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寫一篇長文。 但因為本人最近診斷得了癌症，所以先草草發出。 歡迎指教，還請各位高明手下留情。

一

中國人對鐵腕偉大人物的渴望是中國歷史演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即使現在，很多左派渴望回到毛澤東時代，由毛澤東式的偉人解決中國面臨的大問題。

抱着這種幻想的人物大概沒有意識到“鐵腕人物”建立的政體（下面簡稱專制制度）本身培養不出即將崩真正的”人才“或”鐵腕人物“。中國歷史上最有才華的人物不是專制制度的產物，多出現於”專制“行不下去的亂世，是血腥淘汰的產物， 因此亂世和天下定於一的“偉人”時代本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 互相依賴。中國的“偉人”時代不容許出現其他“偉人”，“偉人”時代權力高度集中，然後權力逐漸從上到下流失，出現無數仿效者， 無數才能或品性不足但要自充“鐵腕”的人物， 最後，面對社會的挑戰，最高統治者束手無策，社會進入亂世。

在社會演化過程的中期，對社會演變中種種不公布滿的人常常開化美好朝代初年，渴望出現朝代開創者那樣的偉人。 明朝中後期，商業繁榮，人慾橫流，社會不公，不少儒家官僚忘記朱元璋朱棣時代儒生的悲劇，開始美化朱元璋時代，希望有鐵腕人物治國，扭轉社會風氣回到明初。 現在新毛派不過重複歷史人物的幻夢而已。

歷史上中國人才之盛，無過戰國末年，三國，唐朝，明末等。國共兩黨的主要人物也都是清末民國初年社會產物，而那個時代可以說是中國最寬鬆，思想最活躍的一個時代。

毛澤東一統天下，講求輿論致律，結果萬馬奇黯。 當人們稱”薄熙來“為黨內最後一個能人的時代，不過點出一個基本事實，中國共產黨的體制不出人才，至少不出頭等人才。

我似乎沒有貶低中國官僚智力能力的意思。 能在中國官場混得有模有樣，需要極高才智，很多譏諷中國官僚的普通人，對官場需要的技巧毫無了解，如果被放到官場上去，大概幾天就被吃得連骨頭渣子都不剩。但是能在官場縱橫的技巧並不代表是真正的人才。

如果我們跳出中國官場，拿世界企業作為參照，我們可以發現世界級別的企業也有繁榮和危機周期。現代社會技術發展如此之快，很多企業每二三十年就面臨生死危機，而這種危機經常要靠外來人才來化解，不能化解者亡，能化解者則進入下一發展階段。 世界大企業僱傭無數高學歷高智力的”人才“，但為什麼經常不能在內部產生真正能引導自身“革新”的人才呢？ 某種程度，高度上下有序的企業文化不利於創造性。 如果不是這樣，百年工業化的結果，世界應該是極少百年壟斷企業的天下。

從這個意義，習近平過去三十年和後三十年不能割裂的說法是有道理的。 但他希望取兩個時代之長而創造新時代的想法多半是個夢想。歷史演變有自己的規律，從清末到現在百多年歷史，每個時代都為後來創造基礎，要想扭轉要跳躍，難。 從這點講，現在的腐敗根子在毛澤東時代的廉潔之中。何況，毛本人有極大缺陷：不實際，度量小，女色缺少自律等。與其說毛是個完美政治家，不如說毛是個文學氣質極盛的“先知”型領袖。 歷史上這種具有相當藝術家氣質的領袖，多為國家社會帶來深重災難。 徽宗如此，洪秀全如此，希特勒如此，毛也如此, 一代原因就是他們最後無法區別現實和幻想的界限，說得更深一點，幻想是他們精神動力的來源，也是他們逃避現實的避難所。

