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中國國內，民族主義討論只是知識分子的學術小圈子內的話題，但在西方學術界，乃至大眾傳媒，“中國的民族主義”早已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已有不少文章和專著發表，而且幾乎所有有關中國的政治及對外關係的文章中，都會提及這個字眼。［１］　這至少在兩個意義上有一定道理：第一，中國目前壓倒一切的共識是發展經濟，但除此之外的次一級思潮中，民族主義［２］確實占有一定地位；第二，如果說民族主義僅僅是占有一定地位，那就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東西，因為在當今世界的任何角落，民族主義都占有一定地位，但中國的民族主義標誌着從80年代到90年代，中國公眾的政治意識的某些重要方面發生了微妙變化，尤其是因為80年代的中國是十分反常地非民族主義的

然而，如何理解中國的民族主義，及其所標誌的中國公眾政治意識的微妙變化的緣由，以及這些變化對於中國國內政治和對外關係的影響？從更大的視野說，中國的國內政治和對外關係的未來走向的總趨勢究竟是什麼？西方一些對中國局勢持樂觀態度的人士認為，中國的居支配地位的共識是發展經濟，這是任何領導層的更替都改變不了的；而發展經濟則意味着與世界其他部份必須保持良好關係，因此中國的對外政策也必然是和平友善的；而中國的發展最終將導致走向政治上的民主。［３］　這一樂觀派人士至少在中國的對外關係方面未能回答對中國的民族主義及中國的未來持悲觀態度的人們的挑戰，因為中國確實出現了比較過去更為強烈的民族主義。而按照悲觀派的解釋，民族主義給失去了意識形態吸引力的極權主義政府提供了思想武器，民族主義加上經濟實力將使中國成為世界其他部份的重大威脅。［４］　從某種程度上講，悲觀派（包括中國的和外國的）肆意歪曲和醜化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及被他們貼上“民族主義者”標籤的人們，他們在編織一個自成的預言。因為在中國，和在世界其他任何角落一樣，存在着國家利益的意識，對於過度的、不公正的外部壓力確實會進行反彈，特別是這種意識在９０年代回歸到了正常水平（８０年代是不正常地低）。如果過度的外部壓力招致了過度的反彈，這對中國和對世界都不是一件好事。因此，本文嘗試解釋中國的民族主義的現代背景，力圖對其作出客觀描述，並就筆者所知闡述“民族主義者”們的理想，以促進對於中國未來進程的預見和理解。

從80年代的“逆向種族主義”向90年代的正常民族主義水平回歸

就象在運動中，人們強烈感受到的是加速度，即速度的變化率，而不是速度本身，90年代所謂“中國的民族主義”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其相對於80年代中國的“逆向種族主義”（reverse-racism，該詞的英文本意是指美國的反歧視行動在客觀上對白人利益形成了損害，筆者在此處賦予其在中國背景下的新含義），形成了較大反差。中國的“逆向種族主義”是一種非常奇特的反常現象：這就是中國知識界的主流產生了這樣一種思潮，這種思潮認為中國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國民族是劣等民族，其中善良者認為中華民族必須脫胎換骨才有資格在地球上生存，而更具種族主義色彩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則無情地認為他們自己的民族在人種上就過於卑劣，不值得允許其在地球上生存。

