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的時代到來之前，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是正當的。在當今世界上帝國主義和強權政治還在盛行之時，民族主義還具有正義性。

一、　民族主義根植於平等理念

民族主義根植於平等理念，排除叢林法則在人類社會中的適用。如果承認社會達爾文主義，民族主義就無從立足，如果所謂的美國民族主義具有正當性，則所有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都缺乏正當性。

即使從民族利己主義出發，也明顯需要區分正當的利己主義的合理界限問題，一個人的正當利益是需要以他人的正當利益為限度的，而且正當的利益比不正當的利益優先。所以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主義比西方的所謂民族主義正當。

和中國那些拼命為美國塗脂抹粉的精英主義者相比，西方最著名的策士亨廷頓則坦白得多，直截了當地宣稱“帝國主義是西方普世主義的邏輯必然”。實際上所謂的西方普世主義不過是“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的美化版，否認這一點的人特別是中國精英主義者，相信也並非出於無知和輕忽。

二、　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內在對立　

在精英與平民利益嚴重分化的發展中國家，指向“精英優先”的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與民族主義的目標，在國內和國外都存在着深刻矛盾。這就是老毛所指出的知識分子“軟弱性、依附性”問題產生的根源。

西方鼓吹“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民主主義”，其落實到社會現實中就是“精英優先”，而且在發展中國家也只可能是僅僅達到“精英優先”，而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或者說成是“在社會上中產階級占多數”）。因為共同富裕超過了資源和環境所能夠支持的限度，畢竟經濟增長不是可以無限制進行直到覆蓋所有人口，正是資源和環境決定了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人口，能夠在富裕和發達的狀態中生活。西方竭力扶持和拉攏中國的精英主義者，不是沒有道理的，精英主義者也不是和西方沒有利益共同點的。不僅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是中國精英主義者的最重要的思想來源，而且西方確實是真誠地與他們具有共同利益，精英主義者完全有理由信賴美國和西方，那確實是他們的救世主和最可靠的盟友，而中國民眾則不是。

所以精英主義者抨擊民族主義者反民主，應該說是具有理論根據的，而王小東先生認為受到冤枉，“我是贊成國內民主的”的辨詞，是王小東先生自己沒有認真理清自己的思路，“逆向種族主義”的概念過於簡單化和表面化，不能夠很好地概括精英主義者的思想實質。在發展中國家，許多精英主義者都具有反民族特點，這才是逆向民族主義產生的思想根源，是特殊的階層利益決定，而不是某種認識錯誤導致了這一偏差。

正是那些被艾奇遜稱為“民主的個人主義者”的群體，充當了西方“不戰而勝（尼克松曾以此命名過一本書）”的主力軍。房寧指出“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大衛科茲對蘇聯解體動力的調查：蘇共上層精英中，76.7％贊成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而普通公眾則只有17％贊成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因此，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蘇聯人民的意願。我對蘇聯解體的解釋是，蘇共上層精英大部分人贊成資本主義。他們與其他集團結盟，與黑社會、富翁、城市知識分子的一部分結盟。他們結成聯盟，奪取了政權，建立了資本主義。相映成趣的是，紀軍在書中也有類似的論述：‘在市場社會主義條件下，廠長經理等經營者在改革過程中逐步異化為一個有獨立利益的特殊的階層。這是東歐社會主義瓦解的極其重要而深層次的原因。’”　

三、精英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對西方利益的巨大支持

西方主張“精英優先”的發展道路，落實到實際中就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優先”的發展戰略，這一戰略與西方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高度一致。這一點目前還很少為人們所注意。從表面上看，工業化和城市化會導致與西方爭奪地球上有限的資源，但在實際中不可能作到，雖然中國具有巨額外匯贏餘，但是中國也沒有在國際市場上大規模採購能源的事實，就雄辯地證明了沒有技術壟斷地位、並在國際市場上獲取壟斷利潤的發展中國家，不可能與西方爭奪資源。　

