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為什麼要社會主義？

西方學人

[此文最初發表在《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的創刊號上。這刊物自稱是《獨立的社會主義者的刊物》，1949年5月創刊於紐約]

一個既不是專門研究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人，卻要對社會主義這個題目發表意見，是否適當呢？從一些理由來看，我相信是適當的。

首先讓我們從科學知識的觀點來考查這個問題。天文學同經濟學好象並沒有什麼根本的方法論上的差別：這兩個領域裡的科學家都企圖發現對一類範圍有限的現象普遍適用的規律，儘可能地弄清楚這些現象的相互關係。但實際上，這種方法論上的差別還是存在的。在經濟領域裡，由於所觀察到的經濟現象時常要受到許多很難分別開來估計的因素的影響，使得要發現普遍規律就很困難了。此外，從人類歷史上所謂文明時期開始以來，所積累下來的經驗——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決不是完全由經濟性質的原因所影響和制約的。比如，歷史上多數大國都靠征服別的國家而得以存在。征服的民族在法律上和經濟上自封為被征服國家的特權階級。他們壟斷所奪取的土地所有權，並且從自己的隊伍里派出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使社會的階級分化成為永久的制度，並且創立一套倫理準則(a system of values)，從此以後，人民在他們的社會行為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覺地遵守着這套準則。 但是歷史的傳統可以說是昨天的事；無論在哪裡，我們實在都還沒有克服索爾斯坦·凡布倫(Thorstein Veblen)①所說的人類發展的“掠奪階段”(the predatory phase)。可觀察到的經濟事實都屬於這個階段， 甚至我們用到別的階段上去。既然社會主義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克服並且超過人類發展的掠奪階段，所以處於目前狀況下的經濟科學就不能說明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

其次，指引社會主義方向的是一個社會—倫理目的。可是，科學不能創造目的，更不用說把目的灌輸給人們；科學至多只能為達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卻是由那些具有崇高倫理理想的人構想出來的，只要這些目的不是死胎，而是有生命的，並且生命力充沛，它們就會被許多人所採納並且向前發展，這些人半不自覺地決定着社會緩慢的進化。

由於這些理由，在涉及人類的問題時，我們就應當注意，不要過高地估計科學和科學方法；我們也不應當認為只有專家才有權利對影響社會組織的問題發表意見。 前些時候以來，曾有過無數這樣的論調，說人類社會正經歷着一種危機，它的穩定性已遭到嚴重的損害。這種情況的特徵是：個人對於他所屬的集體，不論大小，都漠不關心，甚至有敵對情緒。

為了說明我所講的意思，讓我在此講一件我親身經歷的事。不久以前，我同一位有才智的，並且是好脾氣的人討論了下一次戰爭的威脅，我認為下次戰爭會嚴重危害人類的生存，我說，只有超國家的組織才能防止那種危險。我那位客人卻無動於衷，而且冷言冷語地對我說：“您為什麼要那樣強烈地反對人類的絕滅呢？” 我深信，在短短一個世紀以前，還不會有人那麼輕率地講出這樣的話。說這話的人，也曾努力想達到自己內心的平衡，但無結果，並且多少已失去了成功的希望。這表示了在這些日子裡多少人所遭受到的痛苦的寂寞和孤獨。它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難道真沒有出路嗎？ 提出這樣一些問題是容易的，但卻難以給它們作出有任何把握的回答。不過我還是要盡力去試試看，儘管我非常明白，我們的感情和努力時常是有矛盾的、模糊不清的，不能用簡易的公式把它們表述出來。

