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研究的新視線（兼答可雪）

人是在文化史的大氣候中塑造自已心靈的。同樣，人也是通過哲學史的學習，塑造自己的哲學理念的(哲學的衝動和方向，則來自生活壓力本身)。因此，如何看待以往的哲學，是一項既有趣又嚴肅的活動。對哲學史的研究，不是永遠固定不變的。在一條道路上，不可能看到自然界和歷史界豐富多彩的四維空間。在一條道路上，不論它多麼"寬廣"、"四通八達"，都只能看到一些不甚聯貫的側影與斷面。它看不到偉大自然與豐富歷史的真正全景。但對深沉的靈魂和邃徹的目光而言，這是遠遠不夠的。它要求參透各種有形及無形。

在體會前人文化與哲學的反反覆覆的思維運動中，個人的心靈之光是"理解""的前提和槓桿。"洞窟假象"是各個人的假象。因為每一個人(除普遍人性所共有的錯誤外)都各有其自己的洞窟，使自然之光屈折和變色。這個洞窟的形成，或是由於這大自己固有的獨特的本性；或是由於他所愛的教育和與別人的交往；或是由於他閱讀一些書籍而對其權威性發生崇敬和讚美；又或是由於各種感印，這些感印又是依人心之不同(如有的人是‘心懷成見’和‘胸有成竹’，有的人則是‘漠然無所動於中’)而作用各異的；以及類此等等。這樣，人的元精(照各個不同的人所秉受而得的樣子)實際上是一種易變多擾的東西，又似為機運所統治着。因此，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經說得好:"人們之追求科學總是求諸他們自己的小天地，而不是求諸公共的大天地。"（以上可參見《新工具》第1卷42節）

文化史、哲學史還表明，"公共的大天地"與"個人的小天地"並無質的不同，相反，二者具有反饋的關係。小天地構成大天地的出發點，大天地則是小天地的歸宿。人類的文明，也有其自身的大洞窟；其"假象"，即為各時代、各文化的表象世界。認識到表象的時空局限，就無異打開了智慧的巴比倫(意為"眾神之門")

用"唯物"與"唯心"的劃分，來分割並研究整個哲學史，不失為一條道路或"一條線索"。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線索。

如果認定這是唯一的分割方式，那麼，這種態度本身就接近"唯心主義"。

用"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彼此的對壘與滲透，來觀測整個哲學史的變幻無已，能看到有關認識論的一些側影。至於哲學上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另一些側影(如本體論、倫理學、審美體驗等等)就全然看不到了。哲學不等於認識論。四世紀，是心理學誕生前的偉大腹痛期。這充滿焦灼之期待的劇烈陣痛，吸引了哲學的大部分注意力，於是哲學家競相以"認識論"來顯示自已的深刻與博學善思。很難說這不是一種哲學上的"世紀病"。

中國人就不把認識論抬高到哲學王后的寶座上。中國人更注重哲學的倫理價值(以儒家為盛)，更注重哲學的審美性質(以道家為盛)。中國哲學家，向來把認識論作為論證倫理哲學或審美哲學的一種方法。他們不讓有關認識的理論，去壟斷自已的智慧。這是可以借鑑的典範。而現代以來的西方哲學，也在向着這個更為健全的方向緩緩移動。

這裡，似乎預示着某種大規模文化氣候的轉變。

要想使中國回復到它歷史上的偉大與隆盛，必先使中國按照自己的文化性格和自已的民族精神來生活。無用的喬飾必須拋棄；對中國文化精神的誤解，以及基於誤解的自卑心理，必須驅散。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必須揚棄。

諸如此類的民族文化的自卑感，只能扼制民族的內在活力。中國精神的智慧，原在於小心地維持着科學、哲學、宗教、藝術這"四大文化天柱"之間的微妙平衡。而那"平衡器"，就是政治化的道德；或道德化的政治。用古人的術語，是"德化"。

我們無意於評判19世紀歐洲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禪宗以外的佛學不計在內)的優劣高低。我們只是指出這兩種哲學的根本不同，難以准切類比，更難以互相附會。它們各有各的道路;各有各的命運;各有各的存在價值。哲學與文化上的異化時代結束了。中國哲學，應在哲學世界占有它理應占有的地位。中國人，不應自行放棄這一地位。

中國人，要是放棄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哲學地位，就等於變相放棄了自己在世界競爭中的現實地位。哲學是生活的第一步，而確立自己的哲學本位，則是民族生活全面振興的開端。偏重認識的哲學，只知道唯物與唯心的分際。但懂得倫理並尊重倫理的哲學，卻用"壓制"和"反壓制"的眼光去觀察世界，去體驗宇宙的潮汐、文化的升沉。這，就是中國的心靈之光。這，就是中國的精神之眼。任何外來的強力都不可能長久壓制它。你看它躍躍欲試，好象在告訴世界，總有一天，它會發出那曠世的吶喊。