這種中國的“逆向種族主義”在80年代籠罩了整個中國的思想界、學術界、文藝界、新聞界，乃至略有文化的中國一般公眾，並受到了官方的鼓勵。西方人很少注意到或很少提到中國官方曾在80年代鼓勵過“逆向種族主義”，他們卻對於90年代所謂的中國官方利用民族主義“填補意識形態空白”十分敏感並大力渲染。這也並不奇怪，首先，官方鼓勵“逆向種族主義”（中國式的，美國式的逆向種族主義是某種形式的內部補償，政府在某個階段考慮到社會整合而加以鼓勵是並不奇怪的）是一種中國８０年代獨特而絕無僅有的現象，因而超出一般西方人的想象力；其次，中國的“逆向種族主義”宣傳意味着讚頌西方人，西方人很難想象與西方敵對了幾十年的中國政府會鼓勵這樣做，他們認為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持不同政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傾向。但實際上，中國官方支持了大量這類觀點的出版物的發行，組織或贊助了許多所謂“文化戰略”研討會，將許多持有這類觀點的知識分子破格提拔到了各種各樣控制輿論的重要崗位上（而不是象西方人想象的那樣迫害他們）。《河殤》的例子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雖然《河殤》的製作者們在該電視系列片放映時曾談及所謂製作該片的政治風險，但這更多地是一種宣傳手段（每個中國人都知道，當時說什麼東西有政治風險是對其最好的廣告），而不是事實。首先，若無官方自始至終的支持，該片是不可能拍攝成功的；其次，在該片放映後，中央電視台以及以《人民日報》為首的中國大報等官方輿論工具花費了大量篇幅，並組織多次討論會，“中國的報刊界也從來沒有對一部電視系列片象《河殤》一樣，如此報以青睞，刊登解說詞、連續地報導、發表評論、組織座談”［５］；再次，從當時一些批評《河殤》的文章十分謹小慎微，［６］而《河殤》的支持者們對於這些批評者們的指責卻十分嚴厲這一事實，也可以看出當時官方的政治風向是吹向哪邊的，當然，“六四”以後風向發生了變化。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官方鼓勵、整個知識界為之傾倒狂熱（中國的知識界自己稱之為“文化熱”）的“逆向種族主義”呢？這裡有幾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完全否定自身的傳統、自身的文化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是自“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界傳統，這個傳統有時與中國共產黨的愛國主義召喚相悖，但從歷史哲學角度上卻與共產黨“反封建”的意識形態相符合。我們都不應忘記，“文化大革命”就是以“破四舊、立四新”，摧毀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切殘跡開始的。在“文革”之後，人們對於“文革”之中的一切政策都進行了聲討，然而卻完全繼承了其歷史哲學觀，因為歷史哲學觀是深層的，潛移默化的。筆者曾不只一次地指出：中國許多對“文革”深惡痛絕的知識分子，其思想方法卻完全是“文革”式的。［７］因此，在摧毀中國傳統文化（姑且不論中國傳統文化該不該摧毀，我們只是敘述這樣一個事實）的“文革”過去之後，人們立即把一切過失，包括“文革”的所有過失都歸到了中國傳統文化頭上，並再次掀起了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聲討浪潮，卻從無人想一想這裡的荒謬之處。很顯然，這次走得比“五四”和“文革”還遠。“五四”思潮有“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色彩卻無“民族虛無主義”或“逆向種族主義”的半點位置，它恰恰相反，是民族主義的，“文革”也是如此。但是，從“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到“民族虛無主義”或“逆向種族主義”的發展還是符合邏輯的。

80年代官方鼓勵“逆向種族主義”的另一個原因是當時的政策需要。80年代的中國要求迅速地打開國門，接納來自西方的從投資、技術到思想、娛樂形式等一切東西。從整體上看，“逆向種族主義”的風向是符合總的政策需要的。當然，這不是說當時中國的宣傳政策不可以做得更細緻、更巧妙，一方面鼓勵對外開放，與西方友好，學習西方，另一方面避免這種自虐狂式的“逆向種族主義”（在近代史上有許多非西方國家進行了追隨西方的現代化轉變，有些十分成功，如日本等，卻沒有一個國家出現過象中國的這種荒誕的“逆向種族主義”），更不是說當時中國的領導層有任何“逆向種族主義”思維。但有一句俄羅斯諺語說：“砍樹木屑飛”，當時中國的官方大概是顧不了這許多了，“大方向對”就行了，再加上當時中國兩位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氣質與經歷的特點，促成了中國官方對“逆向種族主義”的大力鼓勵。

