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過去稍許觸及這個主題，但大多數人看了這個標題後大概還會感到驚訝。下面我試圖說明我的想法。

圍棋（或者其他棋類）是兩個智者的對弈。對弈者投子入盤（圍棋）或移動棋子，棋子是沒有生命的，不會干擾棋手的思維。

籃球運動（也包括其他集體運動項目）可以看出是兩方教練的對弈，也可以看出是兩個集體的對弈。在比賽中，每個選手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有發揮好或不好的時候。所以，教練需要親臨現場，不斷根據比賽情況加以調整。

秦以後，中國貴族和武人功臣逐漸退出政治舞台，中國是文人的世界，所以中國人“諸葛亮情節”極重，諸葛亮這類的謀士，能算無遺策，“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既然能事先就算定，所有將士其實不過是棋盤上的棋子。

以歐洲日本為代表的封建社會，治理基本遵循"籃球運動“模型。 不管教練事前有多少準備多少吩咐，球場上的結果仍舊千變萬化，需要教練的親自參與。 早期君主甚至親臨戰場，不僅是個教練，而且是個球員。 在這種模型中，教練隨機應變的能力，教練和球員互動的能力都至關重要。

近代現代國家，官僚機構日益成為獨立的力量。 官僚機構，基本遵循的是圍棋模型， 官員試圖用自己的大腦，指揮官僚機構的運轉，官僚機構中的種種小人物，越來越成為官僚機器上的小螺絲釘。

大公司大企業也會”官僚化“，而現代管理的一個挑戰就是和官僚機構官僚習氣的鬥爭。種種改革，目地不外解除雇員的棋子身份，而將其恢復為活生生的人，以激發他們的主觀能動性。

當然，人性本身就很複雜，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邊，當官員和雇員從棋子狀態解放出來，也許有些人就以此為惡，所以，又需要各種束縛。

不管如何，圍棋模型和籃球模型是社會管理的兩大模型，歷史淵源和環境不同，影響和結果也不同。

我已經發了不少文談歷史上中原王朝和北方外族的戰爭。 春秋戰國，中原各國對峙，燕，秦，趙就和外族接壤，也修有長城。但似乎敗少勝多，北方外族基本沒有形成多大威脅。秦之後，中原王朝日益文人化，郡縣化，而北方”威脅“似乎越來越明顯。 如果用上述模型看，外方外族基本採用的是籃球模型，而中原日趨使用圍棋模型。依我看，至少對於族與族，國與國的衝突，圍棋模型管理很成問題。 ““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既不實際，也不可能。

有人可能說，大家不早說過”中國腐儒誤國“，壞事都是壞在文人手裡，你說得又有什麼新意？ 首先，文人並不代表儒生。 宋代之前，中國雖然是文人治國，但未見得儒家官僚就有能一言九鼎的話語權。 其次，秦之後中國皇帝就日益”文人化“，”女性化“。最後，秦以後社會越來越文人化是國家社會大架構變化的結果。唐玄宗用節度使擴展疆土，最後搞出安史之亂，藩鎮割據，五代十國，後來才有宋代。如果選擇題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唐代模式，一種是宋代模式，你有做何選擇呢？

歷史上中國的”燦爛“是大架構變化的結果，中國的”問題“也是大架構變化的結果。

圍棋模型比較適合一種靜態的世界，百姓是順民，是百依百順的棋子，而籃球模型是高度動態的，對統治者有全然不同的要求，其中一個要求就是走出紫禁城，走出深宮。 東晉世家子弟有西晉前車之鑑，但仍舊無法回頭，反而越來越”玄學“，越來越”女性“化（甚至見馬而驚，視之為虎），可見不光是意願的問題。

最後，討論二點小問題。

假設在圍棋模型裡面，有很小几率，個別棋子會改變狀態，在棋子改變狀態前，棋手可以覺察，並有權力置換。 這引起兩種可能，一種情況，棋手利用這點取勝，一種情況，棋手使用置換的權力，除去”不安分“的棋子，使得棋盤的己方棋子完全可以控制。

中國社會中，身為棋手的皇權或官僚極大可能採取第二種辦法。

有意思的是，西方國際象棋和日本將棋都有棋子升級的規則。國際象棋中兵到底線可以升級為後，日本將棋也有升級的規定。這和我上面所說棋子自動隨機升級不同，但也是一種打破現存局面的有力手段。

第二，生活中充滿了幾率事件，即使圍棋模型也無法避免。如果我們把圍棋手用數量定義，兩個同級的選手只能戰平，但如果每個選手圍繞自己的等級有輕微擾動，則結果是幾率事件。

籃球模型和圍棋模型的最大區別是，棋子模型中棋子是沒有意識沒有幾率變化的，而籃球模型每個選手都受幾率影響。在棋子模型中，選手可以絕對控制棋子，就是說之間沒有溝通問題，而籃球模型，教練和選手有溝通問題，而溝通也受或然率的影響。此外，時間對棋類模型的干擾遠比籃球模型為小。

我們對歷史的討論將不斷回到圍棋模型（或棋類模型）和籃球模型上來。

僅是胡侃。歡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