人既是孤獨的人，同時卻又是社會的人，他企圖保衛自己的生存和那些同他最親近的人的生存，企圖滿足他個人的欲望，並且發展他天賦的才能。作為社會的人，他企圖得到他的同胞的賞識和好感，同他們共享歡樂，在他們悲痛時給以安慰，並且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只是因為存在着這些多種多樣的、時常相互衝突的努力，才能說明一個人所獨有的性格，而巳這些努力的特殊結合就決定了個人所能達到的內心平衡的程度。這兩種傾向的相對強度很可能主要取決於遺傳。但他最後表現出來的個性，它的形成主要取決於人在發展中所處的環境，取決於他們所成長於其中的社會的結構，取決於那個社會的傳統，也取決於社會對各種特殊行為的評價。對於個人來說，“社會”這個抽象概念意味着他對同時代以及以的所有各代人的直接關係和間接關係的總和。個人是能夠自己進行思考，感覺，奮鬥和工作的；但在他的生理、理智和感情的生活中，他是那樣地依靠着社會，以至在社會組織以外，就不可能想起他，也不可能理解他。是“社會”供給人以糧食、衣服、住宅、勞動工具、語言、思想形式和大部分的思想內容；通過過去和現在億萬人的勞動和成就，他的生活才有可能，而這億萬人全部都隱藏在“社會”這兩個小小字眼的背後。 因此，個人對社會的依賴，顯然是自然界的一個不能抹煞的事實——螞蟻和蜜蜂也正是那樣。可是，螞蟻和蜜蜂的整個生活過程，甚至在最微小的細節上也都是由遺傳下來的不變的本能所決定的，而人類的社會型式和相互關係卻是非常不固定的，容易改變的。

記憶力、重新組合的能力、口頭交談的才能，已在人類中間造成了一種不聽命於生物學上的必然性的可能發展。這種發展表現在傳統、制度和組織中；表現在文學中；表現在科學和工程成就中；表現在藝術作品中。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在某種意義上說來，人能夠通過自己的行動來影響生活，為什麼自覺的思考和願望能夠在這種過程中起着作用。 人在出生時，通過遺傳已得到了一種生物學上的素質，我們應當把它看作是固定的和不變的，這種素質包括那些作為人類特徵的自然衝動。此外，在他的一生中還得一種文化上的素質，這是通過交往以及其他許多類型的影響取得的。

這種文化上的素質，隨着時間的流逝而起變化，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個人同社會之間的關係。近代人類學通過所謂原始文化的比較研究告訴我們：隨着主要的文化范型和社會中占優勢的組織類型的不同，人類的社會行為可以相差很大。那些企圖改善人類命運的人就可以以此為根據，建立起來他們的希望：人類不是由於他們的生物學的素質而註定要互相毀滅的，或者要聽任那殘酷的、自作自受的命運來擺布的。 如果我們問自己，社會結構和人的文化面貌應當怎樣改變才能儘量使人類生活得到滿足；那麼，我們應當經常意識到，有些條件我們是無法改變的。如前面所提到的，人的生物學本性實際上是不會變化的。此外，最近幾個世紀來技術和人的發展所創造的一些條件，也已紮下根來。在定居人口比較密集的地區，要為他們繼續生存生產必需的物品，極細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產設備是絕對必要的。個人或者相當小的集團完全自給自足的時代——回顧起來，它似乎多麼地有田園風味呀——已一去不復返了。只要稍微誇張一點，不妨說：人類甚至在日前就已經組成了一個生產和消費的行星公社。

現在可以扼要地說明我們時代的危機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牽涉到個人對社會的關係。現在的個人比以往都更加意識到他對社會的依賴性。但他並沒有體會到這種依賴性是一份可靠的財產，是一條有機的紐帶，是一種保護的力量，反而把它看作是對他的天賦權利的一種威脅，甚至是對他的經濟生話的一種威脅。而且他在社會裡的地位總是這樣，以致他性格中的唯我傾向總是在加強，而他本來就比較微弱的社會傾向卻逐漸在衰退。所有的人，不論他們的社會地位如何，全都蒙受這種衰退過程。他們不自覺地做了自己的唯我論的俘虜，他們感到憂慮不安、孤單寂寞，並且喪失了天真、單純和淳樸的生活樂趣。人只有獻身於社會，才能找出那實際上是暫短而有風險的生命的意義。