我們為什麼不能用"壓制的哲學和哲學家"、"反擊的哲學和哲學家"這樣兩組新範疇來為哲學史的研究開闢一條新路呢？

新路也許是危險的，它遍布無人問津的荊棘。新路又是有趣的，只在新路上才有着新的天地、新的星光……新的艱辛，新的淚水……以及新的絕望和新的希望……我們用互相滲透的方法去看待這兩組範疇。但沒有純乎其純的"壓制性哲學"，正如沒有絕對的"反擊性哲學"。

壓制－－反擊：人類的心靈永遠在尋覓着相反的東西，和自己缺乏的東西……所以，任何漲潮之後，都有退潮；任何退潮之後，都有重新漲起的驚濤。精神的太陽也有着它的明暗圓缺。

這，就是歷史音樂的基本主題。

所謂反擊性的哲學，像王充的哲學、王艮、李卓吾、何心隱的哲學，多少帶有這種色彩。早期的王陽明哲學，也有反抗壓制的意味。魏晉玄學比兩漢經學顯然有着更多的反抗性，更大的活力和更新穎的眼光。因此，它在哲學史上的價值，要遠遠高過後者。"新穎"，這不僅是藝術的準則，也應成為思想的光。越是隱秘着反對流行見解等內涵的哲學，就具有越大的反壓制力。而反壓制的衝力十分旺盛的思想或學說，也往往採取迂迴甚至晦澀的表述方式。這是因為，它還在"方成"之中，還有着模糊性與不確定性，還在探索自已前進的方向。但就哲學史而言，正是反壓制的哲學，賦予哲學界以思想上的活力。它是精神天地的催化者。

哲學和生活相似 力量比規範更重要。力量創造了規範，規範約束着力量，但規範本身卻無法創造力量。因此，哲學的力量比哲學的規範更可貴。哲學，與其變為死板板的認識的結晶，還不如化為活脫脫的"想象源泉"。哲學，與其是一種固定的信條，不如是一片變動不居的精神表達出來的精神。但哲學本身卻並不是一種表述，不是一種媒人耳目、套人心智的形式或巧奪天工、瞞天過海的方法;哲學是精神的傾向，哲學有着自己的文化功能。它以"精神上的抵抗"彌補文化過程中的缺失。它用新穎的形式和奇妙的變形記反對"壓制"。

要學會用自己民族的範疇說話。用別人的舊範疇，表達不出自己的新思想。因為範疇本身原就是一種限制。不同的念頭，要用不同的範疇來焙制。否則，範疇就會閹割了念頭。前人的範疇再能傳神，也只是傳了他們的"神";對於我們新精神的闡發可謂障害大於裨益。"務去陳言"－－不僅是文學創作上的一個重要原則，而且應該是哲學前進的主要特徵。

20世紀的綜合哲學尚未誕生。

這不是20世紀的人們過於缺乏創造力，以致被死魂靈們纏住了。這是因為，20世紀的人們相比之下太富於創造力了，以致他們的世界觀迄今難以定形。它，幾乎是液態的、交融的。它充滿搖曳不定的自相矛盾、富於活力的彷徨企望，它還懷着"超越理性範式"的沖天夢想。這夢想如此巨大飄渺，以致很難系統而確定地闡述它。"詩"與"哲學"就這樣結下了難解難分的緣份。

20世紀的科學太富於活力了i20世紀的思想富於銳進精神；20世紀的社會太動盪了；20世紀的政治太遠離"傳統的美德"了……而20世紀的詩與藝術，更被系列交錯的空前壓力所激動，衝破各層藩籬，逾越多重禁忌。這佯，就使得傳統哲學意義上的"學理性的總結"一再被淘汰掉。但是更換學說的內容，經常變改學說的招牌，真要質無非在汲取精神的衝力。

當代西方哲學家們已經腦滿腸肥，他們已經無力適應這空前的劇變，更別說用自己的學說去指導變革了。20世紀是科學與文化發達的時代，但同時也是哲學的式微世紀。取代了哲學的寧靜的是充滿了詩情畫意的"非理性的藝術騷動"。

只要一種哲學能夠提供一種暫時性的力量 即使是根本站不住腳的，馬上就有人大規模地利用它。20世紀的西方哲學，基本屬於一種心理方面的權術。尼采，和形形色色的尼采主義者集團突出地象徵着這一"精神毒化"的深度。

而"真哲學"是什麼?用"壓制"與"反壓制"的觀點來看，哲學無非就是:反抗那"普遍壓制"的"精神之化"。一切前進的哲學，一切活着的哲學，都是反抗的哲學。儘管，有時象耶鯨和甘地那樣號召非暴力和不反抗，但骨子裡卻充滿了對暴虐衝突的憎惡。這表明，它們是些不反抗的反抗，非暴力的暴力。這，就是"哲學力量"的根本所在。

