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年前在“與Microsoft微軟的初次交鋒”[1]中寫道：“我猶豫了好久，想到微軟的人應該都很聰明，也希望微軟能夠成為中國民權運動的同情者，最後決定不為難微軟。”“來日方長，我準備明年與微軟再交鋒。”今年3月28日，我再次向微軟提交略加修改的至2013年股東大會的人權提案，提議修改公司條例，成立人權委員會。

5月初，我接到微軟高級律師Kraus的電郵，表示希望有機會再次與我交流。我5月9日立即回復Kraus，介紹我3月20日完成的惠普股東提案[2]和5月23日將舉行的高盛股東提案[3]，希望能夠重複類似惠普的成果。5月22日，我再次與Kraus和微軟企業公民性高級主管Bross舉行了一個小時的電話會談。我說明因為去年沒有達到目標，今年只好重新開始，並批評他們去年7月接到我的撤回提案信後就中斷了交流。他們道歉“忘了”向我匯報，但強調說微軟實際上已經採納了我的基本要求，成立了“法規和公共政策委員會”。

在Kraus5月30日的電郵中，他明確地聲明：[In 2012 after you submitted this proposal for our 2012 Annual Meeting, we had an open and productive dialog about Microsoft’s human rights practices.  In addition to our face-to-face discussions, you reviewed and provided comments on Microsoft’s Global Human Rights Statement and the human rights section of our Citizenship Report.  Following these discussions, in July 2012 Microsoft reviewed its Board committee structure and established the Regulatory and Public Policy Committee.]（2012年你提交至2012年股東大會的提案後，我們就微軟的人權實踐舉行了公開和建設性的對話。除了我們之間的面對面討論，你還檢討和評論了微軟的全球人權聲明和我們的公民報告的人權部分。根據這些討論，微軟2012年7月檢討了董事會委員會結構，成立了法規和公共政策委員會。）[More specifically, one of the Committee’s duties is to review and provide guidance to the full Board about “the Company's policies and programs that relate to corporate citizenship, including human right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charitable giving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expenditures.”[4]]（特別地，委員會的一個職責就是向全體董事會就“公司的事關企業公民性政策和項目，如人權、環境可持續性、企業社會責任、供應鏈管理、慈善奉獻和政治活動與花費等”進行檢討和提供指導。）[Microsoft Regulatory and Public Policy Committee is precisely the committee that your shareholder proposal has requested we establish.]（微軟的法規和公共政策委員會正是你的提案要求我們建立的委員會。）看來，去掉對我去年的提案的誇大成分[5]，微軟確實在公司結構上實行了重大改進。我6月2日致函肯定這個進步，但同時指出公眾還沒有感受到微軟的政策變化，例如媒體多次報道了對Skype隱私保護不足的擔憂。

7月30日，我們三人再次舉行電話會議，Bross為蓋茨訪問中國沒有關注人權一事辯護，說那是以“蓋茨基金會”的名義，純屬私人行為，與微軟無關。我不認同，指出中國公眾讀到胡錦濤、習近平接見蓋茨的報道，不可能看成是私人行為，而主要聯想到微軟的中國業務。在討論由微軟、谷歌和雅虎發起的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實踐時，我不由得從自己的親身經歷，指出它已經被雅虎利用和誤導，所以我還勸導思科和英特爾不要加入。Bross感到意外，就離開電話，請來Vice President and Deputy General Counsel負責法律的副總裁Crown來解釋微軟在其中的政策和作用。Crown也解釋了以前的anti事件[6]，說微軟認為Bing留在中國更能促進中國的開放自由，也歡迎我的意見。他們進一步同意在舉行一次會議，另外邀請兩位公司的中國人律師來解釋公司的中國業務政策。我儘管不一定同意微軟的解釋，但確實感到他們的誠意。

8月5日，我與微軟的5位官員再次會談，我歡迎Shen先生和Ke女士的加入，簡單介紹自己的背景和動機。Ke女士提到微軟主辦的中美互聯網產業論壇，歡迎我的參與，我不想影響不懂中文的另外幾位，就說好會後再與她詳談，包括建議發布微軟的企業社會責任的中文介紹。Bross承認蓋茨訪問中國會見中國領導人，不能因為以“蓋茨基金會”的名義就說成純屬私人行為，他表示會把我的意見報告給蓋茨。Crown說微軟並沒有完全擁有Skype，不能單方面決定，但將會出台相關的政策，只是現在他還不能講。他們邀請我隨時可以交流，但定好明年1月（12月股東大會後）再舉行一次會議。8月7日，我收到Kraus寄來的快件，感謝我respectful and thoughtful富有尊敬和思想的討論，並表示期待我對公司人權政策和實施的對話和關注。

我判斷：我的主要人權關心和在中國做生意的正統性擔憂基本上傳遞給微軟了；雖然還有許多政策不能認同/接受，有必要改進，但微軟的人權政策以及開放的態度值得肯定；對於斯諾登事件引發的微軟與美國政府的關係等新問題，也需要確立一個交通的渠道，而不能一次到位；作為一個遠離公司總部的微小股東，我的基本戰略目的已經初步達成，就簽字同意再次撤回提案。

下一步，我揮戈指向今年的最後一個戰略目標：Oracle甲骨文公司。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3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