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春看猴子社會影射毛左薄奴。毛奴和弱智對獨裁者威權的臣服和崇拜，反映的就是這種猴類和人類未進化時期的心態。

李長春《觀猴有感》全文：

　　今年4月中旬，我到河南省濟源市五龍口景區，觀看那裡的獼猴群。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第五次到那裡觀看獼猴群。

　　濟源市位於太行山南麓，分布着十多個野生獼猴群，被稱為“太行獼猴”，是我國緯度最北的獼猴群。

　　原來這裡只有1000多隻獼猴，現在已發展到3000多隻。上世紀90年代初，濟源市為發展旅遊業，開發了以看猴觀景為主要內容的五龍口景區。之所以稱為五龍口景區，是因為明清時期，人們開挖了廣惠渠、甘霖渠、廣濟渠、永利渠、利豐渠等五條河渠，引沁水灌溉農田，形成了五龍分水的態勢。景區管理部門聘請匡書明老人來調教猴群，供遊客參觀。前幾次去的時候，都是由“猴司令”匡書明老人陪同介紹。他是河南南陽人，是五龍口風景區的馴猴“鼻祖”。南陽人素有養猴、馴猴的習俗，不論是過去走街串巷的耍猴人還是現在海南島猴島的馴猴員，大多來自南陽。這次我到五龍口景區，得知匡書明老人已不在人世，聽後不勝唏噓。讓人欣慰的是，他的兒子匡三傲已經接過了父親的班，繼續馴化和照料這裡的獼猴群。通過幾次近距離的觀察，以及匡氏父子的介紹，我對獼猴的習性和組織狀況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同時也引發了一些思考。

　　在動物分類學上，猴子與人類同屬靈長類動物，是動物界中與人類血親比較相近的一個物種。從生物進化論的角度來看，人類是從古猿進化而來的，人類進化早期必然會呈現出與猴子等靈長類動物相似的某些行為特徵。因此，觀察猴群的生活習性，有助於我們深化對早期人類社會的認識。通過多次觀猴的啟發，一直在思考以下幾個問題，願請讀者賜教。

　　關於原始社會平均分配食物的問題

　　對於原始社會的分配問題，學術界普遍認為，由於當時生產力水平極端低下，沒有剩餘產品，沒有私人占有制，沒有剝削，社會成員平均分配勞動果實，於是得出了“原始社會平均分配食物”的觀點。這一觀點，最早出現在上世紀50年代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該書寫道：“當時原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極低，微少的食物是平均分配的，別的辦法也不可能。因為勞動產品只能勉強滿足最迫切的需要。假如原始公社有一個成員分得多些，超過每人平均應得的份額，另一個人就會餓死，因此，平均分配共同勞動的產品是不可避免的。”該教科書被翻譯成中文後，這一觀點被國內學者廣泛接受，成為描述原始社會分配狀況的主流觀點，並被當作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國內不少經濟學方面的教科書一直沿用這一觀點。但通過對猴群的觀察，對這一觀點很難苟同。在濟源觀看獼猴群時，匡書明老人曾經向我介紹，太行山的野生獼猴群，原來冬天沒有食物可吃，躲在山洞中過冬。後來開發成旅遊區，為便於遊客近距離觀猴，開始用紅薯、花生等食物吸引猴群下山，並用哨聲訓練猴群，每次提供食物時都要吹哨。經過觀察發現，每一次進食，都是猴王大搖大擺地下山先吃，其他猴子不敢靠前，等猴王吃足離開後，才敢上來揀吃剩餘的食物。如果發現哪只猴子不懂“規矩”，猴王就會對它進行嚴厲懲罰，其“特權”意識非常明顯。因此可以說，在猴群中並沒有產生公平正義的意識，更不可能形成公平正義的分配機制。通過這一現象可以推測，原始社會初期，在生產力低下和食物極為短缺的情況下，人們可能也很難遵從公平正義的原則分配食物，

