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寧市工商銀行下崗職工維權代表  魯濱

三十年前，改革曾一度讓全國人民歡欣鼓舞，舉國歡騰。這三十年，儘管我們黨和政府的每次重大會議都在向人民向世界昭示着改革的偉大成果，昭示着改革的偉大勝利。但回過頭來看，我們的人民對改革又是怎樣的一個心路歷程呢？人民對改革從最初的熱烈擁護到反映平淡，再到人民對改革噤若寒蟬。這樣的改革算成功嗎？我想，這千秋功罪，後人自有評說。

正像民坊間所流傳的那樣：“房改讓老百姓住不起房，醫改讓老百姓看不起病，教改讓孩子上不起學”。其實，對於改革，它給人民帶來的影響遠不止這些。企業改革還讓工人下了崗，變成了遊民，工資改革讓老百姓喝了湯，物價改革讓老百姓癟了口袋。可以說，三十年前時髦的“改革”口號，已經成為盤剝和掠奪老百姓的遮羞布。從某種意義上講，如今的改革，不但已經變成專制的代名詞，也已成為權貴盤剝和掠奪的工具，它使強取豪奪合法化，讓人民有苦無處訴，有淚無處流。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我們的當政者沒有很好地從政治制度上反思給人民帶來的一次又一次災難，不是把人民的苦難歸咎於自然災害，就是將國家運行管理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歸咎於某些領導者。在計劃經濟時代，當政者沒有認識到自身在經濟管理上的不成熟，甚至不能客觀地承認自身在經濟管理上的無能，更沒有認識到經濟管理上的規律性和科學性。各級執政者，在經濟管理工作中過於迷信上一級的指示精神，把這些指示，簡單地運用到經濟管理工作中，當作“放之四海而皆準”聖旨，堅決地服從和執行。這種所謂的執行力，由信奉到崇拜再到依靠依賴的工作理念，不去鑽研具體問題，而是一層壓一層，成為我們政府工作中的庸人信條。這也就是我們常常在重大問題或困難時看到聽到的：“只要堅定地跟着黨，依靠黨，就一定會取得偉大勝利……”表面上看來是黨和政府在處理問題和困難時的決心，但實際上也使經濟管理工作簡單化，忽略了經濟管理和經營中的地域所形成的自然差別和人際差別，把經濟工作、經濟管理僅僅是當作一項政治任務在執行，唯上級指示精神是從，從而給國家的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從而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我們常看到，上級領導到哪考察，看某種經濟作物好，不管其它地方的自然條件是否允許，四處推廣；看到某個企業的管理模式比較好，有效果有效益，也不管這種管理模式架構歷史淵源等是否與其它企業的生產經營相適應，一律要求推而廣之。久而久之，這種逆規律而作的行為，導致了各地經濟和企業經營普遍地舉步維艱，效益無從談起，更別談發展。從而產生了惰性，出現了人們所說的大鍋飯。無疑，這種體制這種管理模式是難以為繼的。問題出現了，又把責任歸咎於個別的一些領導者身上，而後果則由廣大的人民來承擔。

改革是精英掠奪的工具和代名詞

    我們的人民曾熱情洋溢地歡迎着改革開放，但不久便發現，這些改革，都是利益的博弈。作為老百姓，因為沒有話語權，所以這改革的種種板斧，永遠都是砍到自己身上的，痛是需要自己承受的。沒曾想到的，卻是此沒完沒了。

改革，使我們的人民群眾賴以生存的工作沒有了。由於政制和體制性的原因，導致了我國大面積的工廠經營不善，更由於管理者的懶惰和無能、技術落後、設備陳舊等等，造成了產品質量不合格、產品積壓等一系列問題都歸咎於計劃經濟，根本就不了解導致虧損的深層的原因，更加不敢一針見血指出當前的社會問題是政策性、結構性的錯誤，而是簡單歸咎於工人，最終歸咎於廣大民眾。於是改革開始了，什麼兼併，什麼重組，城頭不斷變換“大王旗”，原有的政府和工廠管理者們，幹得好不好都是社會主義的“功臣”，或升或遷，一個個都養了起來。而工人，則紛紛下了崗，不但失去了生活保障，也失去了醫療保障，退養保障等，許多人甚至連一點微薄的破產補償都得不到，都讓那些官僚們以各種藉口瓜分了。那些下崗工人們，也就只能如那那個短片中所描繪的那樣，在風雨中悲情地唱着：“看人生豪邁”，然後一切“從頭再來”。