年輕的哲學是有力量的哲學。正如新穎的知識是有力量的知識。有力量的哲學是要前進的，它永遠在生成着，它永遠不固定。它向壓制它的那個既定的、已成的實存世界，不斷抗議，它只是在追求自己的運動和自身的歸宿。

從骨子裡說，作為"精神之花"的前進哲學，都不見容於它們處身其中的時代和社會。只有規範到僵死程度的哲學，作為"精神墓碑"－－才受到無原則地普遍祟奉。哲學的發展和功利原則與市場價值是格格不入的。

"精神之化"要衝破習俗的重重陰霾，因為它們看到了陰霾背後的點點星光。精神之花，要麼成為精神的太陽i要麼無可挽回地枯萎凋零。

前進的哲學家往往因此而備嘗流放之苫一一他們反對習俗的謬誤和思想界的陳腐，因此，孔子有周遊列國、絕糧陳蔡的悲嘆，斯賓諾莎則宣布自己是沒有祖國的人，蘇格拉底被他的父母之邦灌進了一盅毒酒，耶穌基督被耶路撒冷的猶太人釘上了十字架。

在這裡，支配着這一命運的，仍然是那永恆的基調：壓制與反擊。反壓制的力量一旦露出要擺脫它的壓制者的強烈傾向，專橫的壓制力量就立即排斥它。這幾乎養成了一種機械式的反應。

"放逐精神之花"－－這就是世界權力中心得以自我炫耀的唯一理由？

權力中心已經習慣這樣了。這些放逐，並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結果，而是近乎條件反射的舉動。一發現異己傾向，就立即撲滅它。根本不顧及這樣做是"對"還是"不對"，是"值得"還是"不值得"…¨還有什麼比這機械的衝動更嚴重的浪費和更驚人的破壞呢？還有什麼比殺害耶穌基督更為令人髮指的罪行呢？

歷史一再重複敘述着這些陰鬱的放逐故事。人們，一面激動地譴責着過去時代的這類放逐，一面在莊重地執行着自己時代的這類放逐。譴責與模仿，並行不悖地駢進着，其實並不滑稽。因為我們畢竟看到了莊嚴的流血與肅穆的火刑，即使我們當代，雖然沒有十字架和火刑柱，可是為思想而死亡的人數，可能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

"綜合"是沒落之果。

古典綜合哲學的大師黑格爾，那是一位前工業革命時代的見證人。如果，工業革命的巨浪(19世紀30年代)早來五十年，根本就不會有什麼黑格爾的"哲學大全"(類似托瑪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了。因為那套荒唐的胡說完全是建立在"前蒸汽機時代"的相對靜力世界上的。他的哲學，是普魯士王國那群呆鳥的靜態見證。

"浮士德"，作為動力世界的精神預兆，儘管早就出現在原始日耳曼人的想象中；但作為它的物化形式的蒸汽機，卻只是在19世紀才嶄露頭角。黑格爾，尚未在他的哲學腦筋中體察到蒸汽的衝擊。所以，他的哲學文獻只是記載了舊世界無可挽回的沒落，並未透露出新時代的曙光。

19世紀後年葉的哲學，已經發現了蒸汽的可怕衝力。但仍以靜觀的態度來消極應對它。斯賓塞之輩的學說充分表明了這一點。在這位半日耳曼人的心目中；"力"還是可以確切描述的。這顯然是靜態的動力世界觀。儘管他從馬爾薩斯和達爾文那裡抄襲了不少東西，但真的哲學只發自生命本身承受壓力時分的苦痛呻吟。

"力"，對人類心靈的衝擊不斷深化着……終於導致這一類哲學觀的破碎，四世紀末葉的哲學陷於絕望的焦慮與變態的反應中。作為哲學家的尼采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綜合性的哲學分化為形形色色的依附性學說。有的依附於心理學，有的依附於社會學，有的依附於經濟學，有的依附於倫理學，有的依附於科學，有的依附於政治……20世紀的哲學，也未能從這種可悲的依附狀態里完全解脫出來，它至今仍是陸象山所謂的"支離艱難之事"，落入"以學術殺天下"的拔本塞源的絕境裡。

20世紀初時的柏格森也許是個例外，他朦朦朧朧地遙遙望見了新的綜合哲學的點點星光。這些星光充滿徹人肺腑的誘惑力。詩一般的迷惑力。他倡導以直覺去捕捉生命的力，流動的力。但是，柏格森的詩人氣質遠遠超過他的哲學家氣質。他是屬於先知一類的人物，而綜合哲學大多是由學者型的人物來提供的。他們是，先秦的荀子，宋代的二程；古希臘的柏拉圖，羅馬的普羅提諾；以及近代西方的康德。顯然，像這類劃時代的哲學明鏡，並不適宜於20世紀的文化氣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