　　只能靠強力來解決食物分配問題。即便是出現公平地分配食物的情況，也僅限於家庭或有血緣關係的氏族之中。關於原始社會的分配問題，恩格斯曾明確說過：“在實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農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這種公社一起或帶着它的非常明顯的殘餘進入歷史的)，相當平等地分配產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員之間在分配方面發生了比較大的不平等，那麼，這就已經是公社開始解體的標誌了。”儘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承認在原始社會存在着“相當平等地分配產品”的情況，但又認為，這種分配方式只存在於家庭或有血緣關係的氏族內部，不同部落之間不僅不會共享勞動產品，相反還經常為了爭奪食物而發生戰爭。

　　恩格斯說：“部落始終是人們的界限”，“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在沒有明確的和平條約的地方，部落與部落之間便存在着戰爭，而且這種戰爭進行得很殘酷，使別的動物無法和人類相比。”生產力發展水平越低下，生存條件越艱苦，人們之間的生存鬥爭就越殘酷。當時普遍存在的食人之風，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馬克思說：“在蒙昧期，俘獲的敵人是被吃掉的，在饑饉的時候連朋友和親屬也會被吃掉。”這表明，不僅在不同部落之間無法實現食物分配上的公平，即便是在同一部落之中，在食物短缺的情況下甚至會出現人吃人這種弱肉強食的現象，根本談不上公平問題。只有在物質財富相對豐富的情況下，人們的思想覺悟才能有較大的提高，才有可能樹立公平意識，才有可能實現所謂的“平均分配食物”。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把“平均分配食物”作為原始社會的普遍分配原則，而是將其嚴格限定在家族或有血緣關係的氏族內部，不能擴展到社會範疇。所謂“原始社會平均分配食物”觀點，很大程度上是後來的研究者們附加給馬克思恩格斯的。從馬克思主義關於物質與意識之間辯證關係的原理來看，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物質決定意識，社會生產的水平決定着人們的思想道德水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在食物極度匱乏的情況下，生存是第一需要，人們總是為爭搶食物而爭鬥，很難形成公平分配食物的機制，更難具有相互禮讓的道德素質。因此，不論從猴群的狀況來看，還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來看，在人類社會早期，是否真的存在一個平均分配食物的原始社會階段，值得我們從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去思考和研究，特別需要進一步加強考古實證工作。

　　關於母系社會問題

　　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人類社會早期，曾經存在過母系社會，女性的地位高於男性，在社會中占優勢地位，掌握着管理社會的權力。但通過對猴群的觀察，覺得這一觀點有待商榷。在五龍口獼猴群中我們發現，獼猴的社會屬性很強，每個群體由一百多隻猴子組成，並有一個猴王。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就是擔任猴王的無一例外都是公猴，它在猴群中地位最高，擁有至上權威。這從猴王的產生辦法就很容易理解了。猴王每四年換屆一次，參與競爭的也只有幾隻強悍的公猴，通過劇烈的廝殺，勝者為王。據匡書明老人介紹，從來未發現雌猴參與猴王爭奪的情況。這是因為，一個猴群要維持其生存和發展，就必須要占有一定的地盤和資源，就必須在強有力的猴王的帶領下與其他種群進行爭鬥，與其他猴群爭奪資源，與各種自然災害進行鬥爭。野蠻時代，是靠慘烈的拼殺產生群體領袖的。在這種情況下，雌性受自身生理條件的限制，不可能在廝殺中獲勝，更無法承擔起保護族群的責任，因而也就無法成為族群的領袖，甚至不可能參與競爭猴王的拼殺。這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婦女的解放必須以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為前提。在弱肉強食的野蠻時代，在搏擊廝殺的強力時代，是根本談不上婦女解放的。只有在生產力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婦女解放。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們應該更加準確地認識母系社會問題。我認為，母系社會的原則可能僅局限於家庭或血緣氏族範疇，很難擴散到整個社會領域。因為，原始族群的首領擔負着帶領大家與自然作鬥爭，與其他種群作鬥爭，守住領土，保護生存資源的責任，只有強悍的男性才能勝任。而在家庭中，由於當時實行的是群婚制，子女只認識自己的母親而不知道自己的父親，在這種情況下，婦女的家庭地位會比男子高，出現以老祖母為家長的家庭組織形式是完全可能的。但要把母系家庭擴展到整個社會範圍，認為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以女性為領袖的母系社會狀態，則是值得商榷和探討的。

