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強合弱和抑強扶弱──釣魚島事件的地緣政治背景雜談

幾千年來聞名中外的孫子兵法講的大都是兩軍相爭，事實上人類衝突中很少有如此簡單的二元遊戲，在錯綜複雜的多方現實政治中孫子兵法的應用不免有限，開皇元年（西元581年），楊堅創隋，面臨因周，齊之爭坐收漁利而暴發的突厥帝國的強大威脅，奉車都尉長孫晟上書分析戰略：

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

將一個並不新鮮的原則歸納得簡單明了，可謂千古名言。長孫氏並身體力行，依靠他的鮮卑背景（托跋鮮卑語屬於古突厥語一支是許多專家的結論）在突厥內部大力離強合弱。根據著名法國漢學家沙畹 Edouard Chavannes，東、西突厥分裂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都得歸功長孫晟這一戰略的運作。如是，“代北子孫”長孫晟稱得上世界上最偉大的地緣戰略專家之一，歷史作用不在百代兵法之祖孫子之下。幾十年後唐太宗李世民平定漠北，雄視中亞，對其傑出政治軍事成就，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其中老丈人長孫晟的“家學淵源”和篳路藍縷?

縱觀世界歷史，無處不見這一離強合弱（或抑強扶弱）原理的運用。就拿美國為例，當年獨立戰爭，法國大力襄助，其用意即在“合”北美殖民地之“弱”以“離”大英帝國之“強”。八十多年後美國內戰，英法剛在克里米亞戰爭大獲全勝，見獵心喜，乃同心扶植南部之弱以離合眾國之強，南方政府更在倫敦、巴黎分別設有如同台灣今日在華盛頓一樣的正式“代表處”。如果1863年七月初北方不在關鍵的Gettysburg 一役取勝，英法即將公開捲入，合眾國便得體會兩三年前（文宗顯皇帝咸豐十年）大清被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強奪九龍的滋味，南部也將得到英法正式承認而奠定美國“南北朝”之大局。南方良將 Robert E. Lee 清楚知道這一前景，只是力不從心，痛失良機，從此形勢急轉直下，“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美國內戰過程對台海兩岸未來關係之啟迪，筆者將來有另文述評。）

就眼前來說，便有前南斯拉夫之例，君不見德國（以及對“斯拉夫威脅”防患於未然的其他勢力）離塞爾維亞之強而合克羅地亞，穆斯林之弱?北約的“東進”也是要趁蘇俄之強被離之機合原蘇聯衛星國之弱以免俄國日後捲土重來。

在筆者看來，這次釣魚島事件的真正要點是其中反映的國際“大氣候”：

中國的崛起和亞洲（至少東亞）向其幾千年來的傳統政治秩序的回歸。

毫無疑問，在由中國支配的這個傳統秩序下，日本充其量只能扮演配角。過去一百餘年來東亞的動盪和災難，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對這一傳統秩序的破壞，而由日本這個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的島國來支配亞洲的惡果。

儘管歷史事實和力學常識都表明上述傳統秩序將導致亞洲的長久穩定（至少穩定平衡），然而一個強國的新興（其實是復興）和國際均勢的重組卻永遠不會受現有列強歡迎，尤其對美國而言，在當今東亞這種不穩定均勢中獲益巨大。釣魚島局勢的突變，便是當今亞洲地緣政治新遊戲──美國離強合弱戰略──的一個自然組成部份。

筆者並不是要刻意降低釣魚島事件的嚴重性，如果處理失當，此事完全可能導致第三次中日戰爭（或其過早爆發）。筆者只是指出這一局面在美國戰略之下的必然和其他一些不難預料的發展，以及美國這種地緣戰略的歷史淵源。

