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戰後巴黎和會中中國的被出賣到冷戰後科索沃危機中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被轟炸，從辛丑條約以後列強的中國瓜分圖到今天西方和李登輝的瓜分中國的方案，一個世紀的歷史似乎只不過是一個毫無意義的輪迴。歷史是如此驚人地相似，不同的只是中國知識界的反應。美國的轟炸既是對於中國20年來政治經濟發展的一個考驗，同時也是對於中國20年來知識積累的一個考驗。對於中國駐南使館的挨炸，中國知識界手足無措，我們主要的反應是幻滅。幻滅的情緒充分暴露了中國知識界難堪的知識貧困和思想空虛。為什麼是幻滅，而不是覺醒呢？在幻滅與覺醒之間存在着難以逾越的鴻溝：幻滅是我們知識泡沫的破滅，是外力無情地撕碎了我們的自欺，而覺醒卻需要深沉的思想和知識上的準備。對於美國的暴行，從北京到全國各地中國人民表達了強烈的抗議，這樣一種自發的民間的抗議是我們多少年來從來沒有過的。然而，因為是幻滅，我們的反應才具有這樣濃厚的感傷色彩和戲劇性。我們的抗議既真實地表達了我們的憤怒，然而同時，即使較之80年前的五四運動，它也是蒼白和空虛的。五四愛國運動有新文化運動作為它的基礎，儘管五四新文化運動發展得遠不夠成熟，然而這一愛國運動畢竟有科學與民主的、個性與自由的新文化作為支持，因此五四運動提出了“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有力口號。然而今天我們所提出來的口號卻是這麼蒼白——“抵制美貨”。結果，當我們遊行完了，晚上回去一統計，卻發現我們的生活資源90％來自美國，從價值構造到日常生活，從教科書到洗髮水，都是從美國批發來的。離開了美國，我們就無法生活。沒有美國，即使不是我們生活的崩潰，至少也意味着我們的生活水平突然跌落。“抵制美貨”是一個急中生智的口號，我們隨口喊了出來，卻沒有想到它是多麼自相矛盾。在某種意義上，“抵制美貨”就等於明明白白地走進死胡同。可見，簡單化的民族主義情緒實際上缺乏一種知識上的誠實性。我們的抗議缺乏必要的知識和思想上的準備，缺乏基本的知識邏輯的支持，從而成為了一種被羞辱以後單純的過度情緒反應。

問題重要的不在發泄我們受辱的情緒，重要的應該是對於我們的被支配性的清醒認識，以及一種真正對於被支配性的克服的可能性的認識。我們對於挨炸所作出的強烈反應，由於沒有知識的有效組織，因此它必然是混亂的和不穩定的，必然很快就會化為烏有，很快就會煙消雲散，不留一點痕跡。它難以真正成為歷史的記憶，難以真正積累為思想資源。90年代，我們的經驗、知識完全是依附性的，也就是說，常常是“反認他鄉是故鄉”。在魏源的時代，我們的口號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我們與西方的關係是“學生”與“老師”的關係。中國近現代一百年的歷史，我們發現“老師”總是在不停地打“學生”。從孫中山到毛澤東的現代革命改變了我們這樣一種屈辱的地位。可是，到90年代，我們的知識界放棄對於資本和權力的批判，並且轉變為對於資本和權力的崇拜和依附。我們的知識界忘恩負義，錯誤地曲解現代歷史，也因此錯誤地曲解我們的現實。我們天真地把美國、把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當成了自己的親爹親媽。只有這次轟炸才在某種程度上炸醒了我們，使我們意識到我們自己的真實處境：我們腆着臉，人家卻給了我們一巴掌。在今天，我們必須認識到，無論是什麼樣的表演都是沒有用的，我們需要的不是虛張聲勢的對抗，我們需要的是創生一種自主的、非被支配的知識。只有通過這種非被支配的知識，才能創造非被支配的主體，然後創造非被支配的歷史。

