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新自由主義者們盛讚18世紀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自由放任和“看不見的手”的政經理念，認為這是人類歷史上天才的發現。但這些人看來不熟悉中國歷史上的政經思想。自由放任和“看不見的手”的理念是我國古代黃老思想的“看家”理念，不過他們用的是“無為而治”這一措詞和用語，這一政經思想在我國西漢前期被徹底實行。分析西漢前期黃老思想的利弊得失，有助於我們理解亞當•斯密經濟思想的利弊得失。

我國《老子》中講：“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道恆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黃帝四經》中講：“事恆自施，是我無為”。西漢前期《史記》的作者司馬遷講：“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道之所符、自然之驗。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這與亞當•斯密所講：“我們今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師或麵包師傅的恩惠，而是由於他們自利的打算”、“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就會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達到另一個目標，經常促進了社會利益”、“藉由追求他個人的利益，往往也使他更為有效地促進了這個社會的利益，而超出他原先的意料之外”，其基本精神有什麼區別嗎？

順便提及，孔子也講：“無為而治者，其為舜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也主張少作為政府。那麼孔子與黃老有什麼區別呢？主要區別應該在於：孔子主張自我壓抑、迴避利益追求，所以孔學思想更類似於西方中世紀經院哲學；而黃老思想主張一切順其自然，所以黃老思想更類似於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

據《漢書》所載：“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當時實行政策方針的指導思想是“從民所欲，不加擾亂”，此後的文、景二世繼續以“清靜不擾民”為基本國策，政府對民間的工商業活動基本不作任何限制，連貨幣（銅錢）都可以私人鑄造。經過七十餘年的休養生息，其效果是非常顯著的：從建國初期民生凋敝、連皇帝的馬車也湊不齊四匹顏色一樣的馬，到這時國庫中的錢糧已裝不下、百姓“人給家足”乃至“爭於奢侈”。

但隨着經濟的恢復和繁榮，自由放任政策也開始顯露出它的弊端，主要弊端可以說有三：一是由自由競爭走向壟斷，當朝權貴、地方大族和富商大賈這三種勢力形成壟斷寡頭，如《史記》中所講“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二是貧富分化開始嚴重，自耕農破產現象增多，如景帝時的晁錯所講：今天雖然法律“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三是隨着地方諸侯經濟實力增強，其離心力也隨之增強，開始威脅到中央政府權威和國家統一穩定。

    自文帝時起，在賈誼、晁錯等人的建言提示下，朝廷已開始注意到這些問題，特別是景帝時“七國之亂”後，逐漸實行了一些加強中央權威、干預經濟、抑制豪強的措施。武帝時，雖然在加強中央權威上又有進展，但由於好大喜功，熱衷於“政績工程”，不顧百姓承受能力，在位五十四年打了四十餘年仗，再加上巡遊、大工，錢不夠花，於是對工商業者殺雞取卵，傷了國家元氣，到昭宣時才調整恢復過來。昭宣時期對國家作用和民間經濟的關係處理得比較好，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是漢代、也是我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而且漢完全控制西域也是在這一時期。之後的元帝篤信孔儒，一味的克己讓利，導致法紀廢弛、豪強坐大、兼併之風再起，西漢開始走下坡路了。

雖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於1776年，但在當時及之後的幾十年裡，英國仍是主張政府管制、保護經濟的重商主義居主流地位，據認為直到1820年代後，英國的勞動力和土地才完全自由流轉、中世紀行會束縛才完全被打破。而美國直到內戰後國內統一市場才最終形成，而且自1812—1815年的英美戰爭後，美國長期實行漢密爾頓的強政府保護主義政策。只是在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1830年代至19、20世紀交替）和美國的鍍金時代（1870年代至1890年代），才是自由放任思想在這兩個國家占統治地位時期，也是經濟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時期，還是貧富差距最大、腐敗最嚴重的時期之一。

需要提起注意的是，雖然自由放任思想在英美發展史上曾經占統治地位，但包括德、法、日在內的發達經濟體幾乎都不是在自由放任政策下發展起來的。

自由放任必將走向壟斷，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現代壟斷現象自1870年代開始出現，至19、20世紀之交西方世界已全面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代，隨之國家對經濟活動的介入也越來越深。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把國家對壟斷時代經濟的介入稱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並認為這是壟斷資本直接控制和利用國家政權、以保證壟斷資本獲得高額壟斷利潤的一種形式。但這樣講也許並不完全公正。

實際上，並不能說政府完全是壟斷資本的工具。因為隨着私人資本的不斷發展壯大，工人運動也不斷發展壯大，代表工人和中下層平民利益的左翼政黨和左翼思潮已足以同代表私人大資本利益的右翼政黨和右翼思潮相抗衡。無論哪個政黨當政，自然會有其傾向性，但也不能不兼顧另一方的訴求和壓力。反壟斷法、累進稅、遺產稅、財產稅等都是這一時期出現或嚴密化的，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介入和干預也是這一時期增強的。政府的這些措施彌補了私人壟斷資本帶來的負面作用，保持了社會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

自20世紀初世界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後，有兩次自由放任思想大回潮：

一次是一戰後，各國政府權威普遍削弱，於是自由放任思想再起，經歷十幾年的帶泡沫繁榮後，爆發了二十年代末經濟大危機和三十年代大蕭條。此後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介入再次加深，人們普遍承認，二戰後的三四十年是西方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好、社會最穩定和諧的時代之一。

