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的中國傳媒，出了兩位以反日大出風頭的名人。一位是湖南人民廣播電台經濟頻道主持人羅剛，因為在他主持的叩應節目《心靈之約》中堅持接聽冒充“日本人”“小原正太郎”的長沙居民梁少南的電話，並延長對話時間，大過一把“抗日英雄癮”後被電台開除公職。罪名竟然是為“侮華、反華言論提供了宣傳輿論的陣地”。

曇花一現的英雄羅剛，當然比不上央視大牌主持人水均益。在普遍使用筆名的中國互聯網上，水均益以真名先後發表《日本，聽我對你說》（以下簡稱《日》文）和《我來談高鐵》（以下簡稱《高》文）。公開主張“誰把日本給‘滅’了，誰就馬上會成為中華民族的英雄”和抵制中國高鐵引進日本新幹線。兩篇網文都被多家媒體轉載，並受到“愛國網民”的熱烈追捧，使水均益的人氣達到了他出道後的頂峰。水獲得二零零三年中國十大傑出青年稱號，單憑他對伊拉克戰事的採訪，是否能得到這個有強烈政治色彩的榮譽，不得而知。至少，借醉鬼之口要“滅”掉日本這種赤裸裸的納粹言論沒有給他的當選造成任何障礙，是一目了然的。何況央視的公開網頁上也刊載了《日》文，儘管央視有關部門說，那並不代表央視的觀點。

水均益以央視主持人的知名度在互聯網上呼風喚雨贏得滿堂彩，並不是偶然的。二零零三年，中國互聯網用戶數達到世界第二位。自九十年代以來一直活躍異常的極端民族主義言論從平面媒體走向了網絡，在匿名的虛擬空間裡大行其道。鄧小平於改革開放之初力主取消的“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無形之中在網絡時代復活，而且今勝於昔。九六年《中國可以說“不”》問世時，不少人還為其中“不要害怕打仗”的言論感到訝異；但是比起今天網上俯拾皆是的“東京大屠殺”、“滅掉日本”，豈不是小巫見大巫？

勿庸置疑，日本近年小步快跑走向“正常國家”，保守勢力在日本政壇的影響力增大，是中國網絡民族主義升級的重要背景。中國民眾出於民族義憤揭露日軍侵華暴行，對日相參拜靖國神社、遺留化武傷人、右翼份子篡改歷史等事件表達抗議，是正當合理的，也是筆者所贊同的。

令筆者擔憂的是另一種網上輿論，它基本可分為三類：

一、鼓吹日本威脅論和日本民族劣等論，煽動民族對立和軍事復仇；

二、假冒日本右翼份子，發表言辭激烈而品味低下的反華言論，或是發布編造出的日本人反華的信息，作為反日排日的口實。最典型的便是羅剛事件，以及“日本人吃嬰兒”等謠言。

三、雖然自身無法言之成理，卻以“漢奸”、“賣國賊”等大帽子對付一切不同意見。凡是對他們的“愛國主義”表示疑問，甚至只是對日本看法有所不同者，必以性詞彙或動物性詞彙侮辱之，格殺勿論。

這些言論中又包含着三種思想傾向，即：

一、把侵華戰爭中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等同於今天的日本人；把日本戰前對亞洲的侵略政策等同於今天日本的國策；

二、把日本國內一小部份右翼份子等同於大多數日本民眾；把右翼的極端言論等同於日本整體的民意；

三、把中日民間交往中由於社會制度、文化背景差異產生的摩擦作為政治事件炒作，如珠海買春事件、西北大學日本留學生下流表演事件、豐田車廣告事件、世界盃女排決賽轉播事件。

最近，針對這些狂熱民族主義言論，有人提出是否基於國家利益來區分理性愛國主義和狹隘愛國主義。這個提法固然是正確的，但是某些時候，一些貌似維護國家利益，作出擺事實講道理姿態、實則建立在錯誤的立論和錯誤的論據基礎上的文章，實質上卻起着煽動狂熱民族主義情緒的作用。這種假理性的欺騙性更大，例如水均益的網文，就有這個特點。