這些年來，西方的知識在不斷地對我們進行“說服”，這種說與被說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的征服和被征服、改造和被改造的過程。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我們的知識、話語不知不覺地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的結果是，我們喪失了我們自己的基本立場，喪失了我們真實的知識，變成了對於西方知識的簡單臣服。甚至連一些最激烈地反對西方殖民主義話語的人實際上也已經被說服了，因為我們今天所使用的反抗資源已經完全是西方資源，完全是西方的概念和知識。中國有句古話叫做“道不同不相為謀”， 西方的Logos代替了東方的道，我們今天只能道西方之所道，言西方之所言。甚至我們很多人把改革開放簡單地理解為對於美國的模仿，理解為奴隸對於主人的模仿。然而，如果它僅僅是奴隸般的模仿，如果沒有通過主體的改造，並且如果沒有經過一種認識上的斷裂，那麼我們就無法真正獲得認識和歷史的解放。我們過分樂觀地談論全球一體化－－天下大同，而沒有認識到全球一體化是美國所主導的跨國壟斷資本主義不可阻擋的擴張，是美國全球干預和支配的深化，這種干預和支配已經從政治、經濟的方面，逐步深入到對於日常生活的滲透和控制。在我看來，值得憂慮的反而是，今天在這種單極的全球化進程中，以及面對這樣一種全面的支配，沒有產生一種抵抗的力量。從80年代開始，我們的知識界簡單地毫無批判立場地接受60年代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同時我們片面化地理解全球化，而不是歷史地辯證地理解全球化的意義。我們把現代化和全球化完全中性化、抽象化、非歷史化了，我們只看到西方現代化的歷史，而沒有看到東方殖民化的歷史。我們抽象地談論英國的自由主義傳統，把自由主義當成一個先驗的、普遍的東西，而不是把它作為一個歷史的、具體的東西來看，而且也從根本上忘記了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是承認知識的有限性的經驗主義。我們應該從英國的歷史、知識和思想傳統中來看待和評價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而並不能把它當成一種先驗的、絕對的、無條件的推論。我們天真地談論“300年文明”，然而，離開殖民地和工人階級被奴役的歷史，就無法談論英國資產階級自由的歷史，離開殖民地和工人階級的被掠奪，就沒有英國資本主義的繁榮。實際上，甚至離開英美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具體歷史就無法談論貿易自由主義－－自由貿易，這個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基礎和核心。我們從來沒有想要去看一看西方文明的另一面，好像那是與我們的歷史和現實無關的東西。C.P.斯諾說：“大量英國財富來源於黑奴貿易－－人類混亂骯髒的歷史中最為骯髒的一頁。父輩們的這些罪惡使我們的孩子們，也使別人的孩子們受到懲罰。”（《兩種文化》250頁，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我們嚮往北美的繁榮，我們卻忽視它是以另一個美洲－－印第安人的美洲的被摧毀和黑人的被奴役作為代價的。不僅如此，我們知識界還普遍地產生了這樣一種誤置：我們錯誤地把工人和農民當成了印第安人和黑人。

歷史是連續的，昨天的歷史還在今天繼續。西方的繁榮建立地東方的貧困之上，第一世界的發達建立在第三世界的落後之上，今天發達的國家在昨天是宗主國，今天非發達國家在昨天是殖民地，這種發達／不發達、殖民／被殖民的歷史我們怎樣可以把它們分開呢？事實上，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的過去的讚美，不僅是對於過去的歷史的美化，而且同時也是對於今天的現實的粉飾。同時我們也只有了解昨天的歷史，才能夠理解今天的現實。今天我們的世界觀有着嚴重的，甚至是根本上的缺陷。正如汪暉所說的那樣，比起五四的世界圖景來，我們今天的世界圖景是不完整的。在我們今天對於世界的觀察和理解中，只有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而沒有看到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與殖民主義的歷史的聯繫，更沒有看到西方殖民和東方被殖民的聯繫。實際上，今天我們完全是用西方的眼睛來看待世界歷史和當今世界的現實的，也就是說，真實的歷史和真實的世界已經從我們的記憶和理解中消失了。即使從相對地遠離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文學來說，它也明顯地受着西方的支配，我們今天的“世界文學”是由諾貝爾文學獎所頒布的文學秩序。與之不同的是，在五四時期，魯迅等人並沒有把英美文學置於他們文學理解的中心位置。他們的“世界文學”廣泛地包括了東歐、北歐等地區的弱小民族文學，他們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弱小民族的主體地位，以及我們與這個世界發生聯繫的方式。今天我們的國際學術活動基本上是一種以西方為對象的“學術貿易”，具有濃厚的消費和買辦色彩。然而，在五四時期，魯迅、周作人、茅盾等人在對於世界文學的介紹中是有着鮮明的主體意識的。在今天，我們是不是更應該去關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的知識？因為不是第一世界，而是第三世界的生活體驗和知識對於我們才是真正切己的和具有啟示意義的。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我們的被辱是因為我們首先放棄了我們的自尊。因此，美國的轟炸不應該是引起我們單向的民族主義情緒，而是應該引發我們對於自身的反省，對於我們的發展道路和對於我們的知識構造的反思。我們抵抗的唯一辦法就是加強我們自身的民主建設，使我們的政治經濟改革走上健康的道路。對於美國和西方，我們應該有正確的、全面的認識。對於西方，我們只有具有了歷史的和現實的了解，也就是說，只有當我們對於西方具有了複雜化了的知識理解之後，我們才不會一會把西方說成是天使，一會又把西方說成是惡魔。北約的五顆導彈並沒有改變美國以及西方的本質，改變的只不過是我們對於他們的看法。對於西方人權虛偽性的認識，我們不應該等到美國用導彈來教育我們才發生；然而，在另一方面卻並不應該就因此取消我們對於西方的人權觀念的批判性思考，而是相反，我們應該真正實踐和擴展自由民主的現代價值理想。北約的五顆導彈只應該炸毀我們對於西方一廂情願的幻想和依賴，而不應該使我們因此否定西方人權的某些真實內容，甚至否定西方文明的全部價值。美國的主旋律電影《拯救大兵瑞恩》反映了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為了一個士兵的生命，國家不惜代價。美國不僅是這樣宣傳的，而且在科索沃戰場上證明了，它也確確實實是這樣做的。為了拯救一個美國士兵，美國可以付出幾千萬美元的代價，當它的飛機被擊落以後，天空上布滿了前來營救的飛機。它的虛偽性表現在其它的方面，表現在對南斯拉夫人民發動恐怖戰爭，在“人權”的名義下無情地毀滅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生命和生存權利，表現在為了壟斷資本的利益把美國和北約國家拖入了對於南斯拉夫不宣而戰的戰爭，而這在根本上來說，它並不會顧惜任何美國士兵的生命。

