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倫多電影節上映了一部反映德國猶太人女思想家漢娜•阿倫特生平的電影，引起了網友們的熱評，俺也禁不住說上幾句。

阿倫特1906年出生於德國漢諾威，年輕時在馬爾堡和弗萊堡大學讀哲學、神學和古希臘語，曾是海德格爾的門生兼戀人；後轉到海德堡大學雅斯貝爾斯的門下，獲哲學博士學位。她年輕時曾參加過一個猶太組織的工作，因此被納粹政府關押。1933年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國，1951年加入美國籍。

阿倫特一生著述甚豐，1951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奠定了她作為一個政治理論家的國際地位。1961年在耶路撒冷對納粹頭目阿道夫•艾希曼舉行了刑事審判，阿倫特作為《紐約客》的特派記者前往報道審判，最終寫成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書中提出的“平庸的惡”的概念，引起很大爭議，有人指責她為納粹分子辯護，缺乏對猶太人的愛，她的許多朋友因此和他分道揚鑣。

阿倫特把惡分為兩種，一種是極權主義統治者本身的“極端之惡”，另一種是被統治者或參與者的“平庸之惡”。這兩種“惡”實質上是從社會與個體兩方面揭露了現代社會極權制度下人性的喪失狀況。

在對極權主義歷史和意識形態進行考察之後，阿倫特指出，“極端之惡”的動機超越自然功利， 它作為一種具有自身目的性的存在，表達出來就是“人是多餘的”這種觀念。這種意識形態既然以造就完美的人類為目標，那麼現實的人類就必然成為被摧毀和被改造的對象。摧毀的手段就是以秘密警察為制度保證的全面恐怖，全面恐怖則體現為集中營式的滅絕政策。“極端之惡”與一種制度同時出現， 在這種制度中，一切人和其他人一樣是多餘的。極權主義的殺人者最為危險, 因為他們連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當不可能的事情成為可能時, 它就變成不能懲罰的、不可饒恕的絕對罪惡, 不再能被理解, 也不再能由自我利益、貪婪、渴望、怨恨、權力欲望、怯懦等罪惡動機來解釋。

在阿倫特看來，艾希曼之所以簽發處死數萬猶太人的命令，在於他已經成為一架絞肉機上的一部分，根本不動腦子，只是機械地順從，兢兢業業地工作。她說，“我當時面對的是全然不同的但又無可否認的真實。我驚訝於作惡者表現出來的膚淺，這種膚淺使得追蹤他毋庸置疑的惡行到任何深層次的根源或動機成為不可能。他作惡如同惡魔，但是作惡者本人（至少如今被審判的那人）卻非常平凡、庸俗，既不是惡魔，也不是妖怪。在他身上，你找不到任何堅定的思想信念，或具體的作惡動機。他過去和在審訊期間的行為，以及審訊前他提供給警方的供述中，我們能夠找到的唯一特徵是某種全然消極的東西：不是愚蠢而是無思想。”有人認為，阿倫特的解釋過於強調惡的非理性或者反理性, 以至於忽略人即使活在一個邪惡的集權暴力的統治之下，作惡者個人仍然有不能逃避的責任問題。

殺人惡魔的心理和常人有無不同之處？據說， 1946年，有人曾組織過對納粹戰犯進行系統的心理分析，請了十位心理分析師，最終的結果可能不符合公眾的心理期待，因此沒有公布。1974年又重新進行了一次，選擇了八個納粹戰犯，八個普通人，全部以匿名方式由十五位個心理分析師對他們進行心理分析，要求心理分析師判斷分析對象屬於那些人群，結果沒有一位心理師認為其中有戰犯，反而認為其中有民權活動家、藝術家、心理學家，等等。可見殺人惡魔的心理和常人並無特別不同。

無論如何，“平庸之惡”仍然是惡，艾希曼在這場大屠殺中負有不可饒恕的責任。他參加了“猶太人的最終解決”的萬湖會議，他服從上司“從肉體上消滅猶太人”的指令，負責把猶太人組織並運送到集中營，親眼看見死亡集中營中的毒氣室，看見猶太人屍體堆積成山，被焚燒、掩埋。審判結果是，艾希曼被判處絞刑。

康德曾提出了“根本的惡”的概念，目的在於確定人在邪惡發生的時候不可避免的道德責任。而阿倫特提出“平庸的惡”，似乎在強調惡的非理性或反理性的同時降低了個人的道德責任。其實這兩種“惡”之間並無本質不同，不過是兩種不同形式的惡而已。“根本的惡”是潛藏的作惡傾向，“極端的惡”則體現為希特勒代表的法西斯納粹體制之惡。而“平庸的惡” 不過是體制之下逐漸被剝除了道德能力的平庸性表現而已。“極端的惡”的根本特徵表現為破壞了人類發展和進步的概念，致力於把人變成多餘的人的事業，以及消滅了人的法律人格、道德人格以及作為個體的人，是極權主義專制下道德崩潰的一個根本的理論上的原因，體現為諸如以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為代表的“元首之惡”；而阿倫特提出的“平庸的惡”的特徵體現為無思想和膚淺性，是一個重要的合謀者。當年的“紅衛兵”干出的傷天害理“事業”應該屬於這後一種“惡”。

阿倫特當年的老師雅斯貝爾斯在戰後的反思中指出：“我們全都有責任，對不義行為，當時我們為什麼不到大街上去大聲吶喊呢？”這對師生強調的是同樣的問題：納粹暴行之所以暢行無阻，是因為德意志整個民族精神出了問題，都需要接受良心的譴責。而阿倫特更進一步，認為猶太人社團也有責任，正是猶太人特別是猶太人領袖和納粹的合作導致了猶太人更多的死亡。

魯迅曾譴責過國人的“看客”心態，可以用阿倫特的“平庸之惡”來解釋。當我們甘心情願成為一架絞肉機上的螺絲釘時，我們就在犯這種“平庸之惡”。即使對惡沉默也相當於鼓勵和縱容惡，個人仍然有不能逃避的責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