這幾年絕大部分國有企業的改革，將原來的職工視作改革對象掃地出門，幾十年的辛勤工作、默默奉獻竟然全部打水漂，視而不見，很多為企業奉獻幾十年的企業幹部無可奈何地感嘆：“工作崗位就是稀缺資源，即使你有再好的業績、再好的群眾基礎都是白搭！你把企業經營好後，利益集團一定要把你撤掉，讓他們的皇親國戚來撈一把！如果你干不好，更要換你。相反，利益集團的皇親國戚如何虧損也無所謂，反正撈一把就走”，話語權掌握在利益集團手上，無論干好干壞都要攆你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些年“招聘”進來、擔任要職的都是權貴利益集團的皇親國戚！

世界各國領導人都以解決國民的就業崗位作為自己的責任，他們的國情報告都以增加國民就業崗位作為政績顯耀，而我們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自稱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政府竟然不顧我國的最根本國情，提出“減員增效”的方針，於是乎，過去十多年，中國社會的改革推行的“減員增效”，實際上“減員”的都是普通勞動者、其中不乏默默地忠誠奉獻的老實人，留下來“增效”的很多都是利益權貴、或其皇親國戚！這些所謂“改革”從來不提“以人為本、實事求是”，各地區、各單位張口解放思想、閉口改變思路，幾乎無一例外地以“改革”為名將異己推出單位大門、推卸包袱，以利於自己收入最大化，或者騰出崗位安排自己的皇親國戚！如此的改革將巨大社會矛盾推給我們的社會！我們不禁要問：如此改革，我們減什麼員？增誰的效？最終受到損害的是人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損害的是我們社會的安寧！

不可否認，在改革的初期，我們老百姓也感受到了改革帶來的一些好處，比如說住房醫療教育等一系列方面的條件得到改善了。但很快成了過眼雲煙，社會福利成了一部分人的福利，社會發展的成果成為一部分人專享的特權。

    如果說計劃經濟時代，人們住不上房，或者說住不上好房子。那麼，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市場經濟了，人們依然住不起好房子或者說住不起房。因為，現今的房子，早已失去了安居的功用，成為有錢人投機炒作的商品，成為空中樓閣。杜甫一句：“安得廣廈千萬間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多少年來一直成為天下所有寒士們夢寐以求的嚮往。今天，我們不得不對此重新註解。因為，今天我們才知道才懂得，即便有了廣廈千萬間，天下寒士也未必住得起，只能望房興嘆。計劃經濟時代，人們看病還能報銷或者能報銷一部分，即便自費，醫藥費用也比較低。那時，我們雖然不富有，但少有因醫而致窮的。現在，表面上看起來大部分人都進入了醫保系統，但看病仍是件艱難的事，因為在琳琅滿目的藥品架上，能報銷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藥都成了自費藥，且有些藥品和用具不但是暴利，簡直就是天價。再由於醫療系統經營的功利性，以及醫生道德水平的普遍下降，醫藥之間相互勾結，讓老百姓無法承受現今的醫療保障。

