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友文

幾年前，有一個非裔和西裔組織的平權法案遊行。一位律師路過，見有華人結伴參加，問他們：你們為什麼也來參加？回答是：我們上次民主遊行，有非裔西裔參加，所以今天來支持他們，報答他們。還加一句：“我們都是少數族裔！”律師聽了呆半晌，說：這平權法案可是為了爭取和維護非裔西裔孩子低分上大學。他們每爭取低一分，華人的孩子上大學就得多兩分。他們參加你們的遊行是為了他們認同的價值觀。你們今天為哪般？ 犧牲自己孩子的權益去支持他們？為回報？為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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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參選本區教委選舉的兩位新人觀點不同：A的觀點是：不應追求 AP 數量，而應保證 AP 質量；B的觀點是：多開 AP，讓更多學生了解大學課程，方便他們上大學時適應。各有各理。

我問兒子怎麼看。他說，他選AP不光是因為課程難，為申請大學加分，還因為上 AP 的同學都比較用功，程度相當，課堂效率高，學到的東西多。如果普及AP，學生參差不起，課程水平和效率都受影響。

前天投票，我把票投給了A。雖然B很有領導魅力，很真誠，人很漂亮，很多觀念我認同她甚於認同那主管，但我沒把票投給她而投給A，投給我正在上學的孩子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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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投票，到底應該投什麼？

古有“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今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華人的道德觀，“義”很崇高，高得象頭；“利”很卑賤，賤得象狗肉。如果一個人兩千年習慣於不考慮自己的利益，在投票箱前還真不知道要投什麼。

一位共和黨分析家對華人投票傾向費解，說華人的生活方式其實比較象共和黨的主張：個人多承擔責任，少交稅，不願意政府花大錢搞福利，反對同性戀，反非法移民等等；可華人投票卻多投民主黨，跟自己的利益相悖。事實是不是真那樣我不很清楚。但我想，華人投票時，大腦最好不能只過濾道德，更要過濾利益。

如果我們投票是投“義”，事情就容易亂，因為“義”沒有客觀標準。如果當選人不能理解選民的真正利益，也象選民那樣按心中的“義”來行事，結果就很難滿足選民的真正要求。如果投“利”，把“利”擺出來，不同的“利”妥協於選票結果，就是民主的結果。知道選民要什麼，當選人就能很明確地為選他上台的多數選民利益服務。選人擔任職務還好，若投選法案，一旦通過，很難平反，不可不慎。

中國自秦始皇以來，所有帝王敢於自言“利”的只有曹操（雖未稱帝，也是魏王）。曹操在《讓縣自明本志令》裡，把他受封的四個縣，讓出三個縣，卻又讓他三個兒子受封為侯，原因是他需要兒子做外援；他自己也拒絕放棄兵權。他明說理由，“江湖未靜，不可讓位。”“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當時情況也確如他說的，“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魯迅先生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魯迅先生和曹操一樣都是很說真話的人。

孔子說“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又必為之辭。”意思是討厭那些想要什麼不明說，偏要找冠冕堂皇的話來掩飾的人。

我們投票就是要投自己的利益，光明正大，不要遮掩。

2013年11月8日於洛杉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