘木沖食堂剛辦時有１２０人，現在不到８０人，死了近２０個，跑了十幾個，還有幾個患水腫病住臨時醫院的，只怕是有命插田，沒命過年。”在河北，一位農民警告周恩來，“你要是再糊弄我們，再過兩三年，你也會餓死！”

為了解決危機，中央不得不做出決定，解散農村大食堂，緊急進口糧食，從1961年開始，每年進口500萬噸，直到1965年。同時緊急疏散城市人口。

毛澤東說，“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糊塗日子。” 一個人糊塗，代價是三千多萬亡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