由於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都必須從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開始，故所有的發展中國家最後發展的結果是產業結構重複，在國際市場上形成相互競爭態勢，最後以競爭性低價格向西方提供資源和勞務，在國際市場上以壟斷價格購買西方的所謂“高附加值產品”。發展中國家在產品結構上的雷同和形成相互競爭，不僅促進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獲取巨大低價利益；而且經濟上的相互競爭和疑忌，導致發展中國家在政治上的分化不能團結一致，發達國家的影響力本來就大，發展中國家的分化適足以導致發達國家各個擊破；而且由於在市場上可供選擇的產品來源多，發達國家得以利用貿易傾斜作為政治干預手段使用；而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和城市化中成長起來的精英階層，是西方價值觀和戰略利益的同路人，自動地為西方的利益和國際秩序長治久安服務。從經濟利益到戰略利益層面，西方至少可以從發展中國家的外向型工業化戰略中獲取四重好處，對西方國家貢獻最多的則是中國的改革開放。

中國最近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實際上為西方繁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首先中國以幾乎無限的人力來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世界市場上同類產品價格的急劇下降，並且可以斷定如果中國繼續實施這一發展戰略的話，則世界市場上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可望一直保持在目前的低水平上甚至進一步下降，其中受益最大的無疑是西方發達國家，受損害的無疑是我們的競爭者和戰略盟友－－－第三世界國家。

今天西方國家能夠輕易應付石油價格的暴漲，能夠輕易地向第三世界國家轉嫁石油負擔，與中國竭盡全力發展外向型產業結構有關，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機曾經導致西方世界發生滯脹（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當時飽受危機之苦承擔連帶責任的主要是美國的後院－－－拉美各國；而九十年代西方則對石油價格應付裕如。而與中國產業結構類似的東南亞國家則陷入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這決非偶然。

同時也應該理解：中國為什麼忽然陷入第三世界國家的深刻疑忌和排斥，失去了曾經擁有的號召力，一些國家對中國的排斥甚至超過了對西方的排斥，因為中國確實是讓他們經濟利益受損最多的競爭者。

四、　民族主義是進行心防建設的重要手段　

這體現在軍事戰略上，處於進攻態勢的一方和處於防守態勢的一方，在心防建設上的要求完全不同。由於處於進攻態勢的一方，通常具有裝備優勢和選擇權（即選擇戰爭手段或者和平，以及何時進行戰爭），所以無須常備不懈的戰備狀態，心防建設更是顯得多餘。而處於防守的一方則與此相反，必須進行心防建設，由於技術手段的差距，在戰爭準備上先走一步是必須的，做到“以有虞備不虞”。

毛澤東時代以社會主義埋葬資本主義的宣傳，對內可以達到抑制精英主義，對外能夠促進全民心防建設。　中國在古代就在軍事上存在着“步兵對騎兵”的劣勢，所以全民心防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古人常常提到的“華夷之辨”，就明顯具有這樣的作用。而顧炎武說“仁義充塞至於率獸食人”謂之“亡天下”，“是唯匹夫有責爾”，說明的也是同一個道理。

五、　民族主義的根本任務是必須確立“民族共同發展”的目標　

民族主義對外要爭取獨立發展的平等機遇，對內必須抑制肆無忌憚的精英主義，實際上歸根結底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共同發展。中國精英對全球化和民主化精英政治的賣力鼓吹，對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異乎尋常的偏愛，完全看不到任何對普通民眾利益的關懷，完全是走老蔣製造“革命形勢”的舊路。何清漣女士以道德批判為主要手段，呼喚體現“精英優先”的政治民主，其人文章不僅看不到絲毫學術良知，常常給人以“吃人的禮教”改頭換面又回來的感覺。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對外形成一致認識要容易得多，而對內實現利益協調就困難無比。今天中國的精英主義者完全漠視民眾的利益和願望，熱中於建立起“精英優先”的政治經濟體制，讓有限的資源無限制地向精英階層傾斜，足以剝奪普通民眾的生存權利。農民負擔問題已經叫了多少年，但現實卻是愈演愈烈，中國精英的頑固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實現民族主義根本任務的難題，不在於西方如何對待中國，而在於中國精英能否向普通民眾的根本利益進行妥協，實際上也是向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妥協，因為中國精英是沒有單獨發展的能力的。中國的發展必須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發展，而不是買辦精英與跨國公司的共同發展。