    計劃經濟時代，人們上不上大學“無所謂”，全在個人意願，在個人對知識的需求。誰都知道，知識的學習也是需要天分的，尤其是對那些專業性很強的高精尖的知識，並不是誰都能掌握的。我們大部分人，也只能掌握或具備一些基礎的專業知識，“術業有專攻”理也在此。一句科教興國使我們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從過去的一味地否認文化教育到現在一味的把文化教育當做興國“萬金油”，不能不說是一種民族悲哀。過去，即便我們當工人，雖然是辛苦一點，工作生活也還能過得去，也不會感覺低人一等。從許多資料上看，即便是現今發達的歐美，當個工人也不是一件丟人的事，當好了一樣可以衣食無憂一樣，一樣可以和那些白領們平等地共享社會福利，共享社會進步成果。而現今的體制，現今的教育，一方面大學生們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用工單位找不到人，簡直就是極大的浪費。不管哪個單位，許多在職職工，本來就不過初中小學文化程度，非要去弄個大專本科文憑，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將民眾往瘋里逼的體制。現在的社會，不管你有沒有對知識認知的天賦，好的賴的都上學了，可結果又怎麼樣呢？我們花費了大量的錢財送孩子上大學，換回來的一紙文憑，卻連當工人的資格都沒有了。即便工作了，連個身份都沒有，連個最起碼的社會保障都沒有！

    人們猛然發現，種種改革所帶來的好處不僅與自己無緣，甚至成了權貴們掠奪的工具，使掠奪合法化。

改革難道只是餵飽了一群權貴？

    那些權貴，不但房子占據着一套又一套，就連經濟適用房、廉租房也不放過，而真正需要住的老百姓是很難住得上，大都被那些權貴們用來養情婦，或倒賣套利。報章、網絡爆料的許多寶馬奔馳在經濟適用房廉租房住宅區進進出出還少嗎？那些權貴們，一邊成天介的泡在酒店舞廳等娛樂場所，一邊又長期包住着幹部病房保養着。而老百姓依舊是病不起，甚至是死不起！那些權貴，不學無術，卻借着教改的春風，一個個泡在會議上，酒店裡，卻上了大學，變成了大學生，戴上了碩士、博士的帽子！
   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分化。這種分化，不只在於貧富，更在於權貴們對收入分配對社會福利和保障的種種特權。一些政府公務員以及事業單位的管理人員、工作人員，都按照職位享受着不同層次的社會保障和退養保障，且享受着各種各樣的特權。

    90年代，我在銀行前台，多年不見的原市委書記來到銀行，拿出一沓子存摺來，讓我區分一下是哪個摺子是什麼單位發的工資折。我說怎麼這麼多摺子，怎麼不將不用的消掉。他說：都有用，這是不同單位發的工資獎金等摺子。看我納悶，他解釋道：當年他從企業的黨委書記調至市委擔任市委書記，當時有個政策，為鼓勵一些企業人員管理人員到政府或一些其它單位工作，凡副處級以上企業管理人員調至政府或其它單位後，仍可享受原單位的工資獎金及福利待遇。而當他調至省人大擔任財經委副主任時，也按此政策享受了原企業和政府的各項工資獎金和津貼等福利待遇。也就是說，從企業到地方政府再到省政府，他同時享受着三份工資獎金和各種津貼。  這是廳局級領導的工資福利待遇，那麼省部級，總理副總理級以上的呢?從一些資料上看，他們享受的各種福利待遇，簡直可以用觸目驚心來形容。歐美國家的那些政府官員恐怕自愧不如。

    我們的權貴們，為了搞特權專享特權，操縱人大，脅迫政府，藉助於改革，巧妙地經濟生活中搞起了所謂的雙軌制或多軌制。住房，不管是政府官員還是國有企業管理人員，依舊享受着福利分房或以極低的價格買入，成為私產。那些口口聲聲執政為民廉潔行政的官老爺們哪個不占據着幾套豪宅。而我們老百姓呢，只能到房產市場上讓他們宰割的份了。收入，每次工資調整，那些權貴們一漲就是數百數千，而老百姓只是區區幾十元而已，就這，還得看你所在的單位有沒有能力給你，社會上所謂的“空調”一說也在此。即便漲上了，也很快就會被市場上的通貨膨脹所淹沒，甚至入不敷出。福利和特權的消費，則更是權貴特權階層巧取豪奪的代名詞了。