80年代的中國在總體上是進步非常大的，無論是在經濟方面，還是在個人權利方面，進步都是非常大的。筆者特別要提出的是後者。一般人只承認中國在經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實際上，中國在個人權利方面取得的成就並不小於經濟成就。就最看得見的成績而言，中國官方給自50年代以來被迫害的無數人士平反昭雪，就是一個不可小看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中國整個社會，不僅僅是官方，無論是在政治方面，還是在倫理道德、個人生活方式方面都變得前所未有地寬容（值得欣慰的是，這一趨勢在９０年代進一步發展）。這些巨大進步，再加上中國傳統文化中確有不少我們今天看來是過份的壓制性因素這一事實，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當時的“逆向種族主義”是否有可能是必要的（甚至對於有些人來說，今天“逆向種族主義”是否仍是必要的）。然而，無論在當時“逆向種族主義”是否必要。無論怎麼評價“逆向種族主義”的“歷史作用”，它都不可能是中國人意識的常態。這道理是再簡單不過的，很難讓任何一個民族永遠保持認為自己是卑劣的、理應屈從於其他更優秀的民族這種思想，遑論中國這個有着相當燦爛輝煌的過去（這個過去離今天並不十分遙遠。），有着１２億人口，在近代史上雖屢遭挫折卻遠未顯示衰亡跡象的大民族。這是一個用不着什麼高深的理論來“證明”的道理。任何生命都有自我肯定的機制，舍此就不能生存。於是，從８０年代末開始，在中國的知識界出現了對“逆向種族主義”的反思，直至９０年代匯成了強有力的“民族主義”潮流。但值得指出的是，“逆向種族主義”在中國的知識界，特別是掌握學術及教育權力的高層知識分子當中，仍占有主導地位。

認識到了上述歷史背景，就會明白，所謂９０年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只不過是中國知識界從８０年代的自虐狂熱向正常的、較為平和、較為多元化的心態的回歸。應該說，９０年代的這種心態才更接近於常態。因為是常態，無論是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還是西方人，都必須面對這個常態，與其相處，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如果你拒絕這種常態，對它施加過度的壓力，以期強行改變它，結果很可能適得其反。

應該說，中國向民族主義的一定程度上的回歸是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以及“六四”之後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在中國的公眾支持率大大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活躍在海外的中國作家何頻在１９９１年就寫道：“海外一些民運組織的根本問題，不是經濟拮据，也不是內鬥，而是它喪失了道德生存的基礎，對於一個處於草創階段的組織，這恰恰是致命因素。即使有一天中共真讓這些組織回去，人民卻有可能不承認它，不歡迎它。”［８］究竟“喪失了道德生存的基礎”是什麼意思，他並沒有細說。這可能包括許多方面，譬如，“自由派”這個詞往往是一種誤導，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往往十分缺乏寬容不同思想的精神，甚至往往不憚支持政治勢力壓制與他們不同的觀點，因而可以說，他們十分缺乏自由主義精神，他們的“精英統治論”［９］也反映出他們對於民主政治的支持並不真誠。然而，海外民運組織的“逆向種族主義”色彩不僅使他們在９０年代迅速喪失了中國本土人民，而且喪失了海外華人的支持。筆者１９９０年在美國曾對持不同政見刊物《中國之春》當時的主編說過：“你們要在中國發揮影響，而你們整天罵中國人（不僅僅是中國政府，而是一般意義上的中國人），即使單從政治運作的角度看，這也是不明智的。”然而，這些組織從總體上說在“逆向種族主義”中陷得太深，以及由生存環境所限，在這個問題上作出調整已經成為一個政治難題。然而，一些作為個人的持不同政見者則已迅速作出了調整。他們在海外往往為中國的國家利益說話（但同時在意識形態方面卻仍與中國官方對立或至少是存在重大分歧）。留在本土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也迅速喪失了在公眾中的影響力。他們自己將此歸因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俗文化的崛起。［１０］筆者認為，通俗文化的崛起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喪失了道德生存的基礎”，包括他們堅持“逆向種族主義”，蔑視和仇視一般中國公眾，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強調指出：上述“逆向種族主義”的自虐狂熱在80年代也主要存在於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的圈子中，在今天則喪失了許多陣地，僅限於上層“自由派”知識分子之中了。一般公眾雖然也受到“逆向種族主義”思潮的影響，但在總體上並無這種自虐狂熱。知識界的思潮風雲多變，而公眾則總是那樣：一要吃飯，二要自尊。指望足球場上的球迷們為了外交而為對方球隊叫好是不可能的；為了“文化戰略”，為了向西方學習先進文化這些深奧的東西而熱愛外國球隊、仇視本國球隊就更不可能。實際上，“沉默的大多數”，即一般公眾，對於“逆向種族主義”一直是反感的。