離強合弱固然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但具體講來，美國的亞洲戰略可以說師承當年英國的歐洲大陸政策。在普魯士崛起之前，英國的國策是歐洲大陸上絕不能出現一個支配性力量來威脅其世界霸權。英國對法國革命新政權的態度便是實例：拿破崙以“自由、平等、博愛”為號召，解放受壓迫的猶太人，一時有橫掃全歐以及中東之勢，對英帝國形成嚴重威脅，引起英國全面反擊。然而普魯士的崛起打破了英國長期維持的歐陸無老大的局面，英國由此被迫聯法抑德，與美國現時的扶日制華戰略如出一轍。

我們先回顧一下百年來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

在甲午第一次中日戰爭時，與日本相比，中國尚被視作大國，根據韓國旅美某歷史教授的研究，英美軍艦曾在朝鮮水域襲擊中國水師，以收抑強扶弱之效，此事尚待進一步求證。但是美國政要 John Watson Foster （1836-1917; 1892-93 任國務卿，弘揚本國霸權，退職後赫然成為大清“顧問”。此公即五十年代國務卿和中情局局長杜勒斯兄弟之外祖）極力促成割台以“離強合弱”，史證鑿鑿。

在第二次中日戰爭初期，雙方強弱之勢已變，故美國在表面中立之下支持弱方：羅斯福讓陳納德招募現役軍人（保留軍職軍銜）組成志願飛虎隊（珍珠港事件後正式成為美軍第十四航空隊）。

二戰後國共之爭，美國支持國府，其國際戰略考慮顯然是扶“弱華”以抑“強蘇”。其後美國在亞洲捲入的兩場戰爭固然有意識形態背景，但是抑制一個與蘇聯結盟的中國的強盛是其地緣政治因素。

中蘇交惡乃至軍事對峙之後，強弱之比顯然，美國對華政策於是急轉。1969年，在地緣政治高手 Richard M. Nixon 任上，美國拒絕了蘇聯聯合進攻中國大陸的建議，並警告蘇聯：若對中共有軍事行動，美國不會袖手旁觀。毛、周因此決定加入美國領導的反蘇大同盟。阿富汗金牛月政變後，蘇聯勢力中天。然而自此起美中反蘇同盟卻節節勝利，直到蘇聯崩潰。

蘇聯瓦解是中美結盟抗蘇後國際政治局勢又一次劇變，與此相關的是經濟改革後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迅速增長，在國際政治家眼裡，如果沒有意外發生，則中國的崛起將成為必然。在此形勢之下，美國對華政策隨之又一變。

然而這種招數變化完全不出離強合弱傳統原則，其最明顯的體現便是美國在大陸─台灣和中國─日本關係上的政策變化。但在討論這兩點之前，我們來看一下美國離強合弱/抑強扶弱戰略的其他動作：

越南：不管美國國會數次提出的交代失蹤士兵的要求和其他素怨，河內“堅持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的調門也不比北京低，“越戰逃兵”Clinton卻匆忙與之建交，而美國國內右派並無異議，原因無他，抑強扶弱乃國家利益所在，舊恨自然一筆勾銷，更罔論意識形態。

外蒙：這個一直被美國忽視的內陸國（華盛頓1961年勸國府在安理會不再否決外蒙加入聯合國，但直到1987年才正式承認外蒙，次年方與烏蘭巴托建交）突受山姆大叔青睞，決定大力幫助外蒙實現“軍隊現代化”。中國兩千年傳統的“北方安全問題”，在清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九年（西元1690年）烏蘭布通戰役和三十五年（1696）年昭莫多大捷之後終於徹底解決，瀚海十盟，事同一體，成為華北屏障，外蒙“獨立”後又告喪失：從內蒙（六盟）外蒙（四盟）之間邊界一路直到燕山山脈無險可守，因此中蘇交惡時蘇軍坦克可以揚言兩星期內直搗京津，五角大樓當年對此進軍計劃顯然不乏沙盤模擬，故有今天抑強扶弱之議。

土耳其：蘇聯解體之後，一度殘花剩柳的泛突厥主義時來運轉，筆者曾有一文介紹其來龍去脈和美國在對土耳其“發揮區域領袖作用”的大力支持，關鍵戰略考慮之一便在於所謂東突厥斯坦。近來美土關係雖不如幾年前熱火，但從新疆新近的暴力事件來看，未來中土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說法並非天方夜譚。