    歐美國家的政府官員們，社會是不能允許他們利用手中權力給自己漲工資漲福利的，我們的官老爺們想給自己漲就給自己漲了。無疑，他們就是當今社會收入分配不公的始作俑者。

    前幾年，車改轟轟烈烈，自從數年前大慶的車改開了先河，各地的車改便如火如荼地開展了起來。那些有單位的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老百姓一月車改補助一二百元，那些縣處級領導一月的車改補助則三五千元。對於縣處級以上的領導們，那就更別說了。從一些資料上看，他們的福利待遇和特權消費，看了的，恐怕只恨青煙怎麼只冒在他家祖墳上了！他們所享受的福利和特權，讓歐美發達國家的官員們也汗顏！歐美國家官員享受的福利和特權只到他在位之時，而我們這些官員的福利和特權不僅可以享受到他死，有些甚至可以傳給子孫。他們享受的福利和特權來自於哪？還不是廣大人民群眾稅收嗎。這就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黨？這就是口口聲聲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黨？

    三十年的改革，我們老百姓的工資有多少呢，最低生活保障又是多少，最低工資又是多少呢？前些年，人們給改革的評價是分贓，現在則給改革的評價是搶！是掠奪！並且讓你看起來合理又合法，讓你無話可說！

    有說，那是你不幸，沒呆到好單位，那些呆到一個好單位不就很好嘛。前幾年網傳某地電力部門抄表員，年收入十多萬，一些銀行員工平均收入三十萬，某地石油企業過年過節發獎數萬等等，輿論譁然。於是，也由此興起了一系列對電力、銀行、石油、電訊、移動等行業收入過高，社會分配不公現象的聲討。但不久就引起這些熱門行業眾多員工的曬工資行動，以此來表明自己的工資收入遠沒有社會上傳的那麼高。事實上，網上流傳的這些國有壟斷或熱門行業過高的平均工資，也絕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會是杜撰，是一些“有心人”根據單位的總工資支出平均而得出的，員工們紛紛喊冤，那錢到哪去了呢。

機構臃腫，人浮於事

    最近，各大網站公布我國的行業收入差距達15倍。那些被稱為高收入行業的員工們再一次譁然。

    現今社會，大凡熱門一點的單位，無不表現出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的狀況。前幾天一篇文章爆料，說現在的大學，整個一個官僚系統的翻版。校長一走廊，院長一禮堂，科長一操場。這，也就是當今社會許多政府部門熱門行業官僚系統的寫照。我們工行也無出其右。我所在的工行是一個二級市分行，許多部門，一個部門六個人，就會有五個是經理副經理，一個部門四個人，最起碼有三個是經理副經理。什麼經理，副經理，正經理級的副經理，副經理級的檢查員、輔導員、巡視員、科員，凡此種種名目繁多。海寧市工商銀行（處級），員工不過二百來號人，行長副經理級管理人員達80來號人。而我們臨近的一個市分行（處級），員工不過三十來號人，行長副經理級管理人員達二十來號人。 聽朋友說起省分行營業部（處級），說每次全行開大會，辦公室主任都非常頭疼，偌大的主席台，一排坐不下，兩排又不知道把誰安排在第二排好。老說要幹部能上能下，這也就是當前社會，這就是我們一次次精簡機構的結果。

    07年的工資改革，從總行到基層員工分二十五個級次。工行的董事長年度總收入為130萬元人民幣；工行總行行長級的年度總收入為100萬元左右，總行長長楊凱生的年薪為125萬元人民幣；工行各地省市的分行行長（相當於公務員的局長級）年度總收入為70萬左右；工行一級支行行長年度總收入在40萬元左右，（相當於公務員的處級）；工行二級分行、一級支行行長年度總收入在40萬元左右，（相當於公務員的處級）；工行的2級支行行長原各分理處的主任（相當於公務員的科級）年度總收入在20萬元左右； 工行的基層部門的小組長年度總收入在10萬元左右；一般員工的工資年收入也就五到六萬元左右；而許多處於銀行一線的所謂的勞務派遣工年收入也就在一萬五到兩萬元左右，極個別也只能在三萬左右。