首先，在水均益眼裡，今天的日本政府和戰前的軍國主義政權完全是一回事。

　　水均益描述道：

回想去年（即２００２年——筆者注），朝鮮叛逃人員沖入日本駐華使館，日本政府誤判為中國武警擅自進館抓人，當時日本全國討華之聲無處不在。日本自民黨某派系頭目，在國會發言時這樣說“如果是在幾十年前，這就是戰爭的開始！”這段話被日本各大電視台反覆播放，朝日、產經、東京、共同社等報紙把這句話引用頭版頭條。當時川口外相照會中國駐日大使，當時武大偉大使到場多時，川口怒沖衝過來，指着坐在沙發上的武大使，足足訓責（應為訓斥）了兩分鐘，然後拋出一句“如果中國政府不把這件事處理好，會有讓你們覺得非常嚴重的後果！”。然後不等武大偉大使說話，就轉身而去。這個場面被ＮＨＫ全面報告。這是在日本和平憲法為構架下的政府和人民呀。（《高》文）

首先，水均益引用的那句“戰爭開始”的狂言是自民黨參議院國會對策委員長鴻池祥肇所說（他並不是什麼派系領袖，而是一名向來喜歡以極端言論吸引媒體注意的政客——筆者注）。日本傳媒雖有報道，但是筆者查閱朝日、產經和東京新聞當時的版面，沒有一家是“引用作頭版頭條”的。而且，出身新華社的水均益當然應該知道共同社是一家通訊社而不是報章，哪裡來的“頭版頭條”呢？

不過，水均益最不可原諒的錯誤，乃是把鴻池關於戰爭的狂言與日本外相川口向中國駐日大使武大偉抗議的場面“粘和”在一起。川口原話的“嚴重後果”本來指的是“嚴重損害日中關係”，而不是兵戎相見。但是經過水均益的剪裁，仿佛是日本要對中國宣戰。假如真是如此，中國政府至少要召回大使，甚至與日本斷交，今天的現實也根本不是這個樣子！

日本在瀋陽領事館事件中對中國表現出異常強硬的姿態是事實，但是其中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日本拒絕接收難民的國家利己主義由於攝像機的鏡頭暴露在世人面前，感到惱怒。日本外務省的駐外機構與當地負責守衛的警方在難民進入的問題上實際上有默契，中國武警驅逐北朝鮮難民是符合日本外交官期待的。儘管日本強硬派也不願意接受難民，但是他們唯恐外務省對中國不強硬，便以此為藉口要撤換外相和駐華大使，外務省迫於壓力以高調炒作“中國武警違反維也納公約”來掩飾自身的尷尬。這就是瀋陽領館事件的背景。而水均益作為一個熟悉國際事務的新聞工作者，卻把這一事件寫成軍國主義要藉機挑起侵略戰爭的象徵，並拿來煞有介事地矇騙國內網民。

　　水均益還道：

我來告訴大家，座（應為坐）落於神代川（應為神奈川縣橫須賀市—筆者注）的日本陸軍大學（日本稱為防衛大學校，負責培養海陸空三軍軍官，不是單一兵種的大學——筆者注），其作戰假想敵就是中國。前段時間這個大學還有招生的廣告，裡面有這樣的鏡頭和介紹。這麼多年在西方國家唱得很響的中國威脅論就是日本最早散布出來的。（《高》文）

筆者看到過防衛大學的招生廣告，但是其中並沒有任何關於假想敵的言辭。水均益沒有詳細寫出防衛大學的招生廣告到底有什麼樣的鏡頭和介紹，卻冷不丁冒出一句“其作戰假想敵就是中國”，給讀者造成日本連招生廣告都是要為侵略中國招兵買馬的印象。

日本國內、尤其是軍方有一些主張中國威脅論、把中國當假想敵的人，但是中國和日本首先是邦交國。兩國的軍方高級將領時有互訪，而且防衛大學準備接收來自中國軍隊的留學生，中國海軍艦艇也早就醞釀訪問日本。隸屬於防衛廳的防衛大學校若是明目張胆在招生廣告中稱中國是假想敵，連幾個日本留學生的低俗表演都能驚動的中國外交部門怎會一言不發？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到了文章的後半部份，“假想敵”又變成了北朝鮮。水均益指責“日本媒體鋪天蓋地，每天都對北朝鮮的妖魔化報導，和被畸型（應為形）誇大的朝鮮導彈危脅”。不懂日語的水均益是怎樣讀懂報道的，無從得知。實際上這幾年日本人所寫的北朝鮮報道，並不比中國遊客、甚至李希光這樣代表“政治正確”的前新華社記者關於北朝鮮的描寫更“妖魔”。如果朝鮮導彈不是對亞洲和世界和平的威脅，中國政府為什麼會力主召開六方會談解決朝核危機？水均益如此撰文，到底是真的對國際問題無知；還是以為只要能把日本寫成軍國主義強盜，信口雌黃也無所謂？