南亞：反蘇大同盟期間，面對蘇印“軸心”和阿富汗問題，美國大力扶植巴基斯坦，對其核計劃也睜眼閉眼。然今非昔比，強蘇不再，巴基斯坦已有實際核能力，軍事實力已不在印度之下，又和中國關係密切，不能繼續“扶弱”，美國馬上對巴另眼相待。

最能說明美國既定戰略的無過於台灣問題。中共年初的舉動效果見仁見智，姑且不論，事情的導火線顯然是美國食言而肥，讓李登輝訪美。大陸台灣之爭，說到底是中國內戰的延續。然而美國並不如此看待，美國報紙視台灣為一國家，謂南沙為六國之爭，釣島為三國糾紛，且直呼李氏為台灣總統（此稱連李氏本人都不敢自用）。然而從地緣政治來講，此乃離強合弱戰略之經典運用，美國何能例外。此事之“悲哀”是當代摩西之流並未認識到美中日之間的實力消長，太平洋豈是紅海可比?而台灣問題並非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酣睡，而是發展“藍色海洋文明”之生命線，如今不圖北向進取，在大陸發展中分一杯羹，到頭來芬蘭化都將欲求不得。

總而言之，不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美國在東亞的地緣戰略必然是離強合弱和抑強扶弱，這是美國國家利益所在，不以意識形態和人的意志為轉移。在此前提下，釣魚島問題之重新爆發，可以說是必然之事。

這就回到筆者前面所講的國際大氣候：自從九十年代起日本所謂泡沫經濟真相呈露，至今未能真正復甦，而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顯示東亞正在向其傳統政治秩序回歸，隨着時間的流逝，日本相對中國的地位只會越來越弱，正如英國在德國崛起之時支持弱國法蘭西一樣，Clinton此時加強日美安全合作正是抑強扶弱原則的精確運用。

一百年來，日本欠中國實在太多，而二次大戰結束以來中國的奇特歷史使得日本至今逃避了對這筆欠帳的責任，二十幾年前美國在越戰中的困境又給了日本天賜良機重占琉球。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日本感到時不我予，加上山姆大叔新近撐腰，這才有釣魚島上的迫不及待和中國軍事威脅之說。（兩千年來，除了蒙古大軍，中國何曾威脅過日本?反過來從明季萬曆壬辰（1592）倭亂、清末甲午（1894）之戰直到南京大屠殺和731部隊，中國拿到過幾個子兒補償?然而國際政治上惡人先告狀乃是正經手段，同時也反映日本百年對華孽債之下的心虛。例如甲午日本索勒賠款白銀二億三千萬兩，合美元十億之譜，一百年前已是天文數字，至今未還。以年息七厘計，連本帶利，今天日本欠中國一萬億美元以上。僅此一筆，中國一旦逼債，日本勢必破產。）

講明釣魚島事件突然增溫是美國在中國國力上升之時抑強扶弱既定政策的產物，也就可以大略推測其他一些發展。中日之爭固然為美所欲，但在釣魚島一事上卻與美國的台灣政策有違。蓋美國之東亞政策是要離中國之強而合日本、台灣之弱。日本為了釣魚島的一己之私，不給李登輝面子，豈非讓阿輝嘗到要作日本人也有悲哀之處，東京自家要緊時是不管你死活的。然而一邊是因為從清末至今從未放鬆對中國全面情報工作的日本趁彼方羽翼未豐搶在節骨眼上下手，在海峽另一邊可是將李摩西“聯美聯日”的《出埃及新記》之綱要給拆台一半，長遠後果遠比時下不給面子為甚。山姆策略乃是“合弱”，在台灣得留一手，故在釣魚島主權上置身事外，以免下次要派航母來海峽時尷尬。

