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是“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風雲人物，一時呼風喚雨，炙手可熱。最近從共識網上讀了他接受美國《達拉斯時報》編輯陸源採訪後整理而成的《李志綏的捏造僅僅是針對毛澤東嗎？ 》，讀後頗有感觸。

在這篇採訪錄中，戚本禹對李志綏那本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回憶錄作了全面的否定，說李志綏的回憶是“捏造”、“庸俗”、“瞎扯”、“譁眾取寵”、“骯髒的造謠”，辱罵李志綏“不過是個為了三十塊銀幣而出賣自己導師的猶大”，等等。由於筆者與中南海從未沾過邊，當然不可能知道“宮”中之事。所以，對李志綏、戚本禹各自說辭的真偽對錯不敢置喙。不過，根據戚本禹的說法，“李志綏原是北京中南海門診部的醫生。我一九五O年進中南海時，他負責給中南海的幹部、工人看病。他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洋醫生’，醫術要比當時從解放軍訓練出來的土醫生高，加上他看病認真負責，而且能講出個道理來，所以大家部願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聲，並被選為工作模範。”戚本禹進中南海時，李志綏早已是“中南海門診部的醫生”了，而且“他給當時中南海的警衛局長汪東興看病看得也不錯，汪東興喜歡他，遂被介紹到毛澤東那裡參加保健工作。開始沒有名義，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前才正式出任毛澤東的保健大夫。”

1968年1月，戚本禹被關押之後，李志綏繼續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8年多時間，直到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由此可見，李志綏進中南海比戚本禹早，出中南海比戚本禹晚，在中南海和毛澤東身邊工作都比戚本禹的時間長。應該說，對毛澤東晚年情況的了解，李志綏比戚本禹知道的要多得多。

再之，到中南海當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當的，不知要經過多麼嚴格的審查，而且必須經過毛澤東本人的同意才行。如果李志綏是個壞人，他怎麼能在英明領袖身邊工作這麼多年呢？戚本禹把李志綏說得那麼壞，那麼不堪，這不是對毛澤東偉大、英明的否定和損害嗎？

戚本禹借一位美國醫師胡定儀小姐的話說：“戚本禹被毛澤東關押了十八年，如果有事實，他不必為毛澤東隱瞞”，於是戚本禹感慨：“許多人都是先入為主，偏聽偏信李志綏，反而認為我在替毛澤東文過飾非。這真是令人嘆息！”

如果按照戚本禹這個邏輯推理，李志綏並沒有受過毛澤東的打擊，更沒有被毛澤東打入監牢。也就是說，他對毛澤東沒有什麼個人怨恨，那麼，他捏造事實、污衊毛澤東幹什麼呢？

據《黨史博覽》披露，文革中那幫極左分子利令智昏，在他們鼓動造反派搞亂全國之後，又喊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各地造反派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人民解放軍，許多地方發生了衝擊軍事機關、搶奪槍支彈藥等嚴重事件，最後引發了影響全國的武漢“七二○事件”。接着他們又在北京鼓動造反派衝擊外交部，奪了外交部黨委的權，最終發生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嚴重事件。

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使毛澤東、周恩來都很惱怒，“認定中央文革小組裡面有壞人。這些壞人，就是王力、關鋒、戚本禹”。1967年8月26日，毛澤東在接到周恩來的報告後，經過慎重考慮，下決心要解決“王、關、戚”的問題。但毛澤東覺得對戚本禹“可以先不抓起來，還要看一看，爭取一下。”

“王力、關鋒、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小組中並稱為‘小三’。之所以將他們並稱為‘小三’，不只是因為三個人在一起幹了不少壞事，而且因為他們三個人關係很好。”突然間，三人倒了兩個，“戚本禹自然也心驚肉跳。

”“戚本禹並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結束。他知道毛澤東對他手下留情之後，抱有一絲僥倖心理，以為毛澤東過去很賞識他，會對他繼續手下留情，放他一馬的。於是，他開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關鋒了。他在批判王力、關鋒時，把王力、關鋒稱為野心家，並把他們三個人在江青、康生、陳伯達指揮下一起干的不少壞事，都往王力、關鋒二人身上推。他給毛澤東直接寫過揭發批判王力、關鋒的材料，目的是通過積極揭發批判王力、關鋒二人，好好表現自己，以求自保。”

戚本禹在信中還向毛澤東表示忠誠，說我從心裡願意努力改造自己，永遠做一個忠於毛澤東思想的小兵。

由於戚本禹臭名昭著，惡貫滿盈，他對王力、關鋒的反戈一擊和對毛澤東的表示忠誠都沒有使他逃脫厄運。1968年1月14日，在王力、關鋒被關押約5個月後，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請假檢討”了，並直接送到了秦城監獄。

