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四，２月１４日，是部分中國人可以感到自豪的一天。在這一天，巴勒斯坦人的地雷，炸毀了一輛以色列梅卡瓦（Ｍｅｒｋａｖａ）３型主戰坦克，並炸死了裡面的三名乘員。除了與阿拉伯國家正規軍作戰之外，這是從未發生過的事。坐在世界最好的坦克里，以色列士兵似乎刀槍不入。巴勒斯坦人扔過來的石塊和燃燒瓶對他們毫無辦法。以色列人分析，這次用的是偷運進來的伊朗軍火。而伊朗的反坦克武器，靠的是中國和北朝鮮的技術援助。換句話說，中國的步兵反坦克武器，可以反制當今世界第一流的坦克。

　　以色列報紙認為，這一爆炸標誌着巴以衝突進入了一個更危險的階段。以色列的反應，是出動飛機轟炸巴勒斯坦當局在賈巴利亞（Ｊａｂａｌｉａ）難民營的兩個警察局。這似乎有點奇怪：並沒有證據表明是阿拉法特手下人員炸的坦克，打掉了他的警察，以色列如何還能要求阿拉法特懲辦暴力分子？

　　從以色列的行動看--雖然以色列政府不會公開承認--他們採取的是一種"抵押"政策。三十年代英國人在巴勒斯坦鎮壓阿拉伯起義時，英國士兵經常扣留起義者的親屬，甚至毀掉整座村莊。不過在鎮壓猶太人起義時他們不用這一招，因為知道猶太人不以宗族血緣集居，打爛鄰居的家，並不能讓起義者感到多少心理壓力。英國人治理巴勒斯坦時，究竟是幫猶太人還是幫阿拉伯人？這是兩個民族一直在爭論的問題，他們都聲稱前殖民者幫的是對方。英國當局對猶太人不搞連坐，一直被阿拉伯人認為是約翰牛傾向猶太佬的證據。以色列向英國人學，過去也對巴勒斯坦人搞連坐，讓整座村莊為一兩個居民的行為負責。但自九十年代以來，西方輿論對平民傷亡越來越敏感，所以現在以色列改變了策略。

　　巴勒斯坦人不是要建國嗎？那就進入已經交還的阿拉伯地盤，打掉你的警察局，打掉法院，打掉市議會，打掉鎮公所，打掉國家機器的所有運作場地和這些場地所代表的國家尊嚴；甚至出動坦克把未來的巴勒斯坦國總統阿拉法特（他已經自稱總統，我國報紙也接受這一頭銜）包圍在他的官邸里。看你還怎麼建國？以色列的策略，就實際效果看，可以概括為一句話：你要我的人命，我就要你的國命，看誰熬得過誰。

　　暴力分子躲藏在掩護他們的平民之中。顧忌平民傷亡，以色列人很難抓住他們。要百無一失地防備自殺炸彈攻擊，在猶太人定居點與阿拉伯村莊如圍棋黑白子交錯雜處的情況下，幾乎不可能。但以色列有足夠的實力封殺阿拉伯人任何一級權力機構。不能連坐平民，必須當心人命，那就掐住巴勒斯坦人的國命，連坐他們的國運。

　　儘管美國為了反恐怖戰爭的進展，希望中東早日實現和平，世界各國也做了很多斡旋，但是，人們一般估計，這一地區的動亂仍將長久持續。專家們提出了各種理由，本人的理由或許最簡單：只要阿拉法特沒有勇氣一當"叛徒"二當烈士，反而很得意地讓別人稱他為"偉大倖存者"（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據說他躲過了來自各路人馬的五十多次明槍暗炮），巴以衝突就不會結束。對阿布杜拉國王被巴勒斯坦極端分子暗殺的震驚和憤慨，才使約旦自１９５１年以來就成了對以色列相對最友好的阿拉伯國家；對薩達特總統被伊斯蘭極端分子暗殺的震驚和憤慨，才使多數埃及人在１９８１年接受了他們並不那麼滿意的以埃和平條約（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６日在華盛頓簽署）；對拉賓總理被猶太極端分子暗殺的震驚和憤慨，才使多數以色列人在１９９５年接受了他們也是不那麼滿意的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建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開羅協議（１９９４年５月４日簽署）和"奧斯陸２"協議（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８日在華盛頓簽署）。或許，只有阿拉法特被巴勒斯坦極端分子暗殺，才能使他的人民在震驚和憤慨中接受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建國所能作出的最大讓步。或許，中東的風水就是如此，和平之花必須用領導者的鮮血澆灌。