　　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並沒有使用過“母系社會” 這一概念，也未曾把母系原則擴展到整個社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中認為，在原始社會早期，由於實行群婚制，曾經出現過母系家庭形式。他說：“只要存在着群婚，那麼世系就只能從母親方面來確定，因此，只承認女系。”母系具有兩個功能：一是確定家庭成員之間的血緣關係，二是確定財產繼承關係。但是，恩格斯認為，由於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沒有剩餘的財產可以繼承，因此，母系的功能只局限於血緣關係的確定上，超出這個範圍來使用母系就“不大恰當”了。他批評巴霍芬說：“他把這種只從母親方面確認世系的情況和由此逐漸發展起來的繼承關係叫做母權制;為了簡便起見，我保留了這一名稱;不過它是不大恰當的，因為在社會發展的這一階段上，還談不到法律意義上的權利。”[8]可見，恩格斯本人也是把母系限制在家庭之內，認為只是一種“家庭形式”，並未將其擴展到整個社會。同時，恩格斯通過對北美易洛魁人的研究發現，即便在母權制時代，擔任部落首領的依然是男性而不是女性。他說：“由於易洛魁人奉行母權制，因而酋長的兒子屬於另一個氏族，所以從不選舉前一酋長的兒子做酋長，而是往往選舉他的兄弟做酋長，或者選舉他的姊妹的兒子做酋長。”[9]因而，在 “母權制”時代，婦女並未承擔部落的管理責任。所以，認為母系社會女性主掌社會管理的大權，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和研究的。

　　關於人與動物關係的問題

　　過去，在傳統生物學課程中學到的是，人和動物的本質區別是人具有思維能力，而動物則沒有，動物只是靠條件反射來作出反應，即巴甫洛夫提出的第一條件反射和第二條件反射理論。也有一些西方哲學家認為，理性是人類所獨有的，是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根本標誌，如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等。通過對獼猴群的觀察，人和動物在有無思維能力上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只是思維發達程度的問題。比如，四年一次的猴王換屆，過去人們以為公猴爭奪王位與爭奪交配權是一回兒事。但實際上，爭奪交配權是在猴群發情期，一年一次，是生理行為，而爭奪猴王四個寒暑為一個周期，屬於“政治行為”，二者截然不同，後者已經超出了單純的生理需求，體現出公猴的思維能力和社會管理能力。在換屆時，參與猴王競爭的公猴將尾巴翹起來，以此方式報名，表示向王權挑戰，每次報名的有三四隻強悍的公猴，經過激烈廝殺，勝者為王。挑戰失敗了的公猴，便垂下尾巴，表示臣服，而猴王則時刻翹着尾巴。如果猴王被打敗，將被逐出猴群，猴王地位被新的勝利者占居。在猴群中，尾巴象徵着“權杖”，翹起尾巴就是在宣示權威，這也是一種高級的行為。可見，毛澤東同志講要夾着尾巴做人，其寓意是多麼深刻。猴王地位確立之後，擁有無上的權威，猴群成員都要聽從猴王的指揮。以上事例說明，獼猴已經具備了相當的思維能力，只是我們人類所知不多而已。因此，人與動物之間的差別，是思維能力大小、思維層次高低的差別，而不是有無的差別。很多高級哺乳動物，已經發展出比較高的思維能力，甚至能夠有目的有計劃地從事一些活動。正如恩格斯所說：“在動物中，隨着神經系統的發展，作出有意識有計劃的行動的能力也相應地發展起來了，而在哺乳動物中則達到了相當高的階段。”人與動物的根本差別在於，動物僅僅利用自然資源來滿足自己需要，而人則可以通過改造自然界來為自己服務，創造性勞動是人從動物界脫離出來的根本標誌。人與動物都是自然界長期進化的產物，都有生存發展的權利，我們應該從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高度，學會與動物和諧相處。

　　以上是我茶餘飯後的一點思考。如果能給對此問題有興趣的人一些啟發，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討，進一步正本清源，不斷深化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人類自身的認識，則吾願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