然而釣魚島的確也凸現了中日在東亞地位消長的時勢，問題是：東亞的傳統政治秩序是否必須經過第三次中日戰爭才會恢復?此事誰也無法預言，但是各方的算計可以推測。從美國來講，當然希望兩敗俱傷。儘管功利而記性短淺的美國不記舊恨，日本可不健忘，如果坐大，提三尺劍，復九世仇，有春秋大義作據，兩顆原子彈舊帳必算，這種情況美國決策階層自然明白。大陸目前控制民憤，但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隨民主化發展難以預測。對於大陸民主化的這種後果，日本十分清楚，所以現在就開始高喊中國軍事威脅。

美國的如意算盤其實不難了解。日本要抗衡華夏，必需美國支持，但是美國非到臨頭，絕不輕言表態。所以對天下大大小小事情都有一本帳的美國國務院，對釣島主權竟然“毫無立場”。日本要美國公開支持，恐怕需要付出相當代價。但是若無外援，島國人心難免浮動，美日安保條約的新解釋，美澳同盟的加強，都是十分紮實的準備工作。一旦衝突升級，自見其效。如果中共動武，則視每日戰績，按1973年中東戰爭與1982年阿英馬島之爭時之故伎，旁觀者清，隨機應變，諸如空運救急武器、製造世界輿論、發動他國參戰、以至“泄露”核動員命令，都是本小利大的生意。到交戰各方騎虎難下時，穿梭外交便派上用場。不管誰贏誰輸，漁人必然得利。此是後話。

目前的中日形勢與三十年代相當近似，都是日本感到中國實力增長的壓力而必須趕緊行動，以免力量對比進一步對它不利，而中國則恰恰處於差一步羽翼即將豐滿的關鍵時刻，換言之，中國具有時間而日本掌握主動。然而兩段歷史相比，除了江氏手上之牌實際遠多過蔣氏當年之外，中日關係中的常數和變量卻集中體現在第三者──朝鮮/韓國。

釣魚島事關東亞政治，而欲論東亞大局，勢必涉及朝鮮／韓國。一言以蔽之：島國日本在東亞抗衡的不止中夏，而是亞洲大陸中韓同盟，這可以說是五百年來東亞地緣政治中的一個常數。在東亞向其傳統秩序回歸之時，有必要對此歷史略加回顧。

實力懸殊的兩國安然相鄰，當今世界上莫如美國與加拿大，然而1812年之戰，美軍尚有火燒加國約克（York）城之“壯舉”，加國近代最著名之杜魯多總理五十年代還在美國不許入境政治黑名單上（前幾年還有加國著名環保人士因純粹政治原因被美國海關擋駕）。從這一角度，中韓千年睦鄰同盟不愧為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典範。

唐初聯合新羅征服高麗可稱是中韓歷史上最後一戰，但此役也樹立了中國與朝鮮雙方儒教政權聯合對抗北方阿爾泰族勢力（高句麗政權有很深的阿爾泰背景）的歷史模式，以及中國軍隊完成在朝鮮半島政治軍事目的以後主動撤出的慣例。此後一千多年來這一歷史模式在遼、金、元、明、清諸朝與朝鮮關係上的反映，中韓兩國密切的政治文化關係，以及韓國國內因此形成根深蒂固的“華夷”觀念並以“小中華”自居（見《李朝成宗實錄》卷二十）等均不屬本文範圍。筆者要介紹的是中、韓、日三角關係中中國對朝鮮的“再造藩邦之恩”和朝鮮對日本的“不共戴天之仇”──中韓抗日歷史聯盟。