轟炸事件無疑是對於西方文明自身的一個嚴重傷害，它簡直是西方文明的一種自噬行為。它說明了西方文明是多麼傲慢瘋狂，說明了東西方心理上的極端隔膜。美國人不知道《中國可以說“不”》只是個別譁眾取寵之徒的商業炒作，那種“民族主義”只是一種“行為藝術”，只是一種人間喜劇，它與中國思想界、知識界毫無關係。美國人不知道中國人是真正發自內心地熱愛美國文明。這是一種一廂情願的理想化的愛，用白樺的一個詞就是－－苦戀。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對於中國的精英們來說，夢中的天堂，生活和精神的歸宿就是美國。對於我們來說，這是別無選擇的。如果說今天中國人還相信什麼，還熱愛什麼的話，甚至於還有什麼“終極關懷”的話，那麼只有一個答案。也正是這樣，對於我們來說，美國的傷害才是真正致命的。這種瘋狂的愛受到挫折就會產生過度反應，就會轉變成幻滅和絕望。美國的轟炸把中國推到了深淵邊上，使其處於一種極端痛苦、難堪的折磨之中。儘管我們對於美國高科技和“精確打擊”的無限崇拜和信賴使我們不得不相信這是一個事實，但是我們許多人寧願不相信這個殘酷的事實，因為我們的邏輯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我們寧願欺騙自己：這是“誤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至少從我們的心理、從我們的立場、從我們理想的知識邏輯來說，它確確實實是一次誤炸。

這是一次“錯誤的轟炸”，同時也是一次危險的轟炸。這一次轟炸炸毀了最基本的國際關係準則。它炸毀了秩序，炸毀了文明。我們毫無懷疑地使用西方的知識，運用西方的邏輯。我們對於全球化的樂觀態度，我們對於美國“知識經濟”話語的毫無批判的附和與起鬨，我們對於人權概念的簡單的片面的認同。所謂“意識形態的終結”，所謂“歷史的終結”，西方資本主義已經成功地掩蓋了殖民主義的血腥歷史，已經成功地掩蓋了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深刻矛盾，已經成功地掩蓋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嚴重衝突，以致於我們把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發展歷史簡單地說成是“300年文明”。美國實用主義地對待人權／主權的遊戲規則和聯合國等國際機構，這些遊戲規則完全是由西方制定的，可是長期以來已經被弱勢的東方認同和接受了，成為了一種普遍的規則和價值標準。這本來只不過是一套西方的遊戲規則，我們卻早已經把它當成了天經地義。美國和西方列強對南斯拉夫和中國使館的轟炸，實際上意味着西方在瘋狂地摧毀它自己文明的基礎。由於這一轟炸事件，恐怕對於那些即使無限信賴和崇拜美國的人來說，美國也已經變得古怪起來了，變得不可預測了，我們再也無法預知它可能會幹出什麼事情來。這一次的轟炸完全摧毀了這個世界信任的基礎。然而，野蠻、頑劣的資本主義恰恰是靠一套信用制度－－也就是韋伯所說的形式的合理化來支持的。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在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之間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是形式的合理化和實質上的非理性的奇妙結合。實際上，在現代，工具理性日益凌駕價值理性之上，工具理性支配着價值理性。然而，結果到今天，這種外在的形式的合理性也已經被美國和西方自己輕易地摧毀了。由帝國主義所支配的全球化的結果，在今天看來就是由於它失去了任何制約的力量，因此成為了超級大國的為所欲為，它撕去了沒有必要的文明偽裝，成為了赤裸裸的霸權主義，不僅這個世界再也沒有任何穩定感和安全感，而且使得文明本身已經徹底地醜惡化了。