照我的見解，今天存在着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是這種禍害的真正根源。我們看到在我們面前一個龐大的工商業界，它的成員被此在不斷地拼命剝奪他們集體勞動的果實，這種剝奪不是通過暴力，整個來說，而是嚴格按照法定的條例去進行的。在這方面，重要的在於認識到生產手段——那就是生產消費資料以及附加的生產資料所必需的全部生產能力——可以合法地成為，而且大部分已經是個人的私有財產。

為了簡便起見，我在下面的討論中，將把所有那些不占有生產手段的人統統叫做“工人”——雖然這並不完全符合於這名詞的習慣用法。生產手段的占有者有條件來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工人使用生產手段生產新商品，而這些商品就成為資本家的財產。這個過程的關鍵在於工人所生產的東西同他所得報酬(兩者都用實際的價值來計量)之間的關係。在勞動合同是“自由”的情況下，決定工人的收入的，不是他所生產的商品的實際價值，而是他生活的最低需要，以及資本家對勞動力的需求同為就業而競爭的工人數目的關係。甚至在理論上，工人的報酬也不是由他們的產品的價值來決定的；了解到這一點，是很關緊要的。

私人資本趨向於集中到少數人的手裡，這部分是由於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部分是由於技術上的發展和不斷增長的分工促使更大生產單位的形成，從而犧牲了較小的生產單位。這些發展的結果造成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它的巨大權力甚至連民主組織起來的國家也無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實的確如此，因為立法機關的成員是由政黨選出來的，而這些政黨要不是大部分經費由私人資本家提供，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們影響，他們實際上把選民同立法機關隔離開來了。

結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實上不充分保護人民中無特權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條件下，私人資本家還必然直接地或間接地控制情報和知識的主要來源(報紙、廣播電台、教育)。因此，個別的公民要達到客觀的結論，並且理智地運用他的政治權利，那是極其困難的，在多數場合下實在也完全不可能。 因此在以資本的私人所有制為基礎的經濟中，最常見的情況是以兩條主要原則作為其特徵：第一，生產手段(資本)是私人所有的，所有者以他們認為是最恰當的方式來處置它們；第二，勞動合同是自由的。

當然，在這個意義上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尤其當注意到，通過長期艱苦的政治鬥爭，對於某些行業的工人來說，他們已取得了形式上多少有點改善的“自由勞動合同”。但整個看來，今天的經濟同“純粹的”資本主義並沒有多大差別。 經營生產是為了利潤，而不是為了使用。並沒有這樣的規定：凡是有能力並且願意工作的人總有就業機會。“失業大軍”幾乎一直存在着。工人經常受到失業的威脅。既然失業的和報酬微薄的工人提供不出有利可圖的市場，消費品的生產就受到限制，結果造成巨大的經濟困難。技術的進步經常產生的是更多的失業，而不是使勞動負擔普遍有所減輕。追逐利潤，加上資本家之間的競爭，使資本的積累和利用不穩定，從而導致勞動力的莫大浪費，也導致個人社會意識的消沉；這我在前而已提到過了。 這種對個人的摧殘，我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最大禍害。我們整個教育制度都蒙受其害，人們還把誇張的競爭姿態教給學生，訓練他們對好勝喜功的崇拜，以作為他們未來生涯的一種準備。

我深信，要消滅這些嚴重禍害，只有一條道路，那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同時配上一套以社會目標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這樣一種經濟制度里，生產手段歸社會本身所有、並且有計劃地加以利用。計劃經濟按社會的需要而調節生產，它應當把工作分配給一切能工作的人，並且應當保障每一個人，無論男女老幼，都能生活。對個人的教育，除了要發揮他本人天賦的才能，還應當努力發展他對整個人類的責任感，以代替我們日前這個社會中對權力和名利的讚揚。

然而應當記住，計劃經濟還不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本身可能伴隨對個人的完全奴役。社會主義的建成，需要解決這樣一些極端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鑑於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怎樣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員變成權力無阻和傲慢自負呢？怎樣能夠使個人的權利得到保障，同時對於行政權力能夠確保有一種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註：①索爾斯坦·凡布倫(1857-1929)，美國經濟學家、作家和教師，長期任美國《政治經濟學》雜誌編輯。他是現代資產階級技治主義的創導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