    工資改革初期，由於將基層員工的級別檔次定得過低，一些員工紛紛找領導們論理，但由於這種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加之這些基層管理者軟硬兼施以及按人事部門給每個人出具的改革後工資績效多少也漲了一點點，極個別老員工或連續幾年先進工作者的工資加績效在改革後也可以和副經理們拿得差不多了，人們一看帶頭的人不吱聲了，所以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但沒過多久就發現，員工們發現除了工資有了一點微小變化，總體還是沒有增加多少，即便那些個別的老員工或連續幾年先進工作者，原來想自己會拿得和副經理一樣，後來發現者簡直是天方夜譚，因為你作為員工只能參加員工的績效考核。原來他們在工資改革後，在省分行備案的是一套工資績效分配方案，然而在下面仍然沿用工資改革以前的績效考核辦法。這樣，工資改革後省分行給增加的部分全都落到了這些管理者身上！那些管理者的收入自然而然地成倍地增加了。一個經理副經理，比一般員工高出0.8－0.9的係數，發放的績效盡然比員工高出2到3倍！那些管理者們，他們的考核永遠是滿分。而員工，不管是你的工作性質能不能反映出績效，總能以這樣那樣的辦法考核讓你少一塊。即便這樣，許多員工到賬的績效仍不都是自己的，一些管理者總是以這樣那樣的藉口，讓員工吐出一大塊！

    一次，我聽說海寧工行各項任務指標完成情況不錯，績效發放也還不錯。有一天，遇到該支行一同事，我開玩笑說：“聽說你們的績效發了不少，請客吧？”該同事不悅地說：“什麼呀，忙死忙活，聽起來不少，實際上發的要少得多，機關科室協作部門幫着完成任務的要扣去一大塊，機關一些‘有臉面的’的任務，打個電話，我們就得給人開單子，幫人家完成任務，考核了還得把這一塊扣掉。就這樣，考核完的錢打到卡上，支行長還得扣一部分回去。不是說那個任務是他單獨完成的，需要提出來，就是說為完成任務花了不少錢，要大家攤，或者說要為今後的任務完成提留經費。總之，名目很多。”銀行系統的人都知道，現在的銀行，為完成各種任務指標，每年給的各種名頭的費用、禮品或紀念品等不少，可以說已成為當今社會腐敗的黑洞之一。就這樣，這些管理者還要在員工身上榨，基層員工的境遇可想而知！

    這是工商銀行公開的工資改革方案，也是工商銀行07年工資改革實施的員工收入分配方案。從一些資料看，歐美企業的最高管理人員的工資與員工工資收入差距在5倍左右，我們達到了多少呢，近三十倍！這還是公開的收入，不算黑色收入。可笑的是，我們的工資改革方案恰恰來源於美國某人力資源公司的運作!而從一些資料看，我們有些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與員工收入差距近100倍!總有些不良的專家，一次次地拋出行業收入差距這個炸彈來混淆視聽。從一些資料看，各行業一般員工的收入差距相差不多。當今社會的差距重要表現在哪？在企業管理人員與一般員工的差別！

    近期，工行嘉興市分行因一些業務的上收下劃，又一次進行機構改革，動員機關一些員工到基層擔任支行副行長等職務，但報名者寥寥無幾，我問一即將無崗位的同事：怎麼不報名參加支行副行長競聘？她說：去幹什麼？去加一層盤剝？你看那些支行長有幾個“好東西”，既要給市分行領導們請吃請喝和送禮，還要給客戶吃喝送禮，他們自己身上又多少沾染着吃喝嫖賭的惡習，錢不從你身上扣，從誰身上扣！這種現象，與社會上看好的石油、電力、電信、移動等熱門行業的朋友們聊起來，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