　　筆者似乎在說笑話，但是笑話裡面有真理--巴勒斯坦今天的困難局面，阿拉法特要負相當責任。

　　１９９３年９月，拉賓前往華盛頓簽署"奧斯陸１"協議（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原則聲明，９月１３日）時，為了表示以色列的誠意，他邀請了丈夫和兩個女兒被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恐怖分子殺害的瑟瑪達·哈蘭（Ｓｅｍａｄａｒ　Ｈａｒａｎ）女士陪同前往。但在起飛前的最後一刻，慘痛的記憶壓倒了哈蘭女士：她的小女兒的頭部是被阿拉法特的手下摔碎在石頭上的。她對拉賓說：不，我無法握他的手，但我祝你此行成功。離開機場後，她直接去了墓地，把象徵和平的橄欖枝插在丈夫和女兒的墓前。

　　想起筆者小學音樂課上學會的一首抗戰歌曲："敵人把二小挑在槍間／摔死在大石頭的上面／只有十二歲的王二小／可憐他死得這樣慘"。戰爭中免不了平民傷亡，但是，把嬰兒腦袋摔碎在石頭上的人，我們只能稱之為匪徒。

　　"秋風吹遍每一個村莊／把那二小的故事傳揚／每一個村莊都響起了歌聲／歌唱二小放牛郎"。每一個以色列村莊都響起了歌聲，歌唱中東的永久和平。猶太民族原諒了匪徒充斥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問題是，即使象阿拉法特這樣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匪徒做久了，他們的心態，是否還能管理好一個政府？他們能否遵守摒棄暴力的莊嚴諾言？

　　《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Ｔｈｏｍａｓ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借用電影名《行屍走肉》（Ｄｅａｄ　Ｍａｎ　Ｗａｌｋｉｎｇ，講述一個殺人犯等待死刑的過程）形容阿拉法特。他說：現在沒有人--不管是以色列人，還是美國人和阿拉伯國家領導人，更不用提巴勒斯坦人--相信阿拉法特有能力帶領他的民族走向和平。弗里德曼認為，阿拉法特之所以墮落為無所作為的"行屍走肉"，是因為他自己打了自己三槍：一是拒絕了克林頓的和平提議；二是容許伊斯蘭極端組織哈馬斯成為政府外權力中心；三是從伊朗偷運軍火被抓個正着。

　　克林頓在離開白宮前兩星期的一個周末，去年１月７日，公布了他的中東和平計劃。該計劃第一次提出把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基督徒和亞美尼亞人聚居區交給未來的巴勒斯坦國，從而解決了巴以雙方爭執不休的巴勒斯坦人在何處立都的問題。克林頓甚至提出把聖殿山也交給巴勒斯坦國，以色列僅保留對"哭牆"的管轄（參見《耶路撒冷：被信仰擠爆的聖地》，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８日貼在"世紀中國"網站"國際視野"）。當時的以色列總統巴拉克傾向同意，儘管這是一個可能使他遭到拉賓命運的讓步。但阿拉法特拒絕了，雖然在這個計劃里，他可以擁有西岸９５％的土地。

　　拒絕的理由之一，是提議中的巴勒斯坦國領土被猶太人定居點和連通它們的公路分為三塊。但以色列的總體指導思想是"以土地換和平"，如果和平確實有保障，他們願意逐步歸還土地。當埃及以實際行動保證了和平，以色列在１９８１年歸還西奈半島時，拆除了猶太定居點。對抗議的居民，軍隊用高壓水龍強行驅離。當一夥居民威脅要爆炸自殺時，軍方出動突擊隊把他們全數抓走。是誰用強硬手段指揮了這一拆除行動？現在的以色列鷹派總理沙隆。巴勒斯坦建國後，如果能以實際行動保證猶太人的安全，揆諸以色列歷史，定居點的問題，將來並不是不能調整的。

　　在克林頓的提議里，巴勒斯坦難民將放棄"重返家園"的要求，在目前居住的阿拉伯國家就地吸收，以換取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讓步。這是阿拉法特不接受美國提議的另一理由。但以色列顯然不可能在難民問題上讓步。弗里德曼說得精闢：以色列願意給阿拉法特一個巴勒斯坦國，但不能給阿拉法特兩個巴勒斯坦國，讓以色列本身也變成一個巴勒斯坦人的國家。六百萬人口的以色列--其中還包括一百萬非猶太人--怎麼可能吸收三百七十萬巴勒斯坦難民？畢竟，這不是以色列單方面的責任。難民問題的初始根源，是阿拉伯國家拒絕聯合國１９４７年分治決議，在以色列誕生的同日出兵攻打尚在襁褓中的猶太國家。可悲的是，在拒絕了五十年之後，阿拉伯人還是要回到將巴勒斯坦劃為兩個國家的舊原則。

