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素來為中國人的智力自豪。 如果有人問我這樣一個看來愚蠢的問題， 中國人聰明嗎？ 我當然毫不猶豫的說，聰明。 至少評價而言，用目前智力測驗標準，是世界上比較最聰明的民族。

當然，不能掩蓋的事實，中國人代表世界1/5強的人口，中國內部各地人差異相當大，各地中國人智力分布曲線本身就是研究的一大課題。

我這裡想談的是另外一個問題， 歷史上由於科舉形成的優生過程。

科舉考試可以說是一種比較嚴格的篩選過程， 通過篩選者可以進入官僚體制，逐級攀升。 進入官僚體系的一個副產品就是他們妻妾比例高於社會平均值，後代數目高於社會平均值，這就形成了一種優生過程。 科舉中人彼此通婚，又形成優生的另外一種機制。

宋代後中國演化出某種儒家宗法家族。 儒家宗法家族拿出相當資源供養能念書的子弟，而在科舉道路上成功的子弟又要反饋供養自己的大家族，這樣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清朝二百多年，錄取進士的總人數兩萬多人，舉人八九萬。 雖然我們知道有些家族在三代內有一門七進士的輝煌紀錄，但那是特例而非常例，再聰慧的家族，科舉中舉率也不足保證小家庭代代出舉人，不足維繫小家官紳地位，從這點而言，中國官僚是高度流動性的階層。

”明清江南人口社會史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不少有意思的細節。 書中統計了20江南宗族，學校學生比例在男性成員比例大體在10%到20%。 其中有13族出過舉人，以平湖張氏族最高，占族內同期男性人口的3.24%， 1%以上的有六族等等。13宗族內，平均有84.62%的宗族每千名男性，可以出一舉人。 再看進士，13宗族裡只有8族出了進士。 杭州汪氏獨占鰲頭，每80個男性有一個進士。 8個宗族裡面，75%的宗族平均每千男性可出進士一名，比率小於舉人。

如果我們認為明清平均人口大體兩億上下，平均每三年有200萬男嬰，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上述宗族中舉率大體為全國平均值的一倍。但平湖張氏這樣的家族，中舉率比平均值高几十倍。 同樣，杭州汪氏中進士比例和全國平均值的比，甚至高達百倍。

明朝科舉，為了防止江南等地一地獨大，已經採取種種限制，平衡各地舉人數量（請回憶明朝科舉案），因此對科舉中舉率影響極大。 清朝後期，不少江南士人到北方“冒籍”參加“科舉", 增加自己考上的幾率，也為事實。 從這點而言，和庶吉士等沒有地域限制的等級比較，舉人未見得是智力優化的好標誌。考察清朝庶吉士（入翰林院之年輕進士）， 籍貫為江南若干州府的比例極高。

但不管如何， 如果我們說，對科舉極為重視地區演化出當地人的智力結構有重大影響的某種優生選擇，應該不錯。

智力其實有滿複雜的內在結構。兩個同樣聰明人，細分內在結構，可能大不一樣。 科舉演化出的優生過程，應對中國人的智力結構應該有相當“定向”影響， 比如改善了記憶能力，長於邏輯，長於文字，等等。

我們這裡只談到科舉的影響，是否傳統中國社會發展出其他優生機制，對國人其他素質，如作戰技巧，如領導才能，如商業直覺，如藝術創意，如工藝等進行正反饋優化，那又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不敘。

僅是一點猜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