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種哲學:"年輕的哲學"與"年老的哲學"。年輕的哲學是主動的、開放的哲學，它常常作為科學發現的前鋒出現在歷史之中。年老的哲學是被動的、封閉的哲學，它只充當"集大成者"的，即掘墓者與立碑者的角色。它不是那活生生的趨向統一的不斷運動。前途偉大的統一，須是發展中充滿活性的統丁。這種統一，不是一個碩大無朋的"結果";而是一粒精妙絕倫的"種子"，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運動"…它，含蘊着能動的生機。年老的哲學，不僅拘泥於現有的科學結晶，而且抱住業已發霉的結晶。天主教會的托瑪斯·阿奎那哲學，對哥白尼學說的敵視;普魯士官方的黑格爾哲學，對"自然規律"的滑稽探討和可怕斷言就是"年老哲學"的歷史典型。它，像是不朽的幽靈一樣死死地纏住活人的身心。甚至它在現代人的心靈中，還有強大的統治力和威嚇力。

世界哲學史的例證和世界哲學界的現況可悲地顯示着，年老的、封閉的哲學比年輕的、開放的哲學更易於統治人們的心靈。這是人性中的惰性使然。而往往，還和少數人的既得權益與虛榮心理糾結在不起了。只有極少極少充滿熱烈探索精神的靈魂，才敢於為人類現有的視線打開一片又一片的新視野。這種靈魂，是人類智慧的大見證，也就是人類智慧本身。

宗教，在很多場景中，是對年老的封閉哲學的極端反應。它發自人性中要求新鮮空氣的需要，它閃動着人類智慧中簡單但純樸的光輝。它厭惡年老的哲學及其論證邏輯和板結了的術語，以至於不屑於採取條理化的和學理化的批判方式。乾脆直接訴諸人的直覺。在歷史上，新興的基督教，就是這樣背臉不看古典世界的宗教、哲學;新興的道教與佛教，就是這樣揚棄了(包括同化式的吸收，兩漢經學的系統。這些集大成的封閉系統，曾經那麼深刻、全面地抑制了人性，從而招致啟己的衰敗。新的精神運動採取了激烈的宗教形式，但並不全盤否定過去的遺產。因為，它渴望排斥的，僅僅是種衰朽的氣息和頑冥的結構體系:

“當基督教越來越多地包含了有文化的新的歸依者，古典世界的許多觀念便鑽進了它的教義。……在基督教的早期歲月里，科學和一般學問都是被認為同那可憎恨的異教上層階級相聯繫的，並且因此遭受猜疑。但這態度並未延續下去。一旦教會期望在文化上登峰造極，耶穌的那種平常人說話式的訓言，便很難滿足教會了。像崇拜聖言的‘約翰福音’所指出，那把LOGOS視為神秘的柏拉圖主義已經在基督教的基礎上發生了作用，並且，柏拉圖主義在聖保羅傳道的話里確實也已經露了頭，不過是在一個比較沖淡的形式之下。”（J·D·貝爾納：《歷史上的科學》第3篇5·3節）

精神運動採取的這類複雜形式表明，具有實實在在功能的文化運動的共同指向，是"更新"，即通過否定與再否定(間接的肯定)的痙攣，來為文化注入活力。否定是為了再獲活力，間接的肯定也是如此。例如，當宗教的形式能夠引進活力的時候，即便最有理性批判能力的心，也會接受這一事實。歷史上宗教戰勝理性的時代，為此提出了證據；洪秀全也正是藉助於非理性的基督教義，嚴重打擊了儒家的合理主義世界觀。

固有的精神規範的僵硬，使尋獲新力量的努力一再受挫。結構之內無法容納的力量，只有到結構以外去發展自已。用理注的語言無法表達的思想，.只有藉助超理性的意象。宗教就是一種意象。誠然，宗教的衝動，往往失之於簡單化。但這種簡單化發白人心那要求超越已死規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原始呼聲。它並不是真正惡意的反文化力量，因此，在吸收了新科學思想之後，它也可能長成燦爛的智慧之樹。它畢竟還沒有僵硬、定形。它畢竟還充滿好奇心，還不拒絕接受新事物。它尚未形成一些固定不變的框框和"原則"。它還懷抱着熱烈的憧憬，它還希望着新的太陽。