簡而言之，筆者認為，所謂９０年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只不過是對８０年代的“逆向種族主義”的一種逆反，是從一種變態（無論其有多麼充分的理由）向常態的回歸。如果說這就算是“民族主義”，而且是“assertive nationalism”，那麼，恐怕很不幸，我們要在未來與其長久相處下去。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恐怕是萬幸，無論是對於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是這樣。筆者在一次與意大利安莎社記者Francesco Sisci談話中提到這種80年代的反常自卑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Sisci先生的回答很有啟發。他說因其不可能長久維持，所以這種自卑反過來可能是很危險的，因為它很可能轉變為過度的進攻性，轉變為過度的顯示或使用力量的饑渴症。他告訴我說，意大利人在法西斯上台之前就處於這樣一種過度的自卑之中。實際上，類似的情結在《河殤》中就有明顯反映。《河殤》認為中國文明低劣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缺乏尚武和對外擴張的精神，譬如，它質問：“為什麼島國的倭寇可以渡過海洋來打中國，而中國人只能守在海邊，竟然連想也沒有想過要去那個島國看看這倭寇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什麼當時歐洲已經擁有火器裝備的海軍四外侵略，而中國還只知道修築萬里長城？並且竟然把長城修到了海邊呢？”如果整個中華民族看了《河殤》後決定因自己如此卑劣地缺乏尚武精神而自殺則是一回事，但萬一中國人決定不自殺，而是痛改前非呢？我們這次是不是要搞些海盜或海軍不但去日本看看，還要去美國看看呢？就對西方人而言，從長遠看，也許與一個有着清晰的自我利益意識因而並不總是那麼馴服的正常的民族打交道比與一個陷於自虐狂熱的民族打交道要更安全些。幸而中國人在大多數時候心態還是比較正常的。

西方光環的消褪與國家利益意識的覺醒

中國90年代的“民族主義”除了是對80年代“逆向種族主義”的逆反之外，也表明了中國人對於真實西方的了解有了加深，因而西方的光環逐漸消褪，中國人自己國家利益意識逐漸覺醒。

80年代的中國人心目中的西方有着一圈神聖的光環。他們把西方想象成物質極度豐富，人們高度文明、高度道德的天堂。比如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天真地想象西方不存在嫉妒，因而發明了沿用至今的“東方的嫉妒”一詞。當然他們並不知道真實的西方是什麼樣子。但他們每個人都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模式來作自己的西方夢。譬如一個主張性自由的中國人會想象西方是一個可以隨意與任何漂亮姑娘上床的性自由天堂，而另一個對性道德持嚴謹態度的中國人在大街上看到戀人當眾接吻時則會憤憤不平地說：“在西方國家就決不會有這種不文明的事。”那時的中國人，每逢遇到什麼不痛快的事，諸如被人碰了一下而對方沒有道歉，就會說：“在西方決不會有這種事。”其間有些人到西方作了短暫的訪問。往往僅僅十幾天短暫的訪問，那些高樓大廈、車水馬龍就會使一些人放棄自己幾十年的信仰（人們就是這麼輕信，據說一些在60、70年代中國最困難的時期來華訪問的西方人曾認為中國是地球上僅存的天堂）。這種僅只十幾天訪問便認定西方是一個完美無缺的天堂的輕信在90年代被嘲諷地稱之為“現代化欣喜”。可以說，當時中國人對於西方的想象只是他們自己的幻夢、情緒的投射，與實際的西方相距甚遠。