以毛澤東當時擁有的絕對權威，發一句話、批幾個字，完全可以不關他，即使關了，也可以立即放出來。不僅如此，即使既往不咎，予以重用也是完全可以的。然而，直到毛澤東去世，八年多中毛澤東始終沒有理會戚本禹，所以，他只有以待罪之身在監獄裡蹲着。

粉碎“四人幫”之後數年，中央才騰出手來解決“王、關、戚”問題，有意思的是，對王力、關鋒只是開除黨籍，不追究刑事責任。而對戚本禹則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審判機關開庭審判，並對其判處18年長刑！

讀過採訪錄，我認為戚本禹的不少說法都是閃爍其詞，不值一駁。在這裡，我僅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就戚本禹談到的大饑荒問題談點個人感受。

戚本禹說：“在李志綏的筆下，中國在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是哀鴻遍野，餓殍滿地，死人無數。這也太誇張了，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缺點、錯誤，當時的天災人禍，的確給中國人民造成了苦難，但也不像李志綏描寫的那樣一片漆黑，當時我、田家英，一組的林克、葉子龍以及李志綏等人都按毛澤東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難，苦難到什麼程度，我們大家都清楚，為什麼要誇張其辭呢！”

李志綏是怎樣描寫三年大饑荒情景的，我沒有看原文。但是作為大饑荒的親歷者和倖存者，我認為說當時“哀鴻遍野，餓殍滿地，死人無數”不僅不是誇大之詞，而且實際狀況比這三句話要嚴重、悲慘得多！

我那時小學剛畢業，為了活命，到一個農場辦的學校半工半讀，雖然也是天天吃不飽肚子，但畢竟能吃到一點糧食，比純粹的農村要好得多。有時回家，那真是“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西院晉倫嫂子三個兒子餓死兩個。慶林叔父子被餓死。我本人的祖父和大伯母也被餓死。幾個堂弟和堂侄都十來歲的年紀，正常情況下都應該是活蹦亂跳的，然而都餓得奄奄一息，像風燭殘年的老人一樣拄着棍子，弱不禁風，步履蹣跚。東院三叔和西院晉奎哥都忍痛把愛子送給徐州附近的人家，以求活命。今年春上回老家探望，鄉親談起這些往事，仍熱淚盈眶，大有不堪回首之感。都說當時的情況如果再持續兩個月，莊上的人就所剩無幾了。

作家莫言當年餓得沒有辦法，竟吃過煤塊。他說：“1960 年的春天，在人類歷史上恐怕是個黑暗的春天。村里幾乎天天死人，都是餓死的。”

在那個時期，人們餓得不僅吃煤塊、吃觀音土、河南有的農民還吃過大雁屎。更有甚者，不少地方都發生了人吃人的事件。據安徽省公安廳原副廳長尹曙生根據檔案記述：“ 安徽省在‘大躍進’年代，人民群眾吃盡了苦頭，餓死了400多萬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測的），發生人相食（多數是吃屍體）的現象並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寫了一個報告，題目是：《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

報告稱：‘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特殊案件----筆者）1289起，其中阜陽專區9個縣發生302起，蚌埠專區15個縣發生721起……” 。

所謂“特殊案件”，就是指人吃人的案件。只不過說“特殊案件”比赤裸裸地說“人吃人案件”含蓄些、好聽些而已。

尹曙生說：“安徽省鳳陽縣，改革開放後很出名，因為全國包產到戶就是這個縣的小崗村18戶農民立下生死狀搞起來的，得到當時的省委書記萬里的默許，然後在全省推廣、全國推廣，很快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萬里也成了改革開放初期的風雲人物，‘要吃米，找萬里‘的口號傳遍全國。江澤民、胡錦濤等很多中央領導人到鳳陽縣小崗村視察、參觀。可是這個縣在‘大躍進’年代人民群眾的悲慘狀況卻鮮為人知，說它是人間地獄一點也不過分。”

“先看看人口統計數字。1958年鳳陽縣全縣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淨減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減少39%。全縣死絕的戶有2404戶，消失村莊27個，孤寡老人1580人，孤兒3304人。”

該文最後寫道：“安徽省發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個案？不是的。全國不少省都發生過，只是嚴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書記兼省長王昭的秘書。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廳給省委寫了份報告，題目是《關於西寧地區當前治安情況的報告》，報告中說到西寧市和煌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本文載《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作者尹曙生，1961年畢業於北京政法學院即今中國政法大學，進入國家公安部工作。1963年調入青海省公安廳。1977年調入安徽省公安廳，曾任省公安廳政策法律研究室副主任；1983年起任安徽省公安廳副廳長、常務副廳長）