當活宗教變成一些死迷信和死信條之後 它本身也就失去往日的青春活力了。這時，它也象過時的科學系統(如托勒密的天文學、鄒衍的陰陽五行說，等等)一樣，沒落成為一套套固定、繁瑣、滑稽可笑的"教義問答"。

它的儀式充滿壓制人的氣氛。它的規矩頑冥得可怕。只有到了此刻，文化之輪才反轉過來:新的科學發現、新的何學思索開始起來，力欲擺脫宗教規範的束縛。這，曾是文化復興運動的使命。

哲學的理論，當然不等同於自然科學、社會學、尤其是心理學研發現的事實。但是，有哪一代的哲學前進，有哪一代的前進中的哲學，拒絕從當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尤其是心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吸取自己的養料甚至靈感呢?它要以此衝破傳統的層層壁壘;它註定要劈開當代迷信的雲山霧障。

"拔本塞源"－－只能導致腐化頹廢。

哲學，有時作為擴音者來到科學面前。因此，它必須吸取最新的科學結晶，使自己更加光彩照人、娓娓動聽。有違最新科學常識的哲學，只是破舊的揚聲器，它使科學的聲音大大走樣，並把自己的刺耳噪音，灌輸到世人的耳朵里。這樣的哲學很少可取之處。僅僅作些調整、修正之類的努力，無助於改善這類哲學的沒落之運。

自從19世紀以來，尤其是進入20世紀以後一一科學，已發生了巨大的革命。

20世紀的科學根本不同於19世紀的科學。如果稱19世紀的"科學"為科學；那2O世紀的科學就不免是具有自知之明的折衷懷疑論了。如果說20世紀的科學為科學，那19世紀的科學就不免是力圖說明科學邊緣之外空間的絕對獨斷論。兩種科學的哲學反響，就是19世紀的樂觀主義和唯理主義和20世紀的悲觀主義和反唯理主義。儘管這麼說，顯得有點兒粗疏。但大體上是這樣的。

以馬赫和愛因斯坦為代表的現代物理學－－宣判了19世紀物理學觀念的過時。

以奧地利隱士孟德爾和美國的摩根為代表的現代生物學(它強調"遺傳"並建立了"基因"學說)宣判了拉馬克之類古典進化論(他強調"習得")的過時。也許，分子生物學還將宣判"華萊士"－－達爾文"學說的過時和謬誤。

20世紀的動力心理學，宣判了19世紀機械心理學的過時。

20世紀，這是充滿了動力的世紀。無數的"浮士德"在竟相爭奪這個世紀。他們，拼命爭奪看不見的"時間"，以期壓倒對手。

文化的本體論對科學常識全面開放，它在科學之島上起飛，進入寥廓的文化天穹，並不把自己的生命消融在科學島上的荊棘叢中。因為它的使命不同於科學。現在流行着一種學術的時尚，是用系統論或工程學的方法去分割、解釋人的文化活動，將人的有機活動與無機世界的運動等量齊觀。由此引伸開來，竟產生了以"科學的方案"去構建人類意志行為的衝動。

在古代的拜物教徒那裡，我們曾看到類似的表演，即，為了使人服從宿命論的壓力，而使大眾相信，他們的行為是受到一種機械原理的支配的。他們因而匍匐在此，不敢創製新奇、"越軌"之事。現在，這種重新流行起來的宿命論，卻以現代科學的名義和"方法"，暢銷一時。這種科學宿命論，有窒息人類創造力量的危險 把人當作無機物來對待的含義，不僅是一種褻瀆（褻瀆了創造之主），而且會招來新的蒙昧主義浪潮。自然現象和文化現象，分屬兩個界域。

文化的創造當然可以取法自然的啟示；但文化的研究卻不可與自然的科學混為一談。自然科學與文化研究之間有分寸的外交關係，應是"禮讓三先"的互相寬容，以克制越俎代庖的原始衝動，避免由此造成的甘泉塞堵、荒漠蔓延。科學，不應充當殺死人的性靈的兇殘表演者！

評判一種理論，須進入到它的文化土壤中，體察其根部狀況。因為理論的得失，原不在其自身而繫於它的文化功能。具體說，對待流行的理論尤應慎重：隨着地位的上升，它的壓制性增強了，它的弊端開始顯露。種種文化的假象，開始成為對世界進行評判的依據。

