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初，希臘政府宣布，2009年政府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預計將分別達到12.7%和113%，遠超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3%和60%的上限。隨後全球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相繼調低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希臘債務危機正式拉開序幕。隨着主權信用評級被降低，希臘政府的借貸成本大幅提高，財政危機爆發。

希臘為什麼會出現債務危機和財政危機？相當流行的一種說法是：希臘社會福利太高，希臘人享受了超過他們經濟水平的幸福生活，拖垮了希臘經濟。國內一些包括“大師”級人物在內的專家學者也站出來，高瞻遠矚地指出：社會福利是虎背，騎上就下不來；要防止我國出現歐美國家那種“高社會福利病”。

    首先明確，“社會福利”一詞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含義。廣義的社會福利比社會保障內涵更廣，泛指社會提供的能使人們生活幸福的各種條件，一般包括養老、失業救助、醫療、社會服務、住房、教育等；而狹義的社會福利特指照顧處於特殊困難之中的老年人、孤兒和殘疾人。我們平常討論、爭議的主要是廣義的社會福利。

過高的社會福利所起的作用肯定是負面的，會滋生不勞而獲的習氣：一個沒有任何理由就不工作的人如果也能過上接近平均水平的生活，那很多人就會選擇不工作。那麼希臘是不是社會福利過高呢？歐美國家的社會福利是不是普遍過高呢？

    從大面上看，希臘人確實過的悠閒：很多人每天只工作6.5小時，作息時間一般是上午9點到下午4點；下午4點多鐘後就沒什麼人幹活了，睡一個長下午覺，然後是豐富多彩的夜生活。但要說希臘人好吃懶做、不幹活，那恐怕不是實情，不然希臘人均27,000多美元的GDP從哪來的？（也奇怪，中國人拼死累活地干，怎麼2012年人均GDP才合6,094美元？）

要說希臘的社會福利過高，也不是實情。希臘財政危機爆發時，希臘社會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為20.6%，這在歐洲國家中只能說中下等水平。其中退休養老、醫療、免費教育等還是可以的，但失業補助並不高。希臘的失業補助開支還不到GDP的0.1%，僅為歐盟國家平均水平的1/5，這樣低的失業補助水平是養不了懶人的。

作為對照，我們看一下歐美主要國家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比例：美國為21%，澳大利亞為22.5%，加拿大為23.1%，英國為25.9%，德國為27.6%，挪威為33.2%，法國為34.9%，丹麥為37.9%，瑞典為38.2%，日本為18.6%。

但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比例高並不一定意味着國家財政狀況不好。上述國家中以丹麥和瑞典的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比例最高，但丹麥政府赤字僅為GDP的2.6%，瑞典甚至財政有盈餘。這是怎麼回事呢？ 

希臘財政危機爆發後，希臘媒體披露了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情：全希臘登記的百萬富翁只有6個人！

這怎麼可能？希臘國再小，也有一千多萬人，人均GDP也不算低，怎麼會只有6個百萬富翁？顯然，絕大部分有錢人都在隱瞞收入、逃稅漏稅，而希臘政府竟然不管。

    當然，不僅有錢人逃稅漏稅，人性都差不多，既然政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能逃能漏的都在干。2010年希臘財政部秘書長喬奧嘎庫帕羅斯表示：希臘偷漏稅現象相當普遍和嚴重，每年偷漏稅總額超GDP的40％，約合1000億歐元。而如上所述，希臘爆發財政危機時政府財政赤字占GDP也不過是12.7%。

只有工薪階層沒法逃漏稅，因為工薪階層的稅款在發工資時已經扣了。所以希臘的個稅結構同現在中國很相似：都是工薪階層負擔了國家個稅的大部分，越有錢的人越少交稅、不交稅。

當希臘政府宣布縮減政府開支時，希臘民眾群起抗議。一些媒體把希臘民眾描繪成被慣壞了的只知享受者，但這是歪曲。其實希臘民眾的主要訴求是：憑什麼我們依法交稅，而有些人卻可以逍遙法外？為什麼我辛苦了一輩子，交稅交保險，到老了拿不到退休金？

希臘的社會弊病還不止於此。

希臘不登記、不受監管、更談不上納稅的灰經濟、黑經濟非常猖獗，據認為可以相當於希臘國內生產總值的1/4至1/3，而希臘政府竟然不管。

而且希臘的“貪腐文化”也根深蒂固，辦事送“紅包”已約定俗成。根據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份研究報告，賄賂、獻金和其他公職腐敗致使希臘政府每年損失200多億歐元，相當於希臘GDP的8%。 

因此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希臘的財政危機與社會福利基本沒有關係，而是多種社會弊病造成的。希臘人自己對這點也很清楚，當時的希臘新任總理在談到財政危機的嚴重性時，也根本沒提及社會福利，而只強調“腐敗、法規不健全以及懲處不力是造成危機的根源”。而一些媒體大講希臘社會福利如何如何，人們有理由認為是一些利益相關者在有意轉移視線。

