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討論一個新朝代初期和“改革開放”異同之時，我注意到更多的差異。

傳統中國社會基本是個農業社會。戰亂後一片凋零，但農民還是知道如何種地的。 王朝用不着指揮農民如何種地。明太祖在大殺功臣的同時，禁止官僚深入農村（見黃仁宇明朝十六世紀財政），所以，農民除了忍受各種苛捐雜稅勞役外，至少在種地方面有個人自由，當時地價也相對便宜，是能者發財致富的好時光。 後來危害地方最惡的吏役，當時還是徵發的百姓，還沒有出現。

朱元璋創造了一個相當平等的社會，除了高聳如雲的王族，地主都不多。在這個環境下，從科舉選拔出來的官員相對了解地氣，相對廉潔，相對能幹，這對個人發家致富都是利好的條件， 官僚地主階層並不是王朝初就有的集團，而是軍功貴族集團落魄社會演變的結果。

我過去強調的另外一個觀點是，奢侈風氣猶如傳染病，有個擴散的過程。 從戰火裡面殺出來的皇權，貴族，享受的能力遠不如他們的後裔。 後來的官僚也需要時間學會奢侈，這也是朝代初下層百姓勤勞致富的有利條件。

中國過去的三十年情況有所不同。 中國發達起來主要的驅動力不是農業而是現代化工業。 中國需要先進技術，在這個過程裡面，官僚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也許唯一利好的條件就是在一段時間裡面壓制了國企，讓合資，外資，私人企業扮演了史無前例的角色。如果前清大佬有這末通達，那就好了。

官僚們放棄當年手中無所不包的權力，是過去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個條件，但官僚本性，還是很希望把所有能收回來的權力收回來，也許因此，我們看到近年國進民退。我們看到很多人認為”低三下氣“太久了，該是中國昂首闊步縱橫世界的時候了，中國對外企，特別真正西方日本企業的態度，大概處於一種非常微妙的狀態。

當然，官僚能接觸到的世界和憤怒青年大不一樣，從過去參考消息起到現在國內企業內部實情，所以我們也看到一種類似精神分裂的狀態，一些人極端排外，一些人極端媚外。

同樣，奢侈是一種傳染病，需要時間擴散。三十年經濟大發展，得了奢侈病的人也不成比例的增加，中國人對奢侈病的抵抗能力相對脆弱。

回想毛澤東時代官僚要教老百姓如何種地，要控制種什麼，什麽時候種，如何管，如何收，我也不奇怪。 中國秦後郡縣制度下，皇帝只是勸農，還沒有毛澤東那樣的宏圖大志。官僚在社會中的角色大不一樣。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區別。 這點差別如何影響社會演變，我覺得只能觀察。

這算對前一篇博文的一點補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