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客制度歷史觀

中國歷史有兩大特點，一是周期性的中央集權政府，二就是龐大的食客制度，而這兩點的共同之處，是中華文化得以長久傳承的物質基礎。

中國的悠久文明，是由文人作為載者，文學作為載體，而代代承繼。全世界沒有一個民族，能像中國這樣，把文明融合到政治的發展中而延續無窮。

代表中國文明特點的，是一首舊詩：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兒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有識文人與官僚組成的極大重合，是中央集權制度的運行支柱——國家依靠地主階級中的新鮮血液，活潑素質，文明修養——制定政策與管理社會。而文官政府，實質上政權通過“學而優則仕”的渠道，豢養食客的制度化之路。使“文化精英”與“政治精英”合二而一，為權所用。

其歷史效應是士的社會地位的提高，文明品質的自我提升，民族文化發展和延續。

其歷史弱點在於，文明成為政治統治的附庸，永遠沒有自己的發展空間。中國的“官本位”與文化文明高度統一。它的最大的的副作用，則是“上有所好”，一貫古今的“應試機制”油然而生——文化成為狹隘的“文”化，與科學漸行漸遠，與真理的追求永遠脫節。文化失去本身的價值，全然由其政治價值取代。

當五四運動時期的人們推崇“德先生，賽先生”時，中國的食客制度的萬年缺陷已經暴露的一覽無餘。

馬克思似乎講過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推動作用，可能別處是社會事實，只有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空谷無音。

所以，中國士人在不無驕傲地宣稱“中華民族有X千年文化或者文明”時，同時應該更加深刻地感到羞愧——我們的文明是權力指引下的“應上文明”，或者說“應試文明”，它的本質上封閉落後固步自封的，也就是說，沒有生命力的文明，恐龍式的文明。

我們可以驕傲面對的，當時只有東亞，東南亞的更加落後的地區和文明，而一旦他們選擇其他的“非亞”文明，就會馬上超越中國的狹隘模式，成為真龍而唾棄恐龍。

中國可以不“完全西化”，但是其文明的發展之途必須完全“非中國特色化”——也就是中國文化的“非食客化”。否則，還需要一次鴉片戰爭來（被迫）打開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