　　或許阿拉法特的拒絕是擔心哈馬斯的壓力。哈馬斯還不單是要讓難民重返家園，他們根本是要把猶太人趕出巴勒斯坦。但是，如果阿拉法特真願放棄暴力，早就該拿出以色列對付西奈猶太居民的魄力，解除哈馬斯的武裝了。一個國家，豈能容許有兩支軍隊？以色列獨立戰爭時，阿拉伯強敵圍伺，當時的總理本－古里安照樣斷然處置不願編入國防軍的原抗英游擊隊，並不因為他們也能打阿拉伯人而手軟。

　　阿拉法特打在自己身上的第三槍，是今年１月４日以色列在紅海上截獲的軍火走私船。這不單是違反停火協議，就外交而言，更嚴重的是他公然說謊。阿拉法特在寫給美國總統布什的信里，聲稱他對此船一無所知。布什手拿美國收集的證據，咆哮道：這傢伙居然敢騙我！在外交上，你可以岔開話題，可以開玩笑，可以來一道暗含兩種解釋的雙關語，可以發揮種種語言技巧堅決不說實話，這些都是允許的，對方甚至會佩服你的機智。但你決不可明目張胆說白謊。如果你講了一個英語裡所謂的ｗｈｉｔｅ　ｌｉｅ，西方人會覺得非常不尖頭鰻（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你這人不可打交道。阿拉法特一個白謊，就把美國完全推向了以色列。於是布什繼續擱置任何新的巴勒斯坦建國提議。

　　我們有些"新左派"喜歡引用美國巴勒斯坦裔教授薩伊德的話。當然他們只引用薩伊德的反西方言論，他們大概從來沒有注意過薩伊德對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的尖銳批評。薩伊德在《文化和帝國主義》一書中指出：這些父權主義領袖的最重要功業是使國家獲得獨立，以他們為崇拜對象的"聖殿"文化（在我國叫"造神運動"）就進一步使民族主義的視線局限於殖民時期的屈辱歷史，看不到還有婦女權利、少數民族權力--更不用說行使民主的自由--和經濟建設等更具普適性的、或許是比建國更困難的問題。讓薩伊德去治理巴勒斯坦，也是不行的，對待以色列的態度，他比阿拉法特還激進。但上面這段話他說得很正確：從解放運動到治國，是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無法跨越的轉折。雖然薩伊德的書寫在奧斯陸協議之前，他的話，對阿拉法特也是十分貼身的預言。

　　在解放運動階段，問題相對簡單，可以搞單一目標的政治--唯一的目標就是把占領者趕出去。目標單一的明快口號也利於發動群眾。但是，進入了治國階段，情勢就變得遠為複雜。內政、外交、經濟、民眾生活、文化，必須通盤考慮，此外還包括獲得權力後幹部和官員的腐敗問題。如果沒有能力理清新問題，而且仍然保持舊心態，把一切困難歸於占領者，把治國也搞成目標單一的一場運動，設使權威動搖，就會為心懷不滿者和激進分子敞開製造動亂的大門。

　　和以色列談判，全面解決經濟合作、安全協調、水資源分享、外事往來、文化交流等問題，巴勒斯坦才需要有開羅大學學位、工程師出身的能講英語的阿拉法特。如果只是要把猶太人趕出西岸，任何一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毛拉都能講得比世俗的阿拉法特更具"神聖"色彩，更能煽動受宗教影響比較深的下層民眾。試想，如果我國的外交政策不是保證經濟建設的全方位和平，而是宣傳部門一貫堅持的"兩個凡是"（凡是美國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美國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那就不需要找富有各方面工作經驗的人掌管外事，隨便到未名湖畔拉幾個滿臉青春痘的北大寶貝生，他們一定叫得比任何政府官員的口氣更大。不過，我國宣傳部門最多只能造點輿論，阿拉法特面臨的挑戰要嚴重得多。他從突尼斯搬回巴勒斯坦時，哈馬斯已經在西岸的長期動亂中建立了自己的軍事小組。而阿拉法特舊習不改，簽了和平協議後仍是滿口的"聖戰"，這就使他失去了解除哈馬斯武裝的理性依據。

　　阿拉法特就此陷入死結。哈馬斯是原教旨主義者，猶太人對他們來講，不但是闖入者，而且是異教徒。闖入者以強力或財力，也許能得到一席之地；但信仰是無法妥協的，異教徒必須被趕下紅海。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自殺炸彈攻擊，使以色列為保持快速反擊的兵力而不願完全撤出西岸。受哈馬斯推搡，阿拉法特無法和；受以色列約束，阿拉法特不能戰。龜縮在被以軍坦克封鎖的拉馬拉（Ｒａｍａｌｌａｈ）辦公樓內，阿拉法特只能Ｄｅａｄ　Ｍａｎ　Ｗａｌｋｉｎｇ。

