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拙文《說對話做錯事--另類“中國特色”》中，將“說對話做錯事”定性為是另類“中國特色”之一。

這絕對不是什麼隨心所欲的“亂點鴛鴦譜”、而是有足夠多的事實根據來“以理服人”的。其具體的事例不勝枚舉。小到居委會的“小腳偵輯隊”“菜籃子工程”；大到計劃生育、房屋政策或人權民主、言論自由…等等；不一而足。真可謂隨手拾來比比皆是。而2013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廢止勞動教養制度。並得到國內外一致讚賞、卻“後果嚴重”的表現，就是最有說服力的典型之一。

所謂的“勞教”，是勞動教養制度的簡稱。根據資料介紹，這種制度『從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規定的刑罰，而是依據國務院勞動教養相關法規的一種行政處罰，公安機關毋須經法庭審訊定罪，即可對疑犯投入勞教場所實行最高期限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強迫勞動、思想教育等措施』所以可以認為，其初衷就是以勞動、教育和培養相結合後形成一個理應擁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獨有的司法制度。是對刑法的一種補充或延伸，以彌補未成年的青少年，在犯有法律規定要入罪的某種行為（如搶劫、盜竊、行兇鬥毆或強姦殺人等），卻又不能（或不忍）對其實行法律制裁（如勞動改造）時，所採取的一種絕對“人性化”的措施，是對社會“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等現實過失的一種彌補，我們對其完全“無可厚非”（除海內外別有用心者外）。

理論上，根據“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的科學原理。作為人的“毛坯（嬰幼兒）”，從出生後（甚至懷胎開始）就要進行文化的加工薰陶，以便成為一個合格的“社會人”，來按“普世價值觀”標準，參加以“集體分工合作”為主的社會生活，分享共同創造的物質文明成果。可惜就像任何加工工藝或程序，都不可避免地因受到種種客觀因素的干擾、影響，都不可避免地，會出一些殘、次甚至廢品（嫌疑罪犯）。並要建立相應的處理方式，來避免“一顆老鼠屎壞（社會）一鍋粥”的可能，以便儘可能減少或杜絕“害群之馬”的出現。這就是法律和司法制度產生的起因。而聰明的中國人更知道，“害群之馬”的形成過程，往往是從“害群之小馬駒（青少年）”階段就開始的。所以從“防患於未然”的角度來看，從青少年階段開始，就對他們中的一些不良行為或習慣，用相對艱苦的生活條件和強迫學習、勞動的方式或手段來糾正，為他們創造將來融入正常社會的條件。因為“勞動”乃是社會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不是懲罰（否則豈不是等於說『所有在勤勤懇懇工作（勞動）的社會良民，都是在接受“懲罰”』了）。這樣時間一長，他（她）們就會“習慣成自然”地、養成合格社會人所應有的起碼品行或人格。而社會也可以以儘可能小的經濟成本，來儘量避免或減少這些少不更事的“小馬駒”們，將來成為真正“害群之馬”的可能。對事實上已經走出叢林、進入自己人造的“非自然生態環境系統（社會）”且不承認自己是猴子後代的中國人而言，這難道不正是最合乎情理的措施嗎？而根據物理學的彈性原理，在實施“勞教”的過程中，適當的“矯枉過正”也是必要的（比如相對艱苦的生活條件、待遇，以及某些有限的“體罰”），就像要把一根已經彎曲的鐵條矯直過來、就必須向相反的方向多用一點力一樣。關鍵是一定要把握住恰到好處的“度”，避免產生“物極必反”的結果。

不過，正如俗話所說“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一個諾大的社會，難免從上到下、從官到民，都會出現一些“害群之馬”，做出一些對社會不利甚至傷害社會的事。這在“勞教”政策實行過程中，出現的官員或具體執行者，受到社會不良風氣或“潛規則”的影響。在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恣意妄為、假公濟私、公報私仇或貪污受賄、營私舞弊”等令人屢屢詬病的弊端事實，就是證明。但是只能說明政府在具體執行政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偏差甚至嚴重錯誤。我們不能因此要全盤否定甚至廢止這種理論上合理、有效的政策，就像我們不能因為確實存在某些“惡法”，就要廢除所有法律，實行“無政府主義”一樣。

我們不是總是在嚷嚷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嗎？這本來應該是絕對正確的方針。我們理應設法找到這些不當行為的“病根”，再予以“對症下藥”的根治。雖然“知易行難”，但是並不是做不到的（特別是科學《新理論》）。而我們現在居然因為“勞教制度”在執行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種種偏差甚至嚴重錯誤，就要對其加以全盤否定，進而要徹底“廢止”（包括連美國都不敢廢除的死刑）。其表現的本質，跟“因噎廢食”完全一樣--愚蠢之極。這種“說對話做錯事”的直接後果，就是等同於鼓勵出現更多的“李xx”或某“衙內”之類的“害群小馬駒”。最後“親者痛仇者快”地，讓已經亂象叢生、法治不彰的社會，形成“惡少日夜可以橫行霸道，無辜民眾卻要時時擔驚受怕”的氛圍而後患無窮。不信就走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