我們以一廂情願的樂觀來理解冷戰結束和後冷戰時代的到來。實際上，冷戰結束是西方對於東方的成功收編。冷戰是由西方發動，最後是以西方的全面勝利，以東方的瓦解、臣服而告終結。所謂冷戰的結束，恰恰是平衡的破壞。如果套用庫恩的說法，它是一種危機狀態，它是範式的轉換的過程。隨着平衡的打破和結構的破壞，它所帶來的是毀滅。它要求於我們的是忍受這些結構變化所引起的痛苦，直到新的結構和秩序產生。冷戰的結束，在今天看來是抵抗力的消失。至於後冷戰時代到底是什麼樣的時代，我們還不知道。如果說現在已經初露端倪，那麼它看起來可並不美妙，因為它引起的是文明的退化。北約這樣一個超級國家以“人權”為藉口對於南斯拉夫這樣的一個第三世界小國可恥地發動毫無人性的野蠻侵略戰爭，而更可恥的是，幾乎整個世界都在這種毫無人性的轟炸之下蜷縮着。這樣一個超級國家和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機器無情地毀滅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整個生存基礎，使南斯拉夫這樣一個歐洲國家退回到一種原始的生存狀態。北約對南斯拉夫發動了一場總體戰爭。它對於工廠、橋梁、通訊、醫院、居民區、難民車隊、公共汽車、國際列車，甚至國際人道主義車隊的轟炸，已經向我們揭發了這場戰爭的國際恐怖主義性質。這是文明的恥辱。整個世界眼看着一個主權國家在暴力下粉碎，並最終將不得不在勢單力薄、孤立無援的絕望之下向強權、向侵略者屈服。這一事件說明整個世界的道義感已經嚴重地衰退了，說明我們已經開始失去了對於正義的基本感受能力。在30年代，在西班牙法西斯叛軍的暴力面前，包括美國、蘇聯、法國、中國等許多國家的志願軍所組成的國際縱隊表達了對於共和國的正義聲援。儘管西班牙共和國在浴血奮戰中最終陷落了，但是邪惡和正義的界線卻是一清二楚的；然而，在今天，這樣一條界線已經不復存在。它已經模糊了、崩潰了。今天，南斯拉夫甚至幾乎已經失去了道義上的聲援。對於南斯拉夫的悲劇命運，幾乎整個世界都沉默着。我們眼看着南斯拉夫的國家電視台被摧毀，一個抵抗民族的聲音被扼殺，而摧毀、扼殺它的是主張“言論自由”的美國以及西方所謂“民主國家”。也因此，我們對於言論自由必須有足夠清醒的認識，言論自由絕對不可能倚賴強權－－無論是哪一種強權的施捨，不僅個人的言論自由，而且甚至一個民族國家的言論自由都是需要通過鬥爭才能獲得的，並且是需要用生命來捍衛的。

物極必返。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的自噬，在這種野蠻的自噬中產生了蘇聯。在今天，這個世界已經喪失了一種必要的健康力量，它需要這樣一種健康的力量，因此也必然會產生這樣一種健康的力量。今天，新文明的起點和曙光還在遠處，我們一時還難以看到。怎樣才能使世界變得合理一些，怎樣才能使脫韁的暴力找到一種制衡的力量，抵抗之力在哪裡發生生長，我們無法預知。曾經，共產主義是從西方文明內部產生的一種對於惡劣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批判力量，但是西方資產階級卻把共產主義妖魔化了，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把共產主義說成是一種邪惡的東西。我們不需要簡單的對於資本主義的道德批判，馬克思主義也並不是從道德上來批判資本主義的，而且馬克思本人對於資本主義的肯定要多於批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共產主義與其說是資本主義的敵人，還不如說是資本主義的監護人。今天當這種抵抗與制約力量消失之後，資本主義原始的野蠻的本性又重新甦醒了，馴服的資本主義又重新退化為惡劣的、野蠻的、醜陋的資本主義。轟炸事件的寓言意義和預言意義，我們今天的知識界還無力闡發出來，然而，這一事件無疑會對中國未來文明的發展產生微妙的，同時也將是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