　　這與以色列和約旦的關係，形成鮮明對照。以色列和約旦聯合組織招商大會，請各國公司踴躍投資。東道主摩洛哥國王哈桑說：讓三大宗教和亞伯拉罕的子孫們（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都追溯自己先祖至亞伯拉罕的兒子，不過是不同的兒子），團結在共同的歷史紐帶內，合建一座通往未來的宏偉橋梁。以色列外長佩雷斯則說：由於水資源匱乏，我們必須合作；或是區域一體繁榮，或是各國分別成為沙漠，我們必須作出選擇。

　　或許，這場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衝突，是無法在以巴兩方的範圍內解決的，它必須被提升到猶太人和阿拉伯世界整體關係的大框架。就象德國統一問題一樣，當西德總理勃蘭特在六十年代初提出"東方政策"時，他同時也積極推進西歐各國的政經合作。只有在歐洲一體化的大框架內，他的與東德和解直至統一的追求，才不會引起法國、荷蘭等鄰國對德國再次崛起的憂慮。或許，只有阿拉伯聯盟提出一攬子和平方案，集體保證以色列的安全，才能祛除猶太人的疑慮，也斷絕了伊朗那樣的非阿拉伯穆斯林國家用金錢和軍火支撐巴勒斯坦原教旨主義者的理由。這就先要解決薩達姆，否則伊拉克勢必攪局。

　　１９９１年，挾海灣戰爭餘威，美國總統老布什意圖解決巴勒斯坦問題。１０月３０日，美國和蘇聯共同發起的馬德里會議開幕。以色列獨立戰爭四十三年之後，猶太人和阿拉伯世界終於坐下來面對面會談。當時的以色列右翼政府認為阿拉法特是恐怖分子，堅持不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打交道，與會的巴勒斯坦代表是夾在約旦代表團中的當地上層人士。這本來是一個可以把巴勒斯坦問題放入猶太人和阿拉伯世界整體關係大框架的過程，但是翌年以色列大選，拉賓獲勝，通過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奧斯陸的秘密接觸，拉賓認為他們比巴勒斯坦當地人士更有靈活性，決定把談判對象轉向阿拉法特。

　　其實，當時阿拉法特因為支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在國際上空前孤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被排除在馬德里和後續會談之外，面臨着在未來的自治政府中被當地人士取代的可能。他們當然要表示出較大的靈活性，爭取重新加入中東權力遊戲。而且他們當時遠在突尼斯，放幾個軟檔，也不必擔心哈馬斯的追殺。

　　有趣的是，奧斯陸會談開始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自己都不相信他們已有治國的可能。阿拉法特試探以色列的方案，第一步是在加沙和西岸建立阿拉伯國家託管區--由埃及和約旦聯合管理，三至五年後再轉交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拉賓和他的外交部長佩雷斯心太急，是他們把治國的重擔一步就放入缺乏準備的阿拉法特懷裡。

　　拉賓是個改革者。他改革了工黨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開放市場，發展私人企業，為以色列在九十年代的經濟繁榮打下了基礎。但他仍然是個左派，而左派總是要犯幼稚病的，非如此則枉擔"左派"之名。現在回過頭來看，跳過託管階段，直接把權力交給阿拉法特，雖然能博得各國輿論的歡呼（他們反正不受自殺炸彈的攻擊），卻可能是以色列所犯的一個嚴重錯誤。

　　以色列的另一位工黨總統巴拉克，則在預定撤退日期兩星期之前，於前年５月２４日夜間，突然撤出黎巴嫩南部。幫過以色列的當地基督教民兵，被拋給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隨意關殺。一夜之間，以色列信用破產，威懾破產。哈馬斯等激進勢力大受鼓舞，自信也能象黎巴嫩那樣，用暴力襲擊迫使以色列從西岸單方面撤軍。巴拉克的幼稚行動，博得了各國輿論的歡呼，卻使他自己與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建國談判，從此毫無進展。巴拉克隨即被選民拋棄，導致沙隆鷹派的上台。

　　但沙隆仍然邀請中東和平的老將、跟阿拉法特談出奧斯陸協議的佩雷斯擔任外交部長。當佩雷斯下一次提出和平建議時，阿拉法特會是什麼態度？

　　１９４８年５月，英國人撤離巴勒斯坦，他們行使的最後一項政府職能，是教育局的兩位老紳士，冒着生命危險，走到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火線中間，向兩邊槍手分發暑假前的大考試卷。五十年來，以色列學校從來沒有停止過上課，即使是天天有空襲警報的時期；而巴勒斯坦人正在攛唆兒童天天浪蕩街上丟石塊，甚至當烈士。如果阿拉法特沒有心思做一些最基本的建國措施，比如組織學生考試，那麼，即使以色列受不了人命損失，猶太民族全體移居地廣人稀的加拿大，把這塊三教聖土悉數留給阿拉伯人，他們大概仍然會有一條破碎的國命--首先會有一場哈馬斯和法塔赫的內戰，然後是長期的貧窮與落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