水均益還寫了一句連小孩都能看出破綻的話：“日本自衛隊制定偷襲北朝鮮的方案，也沒有日本政黨和民眾團體提出反對。這是富了就不想打仗嗎？”日軍當年曾偷襲過珍珠港，事前神不知鬼不覺。難道世上會有一個如此呆傻的國家，會制定一個“偷襲”方案公布給民眾徵求意見嗎？至少水均益都知道的方案根本也算不得“偷”襲了。

既然論據是一些七拼八湊、經過歪曲的事實，那也就可想而知，水均益能夠提出何種論點。《高》文的主要用意在於反對中國引進日本的新幹線技術，他反對的理由有二：一是主要的承包方三菱重工是日本的軍工生產企業，讓三菱重工靠京滬高鐵賺錢等於幫了日本軍火商的忙；二是建京滬高鐵需要向日方提供沿途的地質勘探資料，等於把東南沿海的重要情報拱手交給敵人，一旦發生戰事，後果不堪設想。

水均益這種貌似憂國憂民的評論，究竟是不是真正在考慮國家利益呢？水的出發點是：中日兩國的利益就是衝突的，中國要隨時準備打仗。其背後隱藏着刻舟求劍式的觀點：日本是一個虎視眈眈的軍國主義國家，中國是一個積弱積貧的東亞病夫。按照他的邏輯推論下去，德國和法國的技術其實也要不得，因為這兩個國家在歷史上也曾侵略過中國，而且至今連日本那句“假惺惺”的道歉都沒說過一聲。生產機車車輛的企業都有可能同時兼有生產軍火的背景，法國的軍火商數年前還把戰鬥機賣給台灣。再說，中國東南沿海的地質資料只要到了外國人手中，都難保不被侵略中國的敵人獲取。中國還是關上國門，回到自力更生修成昆鐵路和紅旗渠的時代最保險。

只要看一看近二十年來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是因為閉關鎖國、夜郎自大，還是由於改革開放、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就能得知水均益的荒謬。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就是因為他看到了向先進工業國學習、增強國力才是保證國家安全的根本，而自稱愛國的那些口水大王卻在重複着晚清遺老的思維軌跡。我們不妨回想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帝國主義列強長驅直入侵略中國，難道是因為中國的大門關得不嚴？或是因合夥修鐵路被敵人竊取了重要情報？

既然水均益自稱“在日本呆了一年”，擺出“日本通”的姿態，那他該知道日本的間諜衛星技術已經達到何等精密的程度（這在日本已是公開的資訊）。日本若真想要獲取中國的地質情報，還用得着繞新幹線的大彎子嗎？

水均益和多數愛國網民不同之處，還在於他善於“剪裁”中日兩國的民調結果來證明自己的觀點。請看：

剛才正在看日本ＮＨＫ電視台的一則調查，日本支持海外永駐式派兵的民眾，在１９９０年，只有１８％，但今年是４６％。另有３１％的民眾認為不支持但也不反對；１１％的民眾認識（應為認為）亞洲國家會反對，可能會影響日本經濟和國家關係，覺得有些不妥和害怕；只有１２％的人明確反對。這是怎樣的轉變？我不必多說。（《高》文）

筆者查閱了ＮＨＫ的有關記錄，得知這次調查的內容是針對“海外派兵”的永久性立法，而非“永駐式派兵”。因為受到《日本國憲法》的制約，日本戰後幾次派自衛隊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都要國會臨時討論、制定法令才能獲得法律依據，所以近年來日本政壇的保守派一直想將海外派兵法制化、常規化。但是這與“來了就不走”的永久駐軍根本是兩個概念。水均益是由於日語不過關鬧出此等誤會，還是蓄意偷換概念，只有他自己心裡清楚。

把日本國內一小部份右翼份子等同於大多數日本民眾；把右翼的極端言論等同於日本整體的民意，是水均益網文的第二個特點。為了證明日本人的“醜陋”，水均益使用了中國國內調查的結果：