我實在不忍心再舉更多、更慘的事例了……

戚本禹說他曾“按毛澤東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難，苦難到什麼程度，我們大家都清楚，為什麼要誇張其辭呢！”請問戚本禹：大饑荒時期，你當時在什麼地方“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難”的？同那裡的人民“同甘苦、共患難”多長時間？苦難到什麼程度，或者說幸福到什麼程度，你能不能說具體一點？且不說煤塊、觀音土、大雁屎、人屍體了，三年大饑荒期間，你戚本禹吃過草根、樹皮嗎？吃過腐爛的山芋和秧梗嗎？你知道長期的飢餓是什麼滋味嗎？

至於對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戚本禹依然是一往情深，他說：“我是懷着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理想國的熱忱，主動、積極、自覺而且是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還說“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必然的”。這類話出自一個“文革”大紅人之口並不奇怪。誠然，在那個席捲全國的政治運動中，任何人都是無力扭轉的。跟着大勢參加運動，乃至說些錯話、做些錯事都是難免的，都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但是，有些人卻喪盡天良，泯滅人性，喪心病狂地製造冤案，羅織罪狀，誣陷無辜，殘害忠良。顯然，這類人就與那些在運動中僅僅說些錯話、做些錯事的好人不一樣了。戚本禹就是這樣的一種人。

我看過1983年12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1983）中刑字第629號戚本禹的刑事判決書，其中說：

查明被告人戚本禹犯罪事實如下：

一、煽動迫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朱德、副委員長彭真，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陶鑄、賀龍、陸定一、羅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德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楊尙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煽動“切不要對他們發善心”，對他們進行人身迫害，誣陷朱德是“黑司令”，指使造反派韓愛晶、王大賓等對彭德懷“進行批鬥迫害，致使彭德懷被打斷肋骨，造成重傷。

”

二、誣陷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和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萬里、陳克寒、趙凡。1966年12月24日，被告人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旨意，在北京礦業學院群眾大會上誣陷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是“彭真死黨”，並煽動他們“要集中炮轟，狠狠地打擊”。在戚本禹的煽動下，北京礦業學院和煤炭工業部某些人連續對張霖之進行毒打、折磨。張霖之被迫害致死。”

三、策動聚眾“打砸搶”，“砸毀孔廟、孔府、孔林的大量文物，使國家財產遭到嚴重毀壞。”

本庭經過法庭調查和辯論，對各種證據74件進行了調查。大量的書證和證人證言充分證明，被告人戚本禹的上述罪行，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被告人戚本禹供認了大部分犯罪事實，但不承認犯反革命罪。

本庭認為，被告人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中積極參與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犯罪活動，煽動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誣陷煤炭工業部和北京市委的領導人，策動聚眾“打砸搶”，已構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眾打砸搶罪。根據刑法規定，依法判處“被告人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由於戚本禹的煽動，國家主席劉少奇和朱德、鄧小平、陶鑄、賀龍、彭德懷等開國元勛遭到殘酷的迫害，不少人蒙冤而死。近半個世紀過去了，戚本禹不僅沒有絲毫的反省和懺悔，反而厚顏無恥地宣稱自己是“懷着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理想國的熱忱，主動、積極、自覺而且是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聽了令人毛骨悚然。其人性、良知難道真的被狗吃光了不成？曾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省長的惠浴宇對於極左思想給中共、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有切膚之感，他曾說：“根據我的體會，人一左，就六親不認，不再是人。” 這確實是深刻之總結，警世之恆言！

戚本禹還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李志綏的回憶錄在海外甚囂塵上的時候，中國普通的平民百姓卻自發地掀起了空前的‘紅太陽熱’。成千上萬的老工人、老農民和昨天上山下鄉的年輕人，虔誠地懷念他們逝世多年的領袖，一遍一遍地唱着毛澤東的頌歌。”戚本禹，你這個“文革”大紅人對“文革”的懷念、鍾情和嚮往不足為奇，弔詭的是，你就是在1968年“紅太陽熱”最鼎盛的時候失勢和下獄的，難道忘了不成？這才是真正的“具有諷刺意味”呢！

判決書上認定戚本禹在煽動造反派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時曾惡狠狠地說：“切不要對他們發善心”，可見其人之狠毒。屈指算來，事過近五十年了，戚本禹也已年逾八旬了。正常情況下，人之將老，其言也善，你戚本禹怎麼總是善不起來呢？極左和“文革”的毒素早已滲入你的骨髓，像中了邪一樣，走火入魔，改也難，人啊，人，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