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說起來，“政權的合法性”的提法的本身就不甚嚴謹，“中國政權的合法性”的提法就更不嚴謹了，因為中國歷來都是奉行蔑視民意的“勝者王侯敗者賊”的草頭王哲學的，對政權合法不合法從來都是不關心的，所以在政權的合法性問題上，中國幾千年一貫制的是秀才碰見兵，有理說不清，甚至皇帝碰見兵，同樣也有理說不清。儘管如此，大概由於中國人歷來好面子、重名份的緣故，不管什麽人掌了權總喜歡將自己所掌之權的來歷說得冠冕堂皇一些，至少也要找出幾分合理性因素，於是乎政權的合法性就成了中國歷代統治者的“唯此為大”的天字第一號的大問題了。

既然政權的合法性成了中國歷代統治者的“唯此為大”的天字第一號的大問題，於是對政權合法性的界定也就成了由一系列成文不成文的標準約定俗成的龐大的系統工程。由於本文篇幅所限，這裡只能刪繁就簡地將這一龐大的系統工程大而化之地簡化為幾條原則，並以此為標準來論述一下歷代中國政權的合法性。

眾所周知，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都是由某個主體民族構成的國家，由若幹個勢均力敵、旗鼓相當的民族構成的國家並不多見。而漢族（最早發源於黃河流域的以炎帝、黃帝為首領的部落的後裔；據近代歷史學家考證，與炎黃同時代的長江流域的部落的後裔也可歸於漢族先民。中國的主體民族正式稱呼自己為漢人大概是自漢朝才開始的）則是中國數千年歷史里構成國家的主體民族。有鑑於此，對界定歷代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原則而言，最重要的基礎莫過於該政權是否由主體民族構成的國家政權，這是第一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原則；第二條原則是國家政權的執政者是否是由國家的多數民眾默認的，哪怕默認的理由是顯然荒謬的“君權神授”；第三條原則是原有的政權弊端叢生並不足以使人民維持最起碼的生存條件的情況下，新的政權可以克服舊政權弊端並使人民維持最起碼的生存條件；第四條原則是政權和民眾能夠在一個互相接受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契約下共存；第五條原則是新政權在法統上某種程度上是舊政權的一部份；第六條原則是政權及其官吏都是經過人民通過選舉授權產生的。但這第六條原則現在僅適用於已經實現民主憲政的中國台灣地區，所以此條原則在本文中只是立此存照，暫不拿它作為界定中國政權的合法性的標準。

對照上述界定中國政權的合法性的前五條原則，我可以有把握地說：從中國最古老的朝代夏朝算起，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時期的南朝（宋、齊、梁、陳）、隋、唐、宋（北宋、南宋）、明、中華民國（1911年————1949年統治中國全境；1949年————今統治中國台灣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989年6月4日）都是合法的。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由於元朝和清朝是異族蒙古族和女真族將中國完全占領，並強迫中國主體民族改變服飾，中國不管從任何意義上說都是不折不扣、徹徹底底的亡了國，所以對中國而言，元朝和清朝政權是非法政權。

這裡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本是共產黨針對中華民國的執政黨國民黨的弊端————專制、腐敗而發動人民革命成立的，在這場革命中，共產黨對人民作了實行民主憲政、消除貪污腐敗的承諾，並對革命的主力軍工農大眾的國家主人翁地位作了特別的承諾。但放眼今日中國大陸，在利慾薰心的小丑戲子江澤民置黨紀國法於不顧，肆無忌憚地為自己家族和腐敗官僚集團攫取黑錢的倒行逆施之下，中國大陸政壇已經墮落為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無官不貪的腐敗淵籔；中國大陸商界已經墮落為用毒酒毒米毒奶粉圖財害命的罪犯；在工農大眾用鮮血生命締造的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里工農大眾已經淪為連飯碗都保不住的弱勢群體、被人瞧不起的下等公民；人民沒有任何言論自由，更被剝奪了通過選舉決定政權更替、官吏任免的權利；醫院冷酷地將沒錢的垂死的病人推出門外等死；學校將窮苦的聰穎的孩子拒之門外失學；腐敗官僚、不法富商、黑社會惡勢力為了商業利益而狼狽為奸地勾結在一起將無數孤苦無依的勞苦大眾的棲身之所野蠻拆毀卻無人過問；自稱“人民公僕”的江澤民對數以千萬計的失業職工的疾苦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卻花費數以億計的美元為自己購買超豪華專機；所謂“人民法院”讓有後台的殺人犯逍遙法外，卻對升斗小民敲詐勒索......中國大陸竟找不到一塊淨土！如今的共產黨政權比當年的國民黨政權更專制、更腐敗！凡此種種，共產黨已經完全違背了建國之初的承諾，破壞了與人民的契約，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合法性的基礎搖搖欲墜。更嚴重的是，1989年6月4日，中共軍隊竟用坦克機槍對舉行反腐敗要民主和平請願的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這一駭人聽聞的暴行一舉徹底摧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殘存的合法性的基礎！

時至今日，在中國立即實行民主憲政，還政於民，建立合法的中國政權已是不容談判的正義訴求和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讓我們為此大聲疾呼、奮勇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