一九九七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年。這一年的年初，《中國青年報》做了一次名為“中國青年眼裡的日本”的大型讀者調查。調查的結果是觸目驚心的。在被調查的十萬多青年讀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三點九的讀者認為“日本”兩字最容易使他們想到的是“南京大屠殺”　，這在多達十五個選擇中位居榜首。被問到“你心目中的日本人是什麼樣”的時候，最高一項選擇的是“殘忍”，占百分之五十六。

且不說用中方的民調來證明日本今天的民意是否客觀公正，既然水均益喜歡引用民調，筆者也願意向各位網友介紹一下ＮＨＫ於２０００年５月公布的民調結果：日本國民中承認當年的戰爭是侵略戰爭的比例為５１％，不承認是侵略戰爭的人只有１５％。

還有一個實際的數字，就是２００１年通過了文部省檢定的代表右翼史觀的扶桑社版教科書（這是通過檢定的八種教科書中的一種），在日本全國的中學裡，採用率不及百分之一。之所以如此，是由於各地教員工會和學生家長團體自發組織了抵制右翼教科書的請願運動，使篡改歷史的右翼學者慘遭失敗。

筆者還可再舉一個例子。２００３年４月，南京大屠殺過程中“百人斬”一案的兩名戰犯的遺屬狀告揭露此事的日本作家本多勝一。其中戰犯向井敏明的女兒向傳媒訴苦說：由於本多“污衊”了她的父親，不僅丈夫以她是“殺人犯的女兒”為由離婚，周圍的人也對自己冷眼相看。假如日本的一般民眾像水均益描述的那樣認同右翼的主張，戰犯應該被視為英雄，他的女兒應該受到格外尊重和愛戴才對，何至於受到如此冷遇呢？

水均益完全可以通過與央視有多年合作關係的ＮＨＫ獲取有關資料，得出接近事實的結論。何況，中國大學生的日本觀與日本的實際情況反差如此之大，正說明中國媒體在報道日本的問題上存在偏頗，需要改進。但是他不屑於這樣做，原因就在於他寫文章使用的是演繹法。不是在分析歸納客觀事實的基礎上得出結論，而是用歪曲事實的低劣手法來證明他的預設立場。央視的名牌節目《焦點訪談》標榜“用事實說話”，而憑主持這個節目成名的水均益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真是一個絕妙的諷刺。

　　水均益還作出一付權威新聞評論員的姿態，稱：

日本天皇在日本國民心中的神聖性無法改變，日本右翼民間團隊越來越受到日本國民的“理解”。日本各大政黨中右翼勢力的崛起，是推動海外派兵和有事法案的原動力。（《高》文）

眾所周知，當今的日皇只是日本的國家象徵，並不掌握任何政治權力，不參與任何政策制定，也不可為政治勢力利用，與戰前大權總攬的昭和天皇有着極大的區別。現任天皇明仁從皇太子時代起至今從未涉足靖國神社，便是一個例證。在日本青年一代眼裡，皇室雖然應該受到尊重，但並不是崇拜的對象。儘管右翼分子宣傳其主張時要兜售“皇國史觀”，但是說天皇本人支持了右翼分子或是推動了海外派兵，是毫無依據的。水均益說日本右翼民間團隊受到日本國民“理解”，不知有何依據。最近一個號稱“建國義勇軍”的右翼團體因涉嫌暴力恐嚇不同政見者而遭到警方一網打盡，所有主流傳媒無論左中右一致叫好，並揭露該右翼團體與一名國會議員的關係。這也算是右翼受到日本國民“理解”嗎？

以偏概全、泛政治化地解讀水均益個人與日本人交往中發生的不愉快，是水均益文章的第三個特點。在他的眼裡，成田機場某女職員和大阪某出租車司機的無禮，都證明了日本民族的傲慢和劣等（《日》文），在此且不論他在談及這兩件事時有無誇張和虛構；以及是否像前文所述的那樣，為了證明自己正確剪裁了事情的經過。單是以兩個人的言行來涵蓋一個民族，在邏輯上就是站不住腳的。

作家韓少功曾作過這樣的比喻：“一個作惡的外國人，可能同時是一個男人，一個高個子，一個Ｂ型血者。為什麼我們不會因此而遷怒和連坐所有的男人、高個子、Ｂ型血者，卻獨獨要求所有的外國人為個別人的惡行承擔罪責？”（《超越民族》，《環球時報》２００４年１月２日號，第１５版）

