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俞先生博發文”關於49年後中國沒有出現學術大師的解釋“，俞先生在最後一段說”結論是，如果一個民族無法出偉大的科學家或思想家，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人民的道德水平低下，人民的人文素養差。反之，如果一個國家經常出大科學家或思想家，他們的人民的道德水平一定高“。我不太同意俞先生的看法。

從歷史角度看，過去幾百年，北歐和中歐的瑞士社會比較平穩。如果我們硬要用道德衡量，這些國家人民平均道德水平比較高，這些國家的確也出現了一些大家。但是，過去幾百年，科學技術和人文科學等諸領域主要動力來自其他國家。一個因素也可能是人口，但人口又不能解釋猶太人在學術上的成就。

所以，如果籠統來說，出現學術大師的條件比較複雜。

我個人把學術創造看出沙漠裡面的綠洲，很罕見，很脆弱。 能不能開出更豐盛的結果取決很多因素，一個條件就是有多少人來到綠洲，而又帶着希望離開。換句話重要因素就是承繼。在現代社會，要想離開前人的工作自己獨立創作而成為學術大師的可能幾乎等於零，要離開西方過去幾百年傳統而另外搞出一套的可能也近乎為零。

當然，西方傳統並非宇宙中科學技術發展唯一道路，別的星球有別的道路。但是在地球上，西方傳統是千萬人幾百年努力搞出來的一個體系。 離開西方傳統，要在古老而燦爛的阿拉伯文化或中國傳統文化再搞出一套體系，進而演化出另外一個科學技術體系的可能，我覺得也很微小。 不要說大的，如果有人立志在中國古代數學基礎上推導出一種新數學，那也不是短期能成功的事情。

當然，說離不開西方傳統並不等於被框在西方文化中。 從源頭講，西方文化就比其他大文化包括更多源頭，而現代西方文化吸收印度文化，非洲文化，阿拉伯文化的能力也相當出色。 反過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完全可能，至少在非科學技術領域。 在科學技術領域，我暫時還看不到非西方傳統新體系出現的可能。

說到這裡，如果讀者承認完全離開前人工作而另創一套的可能幾乎等於零，如果承認離開西方過去幾百年傳統另搞一套的可能極其微小，那麼中國為什麼尚未出學術大師的原因就比較清楚。

原因是，1949年後，中國在學術上和中國傳統文化以及西方文化脫鈎，中國希望依賴海歸和蘇聯留學生那點知識，在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發展出另外一套超越西方的體系，未免有點太不知天高地厚。

49年後前三十年，在學術上中國成就甚微，不要說比不上尚在迅速演化的西方，就是和前蘇聯也有相當差距。

現在要回答的是為什麼改革開放後仍舊沒有出學術大師的原因？

上面提到學術需要傳承，現在要談學術的另外一個條件，即交流和爭論。中國傳統思想崇拜“聖賢”式的“智者”，這種人通天徹地，無所不能，交流和爭論不是他們成長的必要條件。

但是西方傳統，交流和辯論是學術發展的兩個不可缺少的條件。在古代社會，辯論成為一種“鑑別”真理的工具。近代則“實驗”成為更重要驗證真偽的工具。

過去三十年，如果說中國學術有所成就，大部分歸結於“改革開放”，中國學者能走出去，外國學者能走進了，有所交流，有一些爭論，也有一些“實驗”。

但是中國仍舊到處是“禁區”，只要有“禁區”的地方，就不可能有“自由”，就不可能有“大師”。

俞先生似乎認為“

我想應該區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社會尚有研究和交流的條件，但研究的成功未見得能自由發表，一種是根本不讓學者接觸某些領域，違法者會被嚴懲。 這裡謬誤點是，所謂歐洲的專制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文化專制主義根本就是兩回事情。要挑戰權威首先得有挑戰權威的真才實學，而之前必須有獨立的生活來源。真正的專制，無論是文化專制還是政治專制，本質都是要控制人的精神，扼殺任何可能長出大樹的幼芽。至今為止的中國社會，做一個經濟上不受政府影響的獨立學者實在太難。 如果財政無法獨立，事事要接受官員審查，很難出現“學術大師”。

中國政府現在有爭奪諾貝爾獎金的雄心。 中國政府對科學的思路和體育相仿，都是大量投入，精中選精。可能不可能成功呢？可能。特別是海歸的那些本來在海外已經有相當學術成就的學者，的確可能能為“學術大師”。這種辦法比較適用於“科學技術”，不太適用人文學科。從本質而言，中國政府解決不了的是種子發芽的問題，採用的是從海外花房把名種花草移植到自己花房的辦法。過去三十年就是中國輸出種子，借外國的環境讓它們發芽生長的階段，也因此，到現在為主，中國本土尚未出現自己培養的“學術大師”。

未來，中國是否會出現自己培養的“學術大師”呢？ 中國這末大，人口這末多，要說一個都不能出，那也太過分了一點。但是，只要承繼問題沒有解決，中國即無中國傳統學術環境，又老要和西方文化傳統切斷關係，交流和爭論都受限制，教育系統以灌輸為主，中國大批出現自己的“學術大師”的可能仍舊遙不可及。

至於從海外移植回來的“學術大師”，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只要全球化趨勢還沒有反轉，只要中國拿出足夠多錢，還是有可能創造一批“國家學術大師”，這和“道德良心”沒有半點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