然而，到了９０年代，隨着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海外長期生活和學習，對於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西方的光環逐漸在中國喪失了壟斷地位（應該說至少在知識分子圈中還占相當的優勢，但壟斷做不到了）。許多被列為“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的人是曾在西方留學過的中國人。如張寬，他因對西方持批判態度而被“自由派”知識分子憤怒地形容為因個人在西方境遇不佳而怨恨西方的人；［１１］盛洪，他到美國訪問了一年後寫了一篇《什麼是文明》［１２］，認為中國文明優於西方文明，從而掀起了一場討論；張承志，在國外轉了一圈後寫了《神不在異國》及其他許多文章，［１３］因其原有的知名度及文筆的優美，掀起了中國思想界的一場更大的討論。《神不在異國》這個篇名本身就是發人深醒的：這意思顯然是作者本以為神在異國，但親身轉了一圈之後才發現神不在異國。作者寫道：“你曾經在出發之前抱過一個幻想。你曾經確實想過去找到它，並且使它成為你人生的支撐”，然而“你的夢失敗了。就象你猜測的他們的夢根本不存在一樣，你的追蹤他們的夢狠狠地撞了牆。”

公正地說，西方發達國家的許多東西，包括物質方面的以及非物質方面的，都比中國要好，然而，沒有中國人在80年代所幻想的那麼好。但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知識界到了90年代已經逐步了解到，西方人的個人行為，特別是國家行為並不完全是理想主義的，而是相當“realpolitik”，即實用政治或強權政治的。在８０年代，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心目中，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完全是道德的化身，是中國人民的救世主，它們關心中國的經濟發展、人權、民主，一心希望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如果說它們與中國有什麼矛盾的話，那是與“中國的專制政府”的矛盾，這些矛盾是由於西方人關心中國人的福祉才產生的。然而，中國人逐步了解到，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他們吃驚地了解到，許多西方人擔心中國的經濟發展會與西方爭資源（如Lester Brown）、爭市場，害怕中國人如果過上富裕生活就會妨礙他們的奢侈生活；他們逐步認識到，一些西方戰略家與政治家想削弱中國並不僅僅是旨在削弱中國的“專制統治”，而是中國的強大本身就會使他們不安；他們也模模糊糊感到，關於“最惠國待遇”等問題，決不僅僅與“人權問題”有關，而是牽涉到美國的貿易利益。吳國光，一位曾被認為是親西方的趙紫陽“改革派”人士，在美國住了幾年並拿到了一個政治學博士後，卻認為：“對於美國輿論和戰略界來說，對中國的主要恐懼與其說是來自意識形態的擔心，不如說來自未來霸權興衰交替的憂慮。”［１４］

這是不是說明西方有什麼錯，或者說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認為西方有什麼錯呢？不能說明。中國人無權要求意大利的街上沒有小偷，也無權要求美國人不考慮怎麼多掙些中國人的錢。西方的行為沒有什麼特別不對之處，而是十分正常。問題在於中國在80年代對西方所抱的幻想過多，就象俄羅斯人一樣。幻想終將歸於破滅，於是便有西方光環的消褪和中國自我國家利益意識的覺醒。80年代中國人看西方，就象一個兒童看一個他所仰慕的成年人，充滿了幻想、崇拜與愛慕；而90年代，這個兒童長大成人了，懂得了那個成年人有種種缺點，有不那麼光明的一面，於是他就不再那麼仰慕那個成年人了，但這並不是說他就不能與那個成年人和平相處，甚至成為夥伴。但那個成年人必須理解，兒童終將長大成人，他必須與那個原來的兒童平等相處。然而，西方輿論對於所謂“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反感和攻擊，說明他們沒有理解這個兒童長大成人的自然和必然的過程，不切實際地要求那個今天已是成人的前兒童仍舊保持兒童期的仰慕和順從。可以預言的是，無論是西方人，還是中國的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對於“民族主義”的過度攻擊只會招致更為強烈的反彈。

中國是否會出現過度攻擊性的、狹隘的民族主義？當然有可能，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但是，中國目前並沒有出現過度攻擊性的民族主義，至少那種聲音是很微弱的。在民族主義方面所出現的變化是顯著的，但這只是從80年代的非正常狀態向正常狀態回歸。無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都將不得不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面對這種正常狀態。這就有個相互明智地相處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