中國在社會中可以向精英階層進行分配傾斜，但是必須在不妨礙大多數人的基本生存和發展權利的前提之下。筆者認為，在中國社會的管理中，在工業和城市中應該可以適用西方的效率中心準則和經濟自由主義，給中國精英階層一個發展空間；但是在中觀層面上就應該向充分利用資源的目標傾斜；在宏觀層面必須實現成本分攤和利益輸送為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否則資源充分利用的目標就缺乏經濟上的可行性。精英無限優先和經濟自由主義的絕對化傾向，必須在中觀和宏觀層面上加以限制，而且是要給予比西方國家所限制的，施加更多更廣泛的限制。否則無法實現在有限的資源和環境容量限制下，實現民族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和中華民族的共同發展乃至生存。

總之在“人均資源少、環保壓力大”的現實中，中國實現現代化和富裕發達是一個虛而不實的美夢。無條件的精英優先，落實到中國現實之中，只可能是一部分人“超英趕美”，多數人輾轉溝壑間，如同老蔣時代的中國一樣。所以反對“兩極分化和畸形發展”對於中華民族來說，具有特殊的實現民族整合方面的意義。這也是今天中國民族主義的一項最艱巨的任務。　

六、　民族主義的刺激性問題　

有人認為選擇民族主義就是和西方對抗，實際上不選擇民族主義一樣是與西方利益有矛盾，正如一個著名的白人民兵的名言“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而著名的西方的戰略家西格爾宣稱“中國拒絕融入國際體系”，西格爾沒有明確告訴中國人的是：在西方刻意建立的金字塔型的國際體系中，中華民族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上才合適。對於富裕和發達的俱樂部，中國人顯然是不能夠破門而入的。　

而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者的壓制，已非一日，從洋務運動開始，所有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曾經經歷過西方的打壓，任何使中國前途呈現希望的政治勢力，都會遭到帝國主義者的打擊。帝國主義需要的是走狗，而且是最馴服的那一種。1913年，國民黨大佬陳其美領着幾個議員在上海滙豐銀行門口苦苦守侯幾個小時，試圖阻攔“善後大借款”的合同簽署，這一借款就是袁世凱用來準備對南方的戰爭的。袁世凱和當時的國民黨相比誰更能代表進步，對那些新式“文明傳播者”的無恥讕言，是非常容易證偽的。　

毛澤東非常深刻而形象地揭示了帝國主義者的嘴臉，提出為什麼“先生總是打學生”的問題。由於地球資源有限，我們又不幸地和那些奴隸販子和鴉片販子的後代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上，特別是由於現代交通和通訊的進步再也沒有迴避的可能。毛澤東曾經用景陽崗上的形勢做比喻“要麼把老虎打死，要麼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幻想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用的，所謂刺激和不刺激都是那樣，不會有根本的區別。

和平和共存是有可能的，但是需要爭取而不是等待恩賜，所以毛澤東始終準備着、並指出“中國人民兩樣都行，戰爭也可以和平也可以”。而且戰爭與和平的發球權不在中國人手裡，中國一向都是處於接發球的位置上，今天仍然如此，如果中國以落後的技術經濟力量，再不加以妥善應對，就存在着“被老虎吃掉”的現實危險。如果我們妥善應對，也仍然存在着“教會老虎不要以吃人為生”的困難和風險，必須凝聚全中國人民的堅強意志和不懈毅力來做長期努力，並聯合世界人口的大多數來共同努力，才有希望創造一個相互尊重、相對平等、長久和平與共存的世界。　

非常明顯的是：解除思想武裝的中國才更容易成為西方的獵物，因為在利益和風險的對比上，風險之小與利益之大不成比例，西方的決策意志甚少受到考驗；而建立起思想武裝的中華民族則是不可制服的，在利益和風險之間，風險的分量會急劇上升到西方難以忍受的地步，最終只有放棄。這明顯可以從中國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安全態勢變化過程中得到印證，從戴高樂的“五個世界”說和尼克松“五大力量中心說”中得到印證。　對中華民族而言，在所有可能的選擇中，解除思想武裝的逆向種族主義是最危險的。　

七、世界業已進入第二個核戰爭高危時期

實際上，今天的世界已經進入第二個核戰爭的高危時期。目前這一次核戰爭高危態勢，是由於常規軍力嚴重失去均勢和平衡造成的，均勢的喪失導致使用武力的傾向日益加劇，政治協商制度和聯合國的空心化一直伴隨着這個過程。對伊拉克和南聯盟的軍事打擊，就很好地凸顯了這種現狀。應該看到不是正義標準的變化而是均勢喪失導致了這樣的事件發生，對於中國人過去經驗而言，“人權高於主權”算不上是一篇多麼傑出的戰鬥檄文。　