二

領袖多少代表“民族”和“社會”精神。 無數人崇拜他們，效法他們， 希望在某種程度重複“奇蹟”。“專制”政體矛盾之處在於， “偉人”和其模仿者有極深刻的利害衝突，“偉人”容不得“偉人”。因此，在一個“專制”社會中，會有無數的“小偉人”（小皇帝）。 但因為“大偉人”對他們的制約，這些人往往放大的是”偉人“惡的方面的地方。從”專制“的本性看，每個權勢者都把自己看成聖賢，努力把自己管轄下的地區或領域變成一個小小的”專制王國”，但從本性講，這個社會又是遏制“聖賢”的一面。因此，專制政體中權力流失不太可能避免，權力逐漸從最高層向下流失，“令不出中南海”是“專制”政體後期的普遍特徵而非偶然，而各種無法無天如野火一樣從底層蔓延上來。

顧炎武等在總結明末教訓是特別提到蠹吏。明朝官僚來自科舉，具有高度流動性，但吏來自民間，本是徵發的百姓，最後演變成為世襲集團。 從表面看，官貴吏賤，但實際吏在相當程度控制了官場的運作。

請記住一個事實，科舉出身的官僚也許還多少信奉一些儒家教條，有些還有些“為國為民的”遠大志向“，但吏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利益驅動的集團，他們忍辱受氣，隨時可能變成上面的打手或替罪羊，能讓他們生存的主要驅動力就是利益。他們只所以能忍氣吞聲，因為他們可以把收到的欺辱轉移到比他們更低的百姓身上。

很多人在現實中碰到種種“土皇上”，因此盼望能有“明君”或青天大老爺能為他們申冤，創造一個清廉的世界， 請別忘了，在每一個“青天大老爺“後面，有無數做不成青天大老爺或不願意做”青天大老爺“的官僚，在每個生活在”光圈“中的”明君“後面，都有許多做不成”明君“或不願意當”明君“的君主。所謂“毛主席是一千年才出現的天才”的另一層含義是，在毛主義最忠實信徒眼裡，毛也是不可重複的現象。

三

很多人想回到過去，嚮往雷鋒時代。且不說“雷鋒“形象之真偽，就算是真的，那樣的社會也不可能穩定。 一個幾乎全由雷鋒組成的社會對”惡“缺少抵抗力，缺少“免疫力”，

中國的問題表現是物質性的，但根子在缺少一種精神。 當然，不僅中國，世界上不少社會問題背後都在於精神。 就算近兩百年蓬蓬勃勃發展的民主社會，背後也需要一種支持的精神，精神沒有了，社會也會潰敗。 從這點看，南歐，東歐，西歐，北歐，中歐社會不同演化，和背後社會精神大有關係。 就算一個國家，意大利南北演化，瑞士德語區和意大利語區演化，也和精神有關。

所謂社會精神，多少是個比較虛無縹緲的概念。 要說得具體一點，可以說一個社會的道德，說得更具體一點，是一個社會個人意識中得與付出概念的總和。如果一個社會權勢者不願付出，不願自律，只想奪取，當然社會不能穩定。

當然，一個社會不可避免包括各種各樣的人，而社會精神為所有人的總和。 這個社會是否能穩定，能發展，取決總和，取決最有主動性最有積極性個體的創造性。

只要社會出現少數邪惡之徒，即將土崩瓦解。

中國古語說“亂世出英雄”，又說“成則為王，敗者為寇”。 英雄是血海裡面淘汰出來的。 但是亂世是競爭淘汰選擇優秀人才的理想環境嗎？ 不是。

中國亂世淘汰的代價不可謂不高。 極端情況，亂世持續數十年，百姓十去八九。 民國大概是代價最小的亂世，從光緒到1949年，雖然戰亂不斷，但總人口還是遞增的。

亂世出英雄有兩條道路。 一條，英雄真出身於草莽之中，代表人物是劉邦，朱元璋和毛。 一條，代表人物是外族統治者或原統治集團旁支，代表人物始皇，劉秀，李淵，忽必烈，多爾袞等。 前者掌權後面臨傳繼合法性的問題，所以往往要大開“殺戒”。後者集團內部多少上下有序，即使內鬥，範圍也多有限制，功臣多能善終。