“還有一類假象是從哲學的各種各樣的教條以及一些錯誤的論證法則移植到人們心中的。我稱這些為劇場的假象(也叫劇幕的假象)；因為在我看來，一切公認的學說體系只不過是許多舞台戲劇，表現着人們自己依照虛構的布景的式樣而創造出來的一些世界。我所說的還不僅限於現在時興的一些體系，亦不限於古代的各種哲學和宗派；有見於許多大不相同的錯誤卻往往出於大部分相同的原因，我着以後還會有更多的同類的劇本編制出來並以同樣人工造作的方式排演出來。我所指的又還不限於那些完整的體系，科學當中許多由於傳統、輕信和疏忽而被公認的原則和原理也是一樣的。”（《新工具》第1卷44節）

從積極的方面去理解培根的話，則發現，"公認的學說"由於受到了無條件的認同，而免受懷疑的檢驗和運用的限制，因而為害愈烈。因此，健全的頭腦對於流行性見解必須加以格外的反思。

對科學，我們應採取兩個步驟。首先，必須從前人尤其是從19世紀的浪漫主義者們對"科學"的狹隘理解中解放出來。堅定地拒絕他們對"科學"的非科學(即僵死的、不變的，闡述。徹底地拒絕他們把"科學"作為一個形容詞來使用的虛偽態度。我們要完成"科學的還原運動"。

然後，應該從現代科學偉大雄奇的迷宮中"走出來"。從而獲得一種對宇宙、對人生更完整更近於直覺的"洞察"。科學本身處在永不停止的更新中，我們要是不能相對地"走出來"，就只能跟在它後面慢慢爬行，老是根據它的臨時發展來改變自己的步態，因而只能處在"邯鄲學步"的可憐狀態里。要知道，連科學本身也不喜歡這種奴性，因為，這種仰觀他者顏面的奴，匹，無疑會阻礙科學的自我更新。對現代科學的合理懷疑態度和相對超脫精神，是一個健全的心靈不可缺少的。

就我們而言，對現代科學觀念與方法的迷信，還有另一重危險。因為現代科學，不論它已取得了多麼輝煌的獨立成就，畢竟是"西方文化"觀念的一個派生物。它和希臘人的觀念、希伯萊人的信仰、北歐人的冒險精神、大西洋航海民族的擴張主義，都結下了不解的歷史之緣。也和西方人的價值觀念有機地融合一體，難捨難分。

無條件地接受現代科學的價值準則，尤其是無條件地接受產生了這些準則的那些文化內核，這對中國民族的自我意識、對中國文化精神的自我評價，很可能會構成一種暗暗的毒化。

中國民族近代史上的最大悲劇就在於：當中國人下定決心向西方學習時，西方的文明已開始滑坡了。當中國人信奉了19世紀的歐洲中心論時，歐洲人自己反倒拋棄了這種誇大狂的傾向。

中國的現代文化人，只是搖擺在兩個傳統文化之間：中國的與西方的。這與原創力的衰竭，是有關係的。

中國的文化，是無法從歐洲的傳統文化那裡獲得活力的。

西方，並不是太陽升起的地方。一個民族若不能斷然自救，別人是不會來救它的。一切漂亮的世界主義言辭和口號，對一個受盡欺凌的"局外民族"總是害多於利。它麻痹了這個民族發自本能的反抗意志，使之誤信有一種來自外部的力量或意識形態（所謂“來自西方的真理”）會保護它、拯救它。

唐僧的時代一去不反了！我們若不醒悟，西方的鬍子們是無法代我們醒悟的。

對西方事物的盲目崇奉(即便它採取了"科學"的形式或"進步"的口號)，對中國的命運是不利的。就是對現代科學，中國人也不能過於拘泥地接受它。

悲劇性的分化開始了。這一分化充滿了激烈的搏鬥與沉默的對壘。世界重又變得支離破碎。人們對世界的理解，在許多方面深化了，在許多方面則退化了。平衡被打破，精神界的騷動開始了。

人們對待這一悲劇性分化的不同態度，分別上升到哲學與宗教的高度。從科學的兩重性中，一方面產生了作為擴音者的哲學；另方面產生了作為抗議者的宗教。哲學與宗教，儘管形式不同，用途迥異，但卻有一個共通的傾向:力圖彌合、統一科學的發展對人類認識和人類理解所造成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