由於歷史的原因，有人認為還有宗教的原因，南歐國家政府普遍“軟、散、懶”，所以“歐豬五國”除愛爾蘭外都是南歐國家。而歐洲靠北面的國家歷史上形成了一隻嚴謹、強勢、高效、又受到民眾監督的官僚隊伍，對社會的監管相當有效，社會弊病較少。所以即使像北歐國家那樣社會福利高出希臘幾乎一倍，財政狀況仍然很健康。

當然，過高的社會福利是會帶來負面作用的。筆者在加拿大住了多年，聽當地人談起80年代時，普遍搖頭，說那時稅收重、福利高，人們沒有工作積極性。所以當右翼政黨提出減稅、削減政府開支、強調個人努力個人責任的價值觀時，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擁護。在這種民心所向下，西方左翼政黨也紛紛向中間靠攏。90年代美國民主黨的克林頓和英國工黨的布萊爾提出“第三條道路”，摒棄了以往過分強調再分配、高福利的傾向，在繼續強調社會公正性的同時也注重發展經濟、提高生產效率，使左翼政黨重新獲得人們支持擁護。人們普遍承認，在他們執政期間，經濟、社會狀況都是不錯的。隨後由於美國執政的右翼政黨向右走得太遠，使社會貧富差距再次擴大，經濟波動漸趨失控，直至08年爆發金融危機，此後西方社會和民心又普遍左轉，這是大家都看到的。

在左右翼力量博弈下，近些年來加拿大的社會福利支出占GDP的百分之二十三、四，基本沒有再聽到有人抱怨福利太高，也基本沒有聽到有人抱怨福利太低，看來這是一個對加拿大人比較合適的社會福利占比。北歐國家稅收和福利都明顯高於其它國家，但北歐人習慣、接受、沒有抱怨、經濟發展和財政狀況都很健康，看來符合他們的國情。還是那句話：讓腳感到舒適就是合適的鞋。

中國的社會福利占比沒有見到權威的數據。見到一份2010年的政府支出數字，我們來計算一下：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403260.0億元；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支出中，社會保障和就業為9130.62億元，約占GDP2.3%；醫療衛生為4804.18億元，約占GDP1.2%；教育為12550.02億元，約占GDP3.1%；城鄉社區事務5987.38億元，約占GDP1.5%；文化體育與傳媒為1542.70億元，約占GDP0.3%；以上總計為GDP的8.4%。近兩年應該有所增加，但恐怕也到不了GDP的10%。這連歐美中等水平的一半都不到，比一些亞非拉國家還要低些，在這種情況下講防止“高社會福利病”是不是超前了點？

希臘的社會弊病我們也全有：

    希臘的工薪階層負擔了國家個稅的大部分，全國每年偷漏稅款竟相當於GDP的40%。如以前引用過的數據，我國個稅的65%來自占個稅繳納群體80%的中低工薪收入者；而美國個稅的65%是由占個稅繳納群體10%的高收入者承擔的。有一則流傳很廣的評論講：“我國為數不少的企業老闆們都名列在各種各樣的富人排行榜上，而他們的企業卻納稅不多，在納稅排行榜上‘默默無聞’，以致於被民眾與媒體譏稱為‘財富的巨人，納稅的侏儒’。”至於全國每年偷漏稅款相當於GDP的多少就不大清楚了。

    希臘不登記、不受監管、更談不上納稅的灰經濟、黑經濟據認為可以相當於希臘國內生產總值的1/4至1/3。有一則未經證實的消息，讀者自己分析：“截至2012年底，中國大陸千萬元富豪人數已達105萬人，億元富豪逾6.45萬人。資產超過10億的巨富人群中，屬於陽光財富的只有2700人，其餘5400人均為隱性財富。”前不久審判的陝西神木縣“房姐”有4個戶口，在多地擁有房產，僅在京就有41套住房，總價值數億元。按一個縣市有一、二十個“房姐”的保守估算，全國不登記、不受監管、更談不上納稅的灰經濟、黑經濟可以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多少？ 

    希臘賄賂、獻金和其他公職腐敗每年造成的損失相當於希臘GDP的8%。對我國公職腐敗造成的損失多少有不同估計，自相當於我國GDP的5%至15%的估計都有，當然都沒有太可靠根據，作參考而已。

不過憑良心講，中國政府還真不能說是“軟、散、懶”，而是文革後百廢待興、千頭萬緒、發展穩定改革面面都要顧到，因此一些問題還提不到日程上來。不過近來看到，收入分配改革已明確成為這一屆政府優先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反映出這方面問題已經越來越嚴重了。其實收入分配領域的事，叫改革也行，叫加強管理也行；正如當年張居正搞的，叫改革也行，叫加強管理也行。

改革固然是紅利，加強管理也可以說是紅利，甚至可以說是收效更快的紅利。拿希臘來說，堵住逃漏稅的漏洞可以增加GDP的40%，清理灰經濟、黑經濟可以增加GDP的25—35%，打擊腐敗可以增加GDP的8%，合計增加GDP的70%以上。經濟發展即使持續8%的高速度，多少年才可以增加70%的GDP？

希望三中全會能在收入分配改革和管理上形成共識，由此得到的“紅利”足可以支持我國社會福利水平逐漸提高到GDP的20%左右。這樣可以有效地縮小貧富差距，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擴大消費和內需，增加就業，促進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進入良性循環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