如此矛盾是我們社會體制性問題

改革，不但使老百姓對社會生活和工作失去了信心，也毀掉了一代人。由於各行業為了加強成本控制，幾乎紮緊了進人這個口袋，招工也成為了特權。80後的青年，可以說生不逢時，他（她）們除極個別因出類拔萃者或家庭背景因素有幸成為公務員，或成為企業事業單位的正式在冊員工，大多數人則學校畢業就遇上企業改制，就不再招正式工，他（她）們起初被招為臨時工，後來因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引發《勞動法》的修改。這樣，我們的企事業單位又變着花樣將他（她）們轉為勞務派遣工了。

    他（她）們雖然也是各行業就業的職工，但由於身份原因，不能停直腰杆做人做事，稍有不慎便成為單位的替罪羊。近幾年媒體曝光的一些諸如城管打人、釣魚執法、非法羈押以及企業一些重大責任事故等等，種種不光彩事件，最後責任全都推到了這些所謂的臨時工或勞務派遣工身上。事實上，他（她）們的境遇是非常可憐的，干一樣的工作，甚至干最累最髒的活，有的還被當槍使着，拿的卻是最少的錢，享受的是最低的福利保障，甚至有些乾脆連沒有保障（許多單位在繳納三金是讓員工自己交）。即便這樣，一年到頭兢兢業業地工作，別說連晉升的機會都沒有，常常連先進工作者都輪不到自己頭上。

年初，工行的一位勞務派遣工與我聊起來，說自己吃苦耐勞，完成的工作量和各項任務指標在市分行都是領先的，本以為今年的先進工作者是自己的，沒想到支行領導為平衡關係，給了別人，心裏面沮喪極了。許多在生產企業工作的80後女性，她們的境遇更是令人悲哀，缺乏最起碼的人性尊嚴。我市是一個以皮革經編為主的新興城市，企業內正式女職工都因為年齡或減員因素回家了，補充進去的都是一些80後女性，常聽說一些工段長甚至班長要哪位女性“加班”就得“加班”，如果不聽話不服從，小則馬上更換到髒苦累的工作崗位上，大則要不了幾天就會找藉口讓你走人。其實這種現象，各行各業普遍存在。近期媒體曝光的政府、事業等單位幾起女性陪酒死亡事件，幾乎也都是80後。

    工商銀行雖說是國有大型企業，在世界排名也居前，但在用工方面也和其它企業是一樣的。總行出於成本考慮，十多年來所進正式在冊員工屈指可數，基層行出於營運的需要，不得不自行從社會上招收一部分人，這些人，大部分為80後。她們雖為獨生子女，但大多也還勤奮好學積極肯干進取心強。但她們又由於從小在獨生子女優越的環境中長大，加之當今社會輿論導向的影響，不可避免地追求着享受型的生活。古人云：“無恆產者無恆心”、“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他（她）們別說沒有恆產，連最起碼的工作保障都沒有，除個別靠關係在比較輕鬆的崗位，大多常年奮鬥在一線櫃檯，干的是最累的活，拿的是最少的錢，三金自己交，福利時有時無。這種境遇，在現今的體制下，在現今的輿論導向下，怎麼去知禮節、知榮辱！

    這種改革，給社會帶來的不良後果也逐步顯現，近期媒體頻頻報道民工荒，招工難，報道我們的產品出口是賤賣，是歐美國家對我們的掠奪，還有報道黃賭現象屢禁不絕現象。如此等等，無不透視出改革帶來的種種無奈。

    試想，如果企業給了那些“民工”一個合理的身份，他們還會像盲流一樣到處找工作，企業還需要像流水的營盤一樣到處招工找人嗎？歐美國家，一件產品，在企業可以一代人甚至幾代人潛心生產，他們的產品能不是精品嗎？他們的商品能沒貴的理由嗎？我們知道，社會的安定源自人們在社會中的被認可，禮義廉恥源自於衣食足，也就是社會保障的完善，我們的政府給了嗎？
    我常想，那些一個個在電視媒體前表現出愛民憐民的父母官們難道對此一點不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