明神宗顯皇帝萬曆年間，武力統一日本的權臣豐臣秀吉（1536-1598）進犯朝鮮，《明史》稱其“欲侵中國、滅朝鮮而有之”，與秀吉等人當時的書牘記錄完全相符。萬曆二十年（1592壬辰）農曆四月，秀吉“傾國出師”，“蔽海而來”，自釜山登陸，大舉入寇，據《李朝實錄》，朝鮮此際“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郡縣望風崩潰。”不出半月，李朝宣祖倉皇離韓京“西幸”，數月之內，大部疆土陷倭，國祚危在旦夕，宣祖已作入遼“死於天子之國”之計。明廷為之緊急發兵入朝救援，苦戰之下，終于于次年正月收復平壤，四月收復漢城，秀吉被迫開始“和談”，一面繼續擴軍，於1597年二月再發動全面進攻。明廷復派大軍入朝，與被後世譽為“聖雄”的朝鮮名將李舜臣會師。次年秀吉病死，聯軍拒絕和談，在年底獲得露梁大捷，日本海軍盡墨，陸軍潰退回國，明師凱旋。“再造藩邦之恩”和“不共戴天之仇”自此頻見於朝鮮史書，明廷也因此元氣大傷。後來韓國朝野在滿清高壓之下依然“潛通明朝”，“奉明正朔”等等，平倭之恩及“小中華”傳統為其主因。

《李朝實錄》所載朝鮮仁祖上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極）書說得明白不過：

曾在壬辰之難，小邦朝夕且亡。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拯濟生靈於水火之中。小邦之人，至今銘鏤心骨。寧獲過於大國，不忍負皇明。此無他，其樹恩厚而入人深也。

日軍方面，大量朝鮮文物和珍貴史籍被其燒掠之外，可從下例見其在韓之跡：最近由於瑞士銀行有關資料曝光，納粹德國當年侵吞猶太人財產問題又出現報間，其中最令人髮指的一項大約要數被屠猶太人的金牙。其實壬辰倭亂期間，僅1598一年，日軍從朝鮮運回的耳朵便來自三萬八千人之眾（後葬於京都之“耳冢”）。據李朝實錄，當時朝鮮男子有戴耳環之習，故日本這種殘忍的炫耀軍功方式完全可能出於“經濟”動機，而希特勒殺猶取牙無非日人侵韓故伎。二戰時日軍在亞洲各地之殘暴，今日仍不思過，固有其歷史根源，不足為怪。

滿清入關後建立漢化政權，鑑於上述前因,特別優容“華夷”觀念極強的藩國朝鮮，甚至對朝鮮提出“更正”中國“正史”中有關朝鮮部份的要求也有求必允，中韓迅速恢復傳統關係。至清末，日本重施侵韓故略，清廷按前明唇齒盟邦傳統出兵朝鮮，中日甲午戰爭因此爆發。此役結果固然與壬辰倭亂迥異，卻從反面證明一旦朝鮮不守，中國乃及東亞將無寧日。

甲午之後，中國大陸隨即繼琉球、台灣、朝鮮而成為日本吞併擴張的目標，與此同時，從袁世凱、康有為、吳佩孚到孫中山、于右任和蔣介石，中國朝野各界始終以支持韓國復國獨立為共識和基本國策。以下是一些並不廣為人知的事實：

1919年三月，韓國暴發己未抗日運動，四月，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滬成立。1921年，孫中山先生在廣東就任非常大總統，以國賓禮接待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專使申圭植。1925年，蔣介石下令黃埔軍校接納韓國臨時政府推薦之朝鮮學員；1926年，軍校武漢分校設立韓國特別班。1931年九一八以後，東北境內的中朝抗日武裝組成聯軍。1932年一二八抗戰期間，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鼓動韓人參戰。

1932年淞滬抗戰結束，朝鮮志士尹奉吉奉韓國臨時政府領袖金九之命，在虹口公園用炸彈攻擊慶祝裕仁生日的日本顯要，上海侵華日軍總司令白川義植大將身中二百零四塊彈片不治，其餘駐華公使重光葵、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中將等均重傷致殘。面對日方報復行動，陳果夫調派各地軍警全面保護金九，次年一月蔣介石在南京密會金九，達成優先培養朝鮮軍事幹部的共識。中央軍校特別班一期、洛陽七分校、空軍筧橋航空學校等繼續招收朝鮮學生，僅南京湯山軍委幹部訓練班朝鮮革命幹部訓練隊便有一百餘名韓國學員陸續畢業。1935年十一月，韓國臨時政府遷至中國首都南京。