即使後者，中國“專制”政體也面臨種種挑戰，從武力取得政權的集團經常不得不讓出一部分權力，以交換儒家官僚的協助。 為什麼如此，這是一個精神問題，一個“普世法則”的問題。

相對很多古代社會，歐洲羅馬帝國覆滅後日耳曼等蠻族建立的國家中薩克森法和一夫一妻制度對王族繼承影響極大，進而影響歐洲歷史演變。 為什麼蠻族繼承法能有如下之大影響，為什麼歐洲上層有能從鬆懈婚姻制度或多妻轉變為一夫一妻制，從而排除了無數私生子女的繼承權，很顯然，這是一個精神問題。

中國郡縣社會演化，嫡長繼承制度最後占了上風，這也是一個精神問題而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能解決的問題。

一個人的眼界很大程度是一個經驗的問題。 但經驗又有個人經驗和繼承經驗之分。中國雖然是歷史古國，但改朝換代過於頻繁，歷史的經驗無法得到承繼和發展，許多最有才華的人，依賴的主要還是自己個人的經驗。所謂中國人“急功近利“，其實也是中國人過於局限個人一生一世經驗的另外說法。

儒家抨擊秦後郡縣制度“家天下”，非法之法，背後掩藏一個事實，中國秦以後的大朝代是一個缺少“普世精神”的世界。 皇權從來無法建立一種能和臣民分享的“精神”，從這個意義講，中國缺少“宗教精神”。

四

沒有宗教精神是中國社會的一大特點。 當然，宗教統治的社會有宗教的弊病。 一方面而言， 宗教是一種“普世精神”，但另一方面“普世精神”的另一方面就是虛偽，就是對不信仰者的“迫害”。但拋棄宗教或背後的“普世精神“是否能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呢？ 很難。 西方非宗教化，政教分離的另一面是”科學主義“，是用”自由平等博愛“等”普世精神“代替宗教精神的過程，避免了基督教的問題，但也創造了新問題。

如前所述，中國傳統社會缺少“普世精神“，領先世界其他國家進入”世俗社會和物質社會“。在秦後的”專制體系“下，物質利益是驅動人的最重要槓桿，輔之以暴力帶來的恐懼。 很明顯，韓非子式的“專制體系“是高度 不穩定的。 東漢崩潰到北宋重新統一之間的六百年，中國做了各種嘗試，最後又回到皇權和儒家官僚相輔相成的體系，多少建立了能持續存在二三百年的體制。鼓吹各種”天才治國“體系的人難道就不能從中吸取某種經驗嗎？

反過來，除儒家之外，傳統中國一直缺少建構“普世精神“等能力，無法建立穩定的王族貴族穩定發展架構，難道不值得探討？

歐洲已經不是君主體制的社會，但即使在法國這樣的共和國內，仍舊有一小伙舊時代的殘渣餘孽， 自以為是過去輝煌君主時代的合法繼承人。波旁王朝如此，拿破崙王朝依舊如此。 我這裡不想討論這些人可笑之處，而想討論這些人能存在的凝聚之力。就一個小團體講，能維繫如此多年，勢必有某種超越個人的“普世精神“，即使這種“普世精神”在他人眼裡十分可笑。

如果傳統中國皇族或貴族能建立某種超越“個人私利“的”普世精神“或架構，那麼現在中國的”宮鬥“小說大概就不會成為一種極其吸引讀者的流派，至少會有截然不同的法則吧。 中國的“薄熙來”事件以及“薄熙來”審判，其實也是中國精神的產物。不，也許不是純粹的中國精神的產物，而多少帶有西方精神的影響。

畢竟，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哲學建立在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之上。無論好壞，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一種中國社會所缺乏的形而上學的世界觀。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