正是因為常規軍力的嚴重失衡，所以核武器作為常規力量不足的“平衡器”（美國前副防長阿萊－阿斯平語）作用因而凸顯出來。1993年俄羅斯宣稱準備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並發誓要用核武器“反制侵略”。　第一個高危時期是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當時的核戰爭高危態勢，是由於蘇聯力量逼近美國霸主，並以實際行動發出挑戰而引發的，是一次“針尖對麥芒”的較量。在六七十年代的第一個核戰爭的高危時期，當時雙方執行的是“恐怖平衡戰略”，美蘇規劃的戰爭成效是要求“確保相互摧毀”，實際上是以“全面核戰爭”為主要特點（美國卡特時期曾經宣稱準備局部核戰爭）。正是因為全面核戰爭沒有贏家，所以反而在對壘的雙方中反而產生了共同利益，八十年代戈爾巴喬夫說人們“在核時代都處在同一條船上”。　

和第一次核戰爭高危時期的“全面核戰爭”不同，在九十年代的世界軍事戰略中逐漸地浮上檯面的是“局部核戰爭”。俄羅斯宣稱要以核武“反制侵略”，這個戰略的實質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對美國例外”，因為小小寰球除了美國以外，再不會有一個敢於侵略俄羅斯的國家。這個戰略的實施，等同於以“全面威懾”為基礎，立足於“局部核戰爭”以抵消美國的常規軍備優勢；是以冒全面核戰爭的風險為代價，解決一個永遠也無法拉平的常規軍備差距問題。　

尤其不應該忽視的是：由於全面核戰爭的特點，所以戰略啟動的門檻非常高，這也是世界終於安然度過那一個時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由於常規軍力失衡導致的軍事冒險極度提高，作為應對措施的局部核戰爭爆發的幾率大為提高，最終由此而引發全面核戰爭的可能性也要遠遠高於第一次核戰爭高危時期。　

俄羅斯和美國都已經啟動了向新時代進軍的步伐，而中國政府似乎還在彷徨和憂鬱之中，還顯得心有不甘和有所等待。俄羅斯的局部核戰爭戰略的調整，美國TMD和NMD計劃的出台，都是絕無可能逆轉的進程。老虎已經爪牙畢露並開始了追趕時間的進程，而我們的政府依舊還在尋尋覓覓，這是中國精英主義者的最大功勳，因為正是他們利用對政府決策所具有的無可爭辯的影響力，又為美國立了一功。

筆者也是主張“等效核威懾”戰略的，反對任何常規軍備上的趕超和追趕戰略，對中國而言常規軍備只能是保持必要為原則，中國需要以局部核戰爭戰略應付世界軍事變化後的新局勢。任何常規力量方面的趕超戰略，都將導致中國經濟發展戰略中心地位的嚴重偏移，脫離中國人均資源少的現實，不利於中華民族的發展和振興。等效核威懾戰略的實質非常古老，來源於孫子“置之死地而後生”，等效核威懾戰略就是要和中華民族的敵人比一比“誰更不怕死”。只有這樣的戰略安排，才能兼顧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和安全態勢惡化的現實。有關這一點參見拙文《從三峽大壩安全看中國必須實施等效核威懾戰略》。

從過去的經驗看，我們的敵人一向是“鐵多氣少”（志願軍戰士總結的經驗），我們沒有理由為此感到氣餒。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終於讓西方死心，承認必須和中華民族和平共處，從戴高樂到尼克松都形成了這樣的共識，這是我們不應該忘記的寶貴思想遺產。實際上正是美國的愚蠢的“絕對安全”要求，給中國和俄羅斯一個建立世界均勢的機會。在美國預備進行的新一輪軍備競賽中，輕率地挑起對原子彈的重視，美國愚蠢地失去了兩個大洋的屏障作用。要知道就常規力量而言，今天跨越大洋的攻擊力量仍然不具有經濟上的可行性。

基本上可以肯定，那些奴隸販子和鴉片販子的後代，想要和中國人玩戰略遊戲，還差了2000年涵養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