中國媒體經常披露，中國的航空公司誤點和取消班次時慢待旅客，工作人員還強詞奪理；中國的出租車司機宰客或是拒載。如果這也成為中國人“劣等”的理由，水均益肯定是不會答應的。既然中國人反對外國人因為個別同胞的惡行而歧視和誣衊中華民族，那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應該是起碼的道德準繩。對人對己採取雙重標準，才是真正的狹隘和醜陋。

可惜，水均益的雙重標準在他的網文中暴露無遺。日本人把英語當必修課和參加“西方七國集團”都是崇洋媚外，是蔑視亞洲國家的表現。那麼請問中國的中小學把英語當必修課，還有水均益本人大學選擇英語專業，中國青年漏夜排隊趕考托福、雅思，算不算崇洋媚外？作為國際記者的水均益應該知道“西方七國集團”中的“西方”不是地理概念，而意味着“主要發達工業國”，日本參加該組織是由於其經濟大國的地位。照水均益的邏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否也是崇洋媚外、不屑於和第三世界的窮哥們為伍？

水均益網文中的邏輯錯誤，不需要高深的知識就能發現，但是由於其煽動性更加引人注目，邏輯的疏漏往往會被忽視。水作為擁有數億觀眾的央視主持人，他的網文即使只代表他的個人觀點，也不可避免地處在職業造就的話語霸權延長線上。他關於日本的種種描述和評論，對於了解事實真相的人來說漏洞百出；而對於本來就對日本現狀缺乏了解的絕大多數網民來說，卻是既刺激又解渴，與那些匿名文章相比，具有更大的“權威性”和煽動性。

水均益對日本有極大的反感，當然有權利來表達他個人的感受，我們也必須尊重和捍衛他表達意見的自由。不過，表達感受和以愛國的名義煽動仇外主義是兩個概念。水均益曾經到當今世界上民族矛盾最激烈的中東和波黑採訪，他親眼目睹過民族仇視和衝突造成的災難，理應比我們這些天天生活在和平之中的人更懂得這樣的道理：一個睿智的民族只有把理性化解民族矛盾當作文明責任，才會為自身迎來光明的未來。排外只會阻礙自身發展，復仇只會把自己推向毀滅的邊緣。假如親歷中東和波黑的硝煙的水均益能夠冷靜地總結這些悲劇，把理性的思考帶給中國觀眾，那一定比給薩達姆、阿拉法特和米洛舍維奇塗脂抹粉有益於中華民族。

水均益曾經發表過一篇揭露深圳野生動物園殘害珍稀動物的文章，吹噓他如何動員《焦點訪談》的攝製人員，將少數利令智昏的經營者拉到鏡頭下曝光。水均益稱深圳野生動物園是個“動物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將殘害珍稀動物者形容為納粹分子。那份對動物的愛心很讓人感動，從中也可以看到水均益對納粹是很痛恨的。可是，當水均益在《日》文中寫下“誰把日本給‘滅’了，誰就馬上會成為中華民族的英雄”，並在文章末尾再次強調時；難道就沒有意識到，這是典型的納粹言論嗎？

當年的德國法西斯，不就是把對猶太民族的種族滅絕行動視為英雄行為嗎？日本侵略者不就是把屠殺中國和亞洲人民的野蠻行徑看作帝國軍人的最高榮譽嗎？暴力復仇決不是中華民族的光榮，而是把敵人的卑鄙當作自己卑鄙的通行證，是徹頭徹尾的無恥。不要忘記玩火者必自焚，人類歷史已經證明：凡是把滅絕其他民族當作榮譽的民族，首先會把自己推向覆滅的邊緣。今天，水均益藉助互聯網推銷如此危險的言論，無異於要把中國推到懸崖邊上而後快。這位“中國傑出青年”究竟是愛國，還是誤國、害國？

在此還要給中國央視提個醒。即使在水均益認為“可恨”、“張狂”的日本，一個新聞節目主持人，哪怕不是半官方的ＮＨＫ，而是民間電視網的主持人；若是公開發表與水均益類似的納粹言論，不但會被免職，還要被迫公開道歉。電視台的公開網站也決不會登載有納粹言論的文章。既然你們的節目每天在宣傳中國要和平崛起的理念，要批駁中國威脅論，不覺得你們的公開網站刊載這樣的文章是自相矛盾嗎？你們如果不想做得比你們厭惡的日本更糟，不想給國際上那些反華仇華的人提供藉口，就請儘快採取實際行動。亡羊補牢，尤未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