但70年代出現了石油危機，每桶石油價格從70年代初的3美元暴漲至70年代末的34美元，這直接造成了西方經濟的“滯脹”，也自然會引發一些社會問題。這一“滯脹”經濟形勢和由此引發的社會問題給了自由放任經濟思想回潮的契機和藉口。在80、90年代，自由放任經濟思想再次在西方程度不等地居主流地位，並且也出現了二十餘年帶泡沫、高負債的經濟繁榮，結果導致了08年金融大危機。之後我們看到的是：西方國家在逐漸轉變自由放任政策，重新加強了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和介入。

我們不能不說，現在國內外都有一些人，其中有些是很有影響、甚至地位很高的人，他們的理論結構、思想觀念甚至措詞用語都仍然停留在上世紀80、90年代，無視90年代蘇聯解體、08年金融大危機後新的局勢和情況，這不能不說是另一種停滯、僵化。

國內外都有一些中國裔的專家學者稱頌美國的“國窮民富”、“藏富於民”。美國“國窮”不假，但我們有必要問一句：是哪些民富？藏富於哪些民？

    美國現在的確國窮。美國國家債務已是GDP的約110%。要知道，希臘爆發債務危機時，債務與全年GDP的比也不過是大約120%。2010年美國國債利息支出占2011年聯邦財政收入比例為17.94%。2012財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約為1.1萬億美元，已比2011年達1.6萬億的財政赤字少了不少，但仍占約3.7萬億美元預算的近30%。 

 美國的基本設施已嚴重老化，以加利福利亞州為例，70年代後，沒有再造過一條新的高速公路幹線，沒有再造過一條新的鐵路，也沒有再造過一個新的大型機場。不是不想搞，而是政府沒錢。

    美國的普通百姓也越來越窮。自80年代以來，美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收入只增長了40%，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在過去十年中下降了5%，這意味着中產階級的日子也變得日益艱難。美國人口普查局稱，2010年美國貧困率連續第三年上升，至15.1%，貧困人口人數為1959年政府發布這一數據以來的最高值，2011年這一數字與上一年相比基本沒有變化。

但美國的富人卻越來越富了。自80年代以來，在美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收入只增長了40%、趕不上通貨膨脹速度的同時，美國百分之一的富人們收入增長了247%。全美最富裕的1%人口，其收入在1980年時占全美總收入的10%，到2007年時這個數字上升至23.5%。

美國富人越來越富的很大原因是近幾十年美國的稅收政策一直向企業和富人傾斜。據有人計算，在1950年時，美國的企業稅是當時GDP的4%，而2010年美國企業所交的稅額只有GDP的1.8%。1950年的時候美國企業總的稅負是當時美國所有公司總利潤的45%，到2010年，這個比值下降到20%。

那麼，這種“國窮民窮豪強富”的趨勢發展下去會有什麼結果？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會清楚，至少東漢末和明末，都是因為“國窮民窮豪強富”所導致的大規模社會動亂而亡國的。當然，美國畢竟不是君主專制國家，還是有相當自我調節、修復功能的，但“國窮民窮豪強富”也不會有好事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2012年撰文指出：“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社會一度變得更加平等，中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導。然而，在2007年，美國社會的不平等幾乎達到大蕭條之前的程度。與此同時，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指08年金融危機）發生了。這絕非巧合。”

對中國現在的政府負債多少有不同估計，但基本都同意距占國民生產總值60%的安全線還有一段距離，比美歐日本等國好一些，當然完全談不上“國富”，只不過“窮”得輕一些就是了，而貧富差距早已超歐超日超美。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應該特別注重適度“均貧富”、“抑豪強”才對，但近來一些政策措施讓人看不懂。

拿鐵路來說。記得是去年，講鐵路要向民資開放。但不賺錢的事民資不可能去干，於是就拿出一條盈利的貨運鐵路線作試點。當時的鐵道部提出異議說：鐵路客運是賠錢的，全憑貨運賺錢來彌補。如果把盈利的貨運線給私人，鐵路虧損怎麼辦？當時有專家提出，由國家來補貼。這些專家倒是大方，但國家的錢從哪來？還不是公眾的？這等於說是把公眾的錢送給私人作利潤。這件事結果如何不大清楚。

不久前，8月19日，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改革鐵路投融資體制加快推進鐵路建設的意見》，看來有些內容符合這些專家的意見。一方面，“鼓勵社會資本投資建設鐵路”。但社會資本僅可能投資贏利項目，虧損項目怎麼辦呢？所以另一方面，“建立鐵路公益性、政策性運輸補貼的制度安排，為社會資本進入鐵路創造條件”。這意味着政府要准備出一大筆公眾的錢來補償虧損，而為一些私人資本進入鐵路領域穩賺不賠“創造條件”。如果這也是改革的話，那麼這種“使國家更窮、百姓直接間接也更窮、而只讓少數幾個人富上加富”的所謂“改革”還是沒有的好。

文革後，第二代領導人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獲得了絕大多數國人的衷心擁護。但改革可以說自始就存在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以徹底私有化、市場化為目標的“資改派”，另一種傾向是接受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但保留部分公有制和政府主導作用的“社改派”。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有原斯大林體制這一共同改革對象，這兩派的分歧還不明顯。但隨着斯大林體制和觀念基本被破除，在面臨下一步如何走的問題上，這兩派的分歧越來越明顯。現在這一分歧已經到了無法迴避的時候，不能不討論、爭論清楚。

文後隨筆：

有網友來信問我，有沒有用其它名字寫過政經方面文章？很少。原因很簡單，因為我自己也沒想通。

自己雖然一直很關心時政，對政經問題也很熱心，有時也想談談個人看法，但總是自己和自己就矛盾上了，以致在很長時期里認為自己不是談論政經的材料。只是自08年金融危機後，才漸漸覺得“不惑”了，對一些問題越來越有不吐不快的感覺。自然是愚者千慮，但說不定也能有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