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上映了一部名為《自尊》的影片，公開為給世界、尤其是亞洲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翻案。其基本觀點是，日本發動的這場戰爭是為了反抗英、美諸國對亞洲的侵略，是領導“大東亞”反抗歐美殖民的“聖戰”，是為了黃種人不受白種人的統治……這些，不禁使我想起前幾年從舊書攤買到的《國人對於日軍占領新島後之感想及希望、新加坡陷落為大東亞建設之樞紐論文集》（以下簡稱《論文集》）一書。

這本《論文集》由汪偽政權組織的“中華民族反英美協會”於1942年5 月編輯出版。事情緣起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僅兩個月，由英國人殖民統治了一百餘年的新加坡在是年2月即被日軍攻陷。 據主編者說：“新加坡是近代趨於崩潰的資本主義國家所藉以侵略遠東的唯一根據地，在今年二月十五日為友邦日本所占領……本會鑑於新加坡陷落，對於大東亞戰事有特殊意義，故於三月五日開始登報徵文。希望海內外人士對於新加坡陷落後這件事，發抒些感想與希望，並對於大東亞建設一方面，供獻些較深切的意見……”（王伯庸“序言”，《論文集》第1 頁）這本論文集，便是由“數千餘件”應徵稿中“精選”而出，共19篇，近20萬字。 不用說，這19篇應徵文章篇篇都對“皇軍”從奇襲珍珠港到攻陷新加坡的赫赫武功大唱讚歌，“在這一場戰爭中，充分顯示出日本實力之堅強，也指出了東亞民族之不可侮；反之，卻暴露出英美戰鬥力之薄弱，不堪一擊，已由新加坡之後，完全戮穿其紙老虎了。”（孫天驥文，《論文集》第49頁）同時，這些文章還不忘“自責”，“此時國人不必懷疑日本”，“人們只有以汪精衛先生的‘罪己精神’來責備自己……因為國人對於各種事業，假定不想努力或者不肯努力，那末日本只有來帶你努力；假定努力得不足，那末日本只有來指導你，督促你；假定努力而不得其當，那末日本只有反對你，糾正你”。（趙如衍文，《論文集》第6 頁）“目前的軍事工作，日軍當仁不讓，肩負全責，可是我們國人，亦應該在其領導之下，努力從事後方的工作，譬如男子出外奮鬥，女子在內理家，如此男勤女儉，家庭始達美滿，今中國亦就是處於妻子的地位，保衛後方，與日本協力合作，以完成大東亞戰爭的使命。”（朱祖疇文，《論文集》第77頁）此類文字通篇皆是，不勝枚舉。但是，令人深思的是，為什麼這類明知會遭國人深惡痛絕的漢奸文字卻又能如此“理直氣壯”呢？原來，所有這些論文都是以“大東亞戰爭”是黃種人反對白種人數百年殖民統治這一冠冕堂皇的“反對殖民主義”口號為其“理論基礎”的。

他們寫道，“這一次的大東亞戰爭，不單是日本對於英美的戰爭，是黃色人種對白色人種的解放戰，是亞細亞各民族，對資本主義，侵略國家的總動員戰爭；解放我黃色人種受英美帝國的壓迫，掙脫我亞洲民族受歐美民族統治的桎梏；亞細亞洲是黃色人種的亞細亞洲，應該由我們亞細亞人，相互合作與提攜的。”（孫勵生文，《論文集》第39頁）這次戰爭是“弱小民族解放”的先聲，代表了民族解放的洪流。這些文章篇篇都歷數了英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為代表的白種強勢文明幾百年來對黃種弱勢文明殖民、半殖民、次殖民統治的種種罪惡，強調自鴉片戰爭以來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壓迫和剝削，“在這種情形之下，東亞民族，顯然已處於危急存亡的關頭，友邦日本，為了挽救當前的頹勢，便毅然發難了這一次的戰爭，擔負起保衛東亞的重任”。（李景凡文，《論文集》第100 頁）而且，這還是反對國際資本主義、反對英美“金磅集團”“金權主義”“廢除資本主義的經濟與經織經濟”的戰鬥。於是，除去人種、民族上的“正義性”外還有經濟上的“正義性”。這次“大東亞聖戰”的威力，證明“西洋人所流行的，只有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是天之驕子，而其他民族則是命定的奴隸的觀念，完全是錯誤的……此後白色人種的優越感，將成為沒落的觀念，而‘殖民地制度’也失掉了合理的解釋。”（李景凡文，《論文集》第128頁）相反， 中國軍民的抗日戰爭則是英美殖民主義的一部分，象“焦土抗戰”“抗戰建國”“長期抗爭”“游擊戰爭”等都是由於“依存英美之錯覺抗日排日之謬誤”而提出的“誤國口號，害民名詞”。（程守箴文，《論文集》第17頁）

許多文章還對英美的“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大加鞭撻，認為“國人又炫於英美自由主義文化，酷慕其皮毛，不惜將數十年固有道德，棄之如敝屣，遂使人慾橫流，倫常失紀，戾氣所積，國勢日替”。“我國數千年文化，以王道為特具之精神……及清季英美文化侵略潛入之後，國人震於物質文明之新異，群相傲效其皮毛，將傳統之王道文化，視若糟糠”，這次要藉日軍攻占新島之機，“將以前深痼之英美功利主義文化，洗濯清楚”，要“以王道文化矯正其宿疾”，溝通中日文化，“建設共存共榮之新東亞”。（陶謀道文，《論文集》第43─45頁）現在“西洋人尚以為西洋文化是人類最高級的文化，而我們由於東方文化的不注意與不統一，只有在西方文化之前低首下心，但今後，在日本清算了追隨歐美的思想和政策，中國轉變了爭取民族解放獨立的路線，東方文化，將由此戰爭為契機，而在世界文化上放射新的異彩。”（李景凡文，《論文集》第128頁）也就是說，只有中國/東方文明才是“文明”，而所謂西方文明只是物質文明，其實質是野蠻的，因此要以中國 /東方文明來救世界、救人類、“為萬世開太平”。沒想到“東方文化優越論”或“東方文化復興論”這類看來“很民族”的說詞，卻也可以“很害族”。

這些慷慨激昂的“反殖檄文”說明，如果抽掉或無視具體的、有血有肉的歷史內容和時代背景，如果抹去日本侵略給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造成的巨大災難，而僅僅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從文本到文本，以“後理論”證“前理論”，以“新概念”證“舊概念”，以“今文本”證“昔文本”，找出二者的某些類似，那麼，我們今日很可以拿時下頗為流行的“後殖民”理論來論證、詮釋當年“大東亞聖戰”的合理性和正義性。同時，很可以得出當年中國、朝鮮和東南亞各國人民對日浴血抗戰卻原來是“維護白種強勢文明對黃種弱勢文明殖民統治”、是“依存英美之錯覺抗日排日之謬誤”的結論。

我們看到，“反殖民主義理論”就這樣為另一種更野蠻、更兇殘的殖民主義所利用。人類的各種罪惡，都需要並也真可以找到各種冠冕堂皇甚至非常“雄辯”的“理由”；而理論，甚至非常正確的理論本身，也確可被濫用。因此，對各種理論萬勿僅據其“自我表白”便輕作判斷，它的言詞其實並不重要，關鍵在於它是由誰掌握、又是如何被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