抗戰正式爆發後，韓國臨時政府隨中國政府遷至重慶。1940年四月，韓國光復軍正式成立。據韓國歷史學家查證，征緬遠征軍中即有韓國部隊。1942年起，中國加速遊說美蘇政府承認朝鮮獨立。根據何應欽手啟，即使在1943年這樣的艱苦條件下，中國仍予韓國臨時政府金九先生每月補助費二十萬元。同年中國終於說服美國接受韓國“未來的”獨立；隨後英國在開羅宣言、斯大林在德黑蘭會議方附和美國──在中國不懈的努力下，朝鮮的獨立至此終為列強表面接納。戰後朝鮮被蘇、美實際分割，若無中國堅持反對，列強已擬定由聯合國暫時“四國託管”朝鮮。

韓戰：戰事固然因金日成受斯大林慫恿而起，然而麥克阿瑟反攻打過三八線，兵鋒直指鴨綠江後，新成立的中共政權面臨的便是一個以日本列島為基地的敵對勢力占領全部朝鮮半島的局面，東亞傳統地緣政治壓倒意識形態考慮，故在斯大林臨陣變卦撤回支持的情況下中共堅持入朝作戰以卻敵於國門之外，壬辰、甲午歷史重演，禍首金日成反享“再造藩邦之恩”。

關於日韓關係，由馬關條約算起五十年、由“庚戌國恥”算起凡三十五年殖民統治血淚之外，壬辰倭亂期間，日軍從朝鮮擄掠二十餘萬熟練技工，島國從此方有正經陶瓷工業，而著名的高麗瓷卻因此衰微（近代日本工業靠甲午勒索中國巨款起家，島國之劫掠傳統,自明季倭寇及壬辰倭亂五百餘年來一如往昔）。日人方面，儘管考古表明所謂萬世一系的日本皇室源自韓國，日人從心底蔑視韓人，1923年關東地震，心虧的日人居然認為是韓人詛咒導致，對旅日韓僑大開殺戒（六千四百餘人遇難，財產損失自不待言）。即便近年，居住數代的韓僑仍長期不得加入日籍。如此種種舊恨新仇，韓人“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近來報上居然有人說日韓兩國在蘇聯消亡之前“相當團結”，對東亞歷史可謂皮相之至。

反觀中韓之間，兩國族裔揚名彼土者層出不窮，略舉數例：一手創立北齊政權的高歡（賀六渾），著名史地學家譚其驤即認為極可能出自高麗。著稱唐朝的高麗、新羅人比皆是，例如名將黑齒常之和高仙芝以及《桂苑筆耕錄》的作者、唐進士崔致遠。有多少人知道被中國信徒頂禮膜拜一千餘年的地藏菩薩其原身竟是新羅王子金喬覺（九華山化成寺祖師）？明朝萬曆名將李成梁也是朝鮮後人，兒子如松，如柏，如楨，如樟，如梅均揚名一時，如松率師援朝，尤為佳話。時至近代，國共兩黨中都有大量朝鮮族要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作者鄭律成即為一例（鄭之遺孀丁雪松是華夏歷史上第一位女大使），金日成、崔庸健等也都曾隸屬中共，崔氏資歷尤深，出身雲南講武堂，曾任黃埔教官；金光俠、金雄、崔德新等都是蔣介石的黃埔門生；武亭是長征老紅軍；韓戰前中共四野官兵奉命加入金日成之朝鮮人民軍者以萬計。另一方面，朝鮮有大量中原後裔自不待言，最明顯者無如孔子後人，在韓國歷代均居顯要，最新的例子是剛卸任的韓國外長孔魯明。近代韓國著名思想家和抗日運動領袖李相龍旅居東北時就說：“身之先，本隴西之李，…舍中國而安所適哉？”光復軍總司令李青天則確鑿可考祖籍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