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重大歷史事件往往是由純屬偶然的某個小事引發。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打開了中美關係冰封二十多年的大門，世界為之震驚，尼克松更稱其為“改變世界的一周”！這一載入史冊的重大外交行動能夠在當時發生，實際上也有相當大的偶然性。考慮到兩國當時的政治生態和敵對態勢，假如沒有“小球轉動打球”的乒乓外交，美國總統訪華這樣的重大行動至少不會如此之早地發生。

當時，美國是中國的頭號敵人。就在此前不足兩年（1970年5月20日），毛澤東發表了“520聲明”：《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在這個聲明中，毛再次提到他早在1956年就提出的那個著名論斷：看似強大的美國只是一隻“紙老虎”！聲明中更指名道姓提到了“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等。“520聲明”在8億中國人民中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美帝國主義新高潮！在這種政治狂熱的大背景下，試圖打破中美之間20多年來形成的堅冰，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即使兩國領導人也不存在這樣的奢望。但歷史的機遇卻在不經意間出現了！

1971年3月底，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名古屋舉行。中國因文革已連續兩屆缺席世乒賽，此次日本主辦者極力邀請中國參賽，並因此取消了台灣方面的資格。毛澤東最終拍板參賽，但他將此看作一場血雨腥風的國際政治鬥爭！他說，你們這次去，要準備死幾個人，不死人更好。現在聽起來，這就是一個笑話。但在當時的中國，沒人懷疑其十二分嚴肅的正確性！臨行前，代表團內部還傳達了禁令：不准主動與美國人打招呼，或者與對方握手。

大賽期間，中國代表團所到之處，引起國際社會極大關注。美國乒乓球隊中有一位留長髮、名叫格倫•科恩的隊員，不知何故，陰差陽錯上了中國代表團的大巴。從文革氛圍中走出國門的中國人，政治敏感性本來就很高，何況有禁令在先。大家知道，這位球衣上印有USA的不速之客是來自“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美國，開始有10分鐘時間，車上無人理睬科恩，他也就沒有試圖找座位坐下，只是很尷尬地站在車內。已是世界乒壇名人的莊則棟猶豫了一番後，把禁令拋在了腦後，主動上前與科恩打招呼，而且還贈送這位美國運動員一件中國繡品。這讓科恩甚為意外和感動。此次邂逅之後，科恩沒有忘記中國人的友善。據莊則棟講，有一天，科恩等在他必經之路上，見到他就上來擁抱，回贈他一件別有美國乒協紀念章的球衣。這兩個小插曲都被無孔不入的記者撲捉到了，見了報。據稱，兩個敵對國家運動員間的這個友好交往事件成了世乒賽的最大新聞。

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負責人得知科恩與莊則棟之間的故事，受到鼓舞，向中國代表團提出請求，希望中方能夠邀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在世乒賽結束後訪問中國。美方這一要求立即逐級上報。外交部仔細研究後，草擬一份意見上報周恩來，大意是：由於美國支持台灣蔣介石集團，在亞乒聯搞“兩個中國”的陰謀，因此美國乒乓球隊此時提出訪華是不合時宜的。周看過報告後批示：同意外交部意見，並呈毛澤東。毛看到外交部意見和總理批示，也圈閱認可。

事已至此，似乎該結束了，但事有湊巧。毛在睡前聽聞《參考消息》上有關莊則棟與科恩的花邊新聞。他稱讚莊則棟有外交頭腦，並當即改變主意：立即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

消息傳到白宮，尼克松在日記中寫道；這個消息讓我又驚又喜。我從未料到，對華的主動行動會以乒乓球隊訪問的形式求得實現。我們立即批准，接受邀請。

基辛格在早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中國人最了不起的才能之一是，使經過精心策劃的東西看起來像是臨時決定的。”對於中方的這個邀請，他分析道：“它象徵着中國已承擔了與美國改善關係的義務；更深一層的意義是：它保證——比通過任何渠道發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現在肯定將被邀請的使節將踏上的是友好國家的國土。這是向白宮發出的一個信號，表示他們已注意到我們的主動行動。從中國的觀點看，由於這些選手不可能代表某種政治傾向，這一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這樣，中國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國評論界的情況下表明它的真意。周恩來也懂得怎樣做才不會遭到拒絕。在中國內部，這有助於使黨政幹部適應方針上即將發生的革命性變化。”

基辛格的這個分析顯然是對的。在如火如荼的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革命大潮背景下，突然要廣大“革命群眾”迅速轉彎，接受與“美帝”打交道的新形勢要求，談何容易！這場中美之間半民間的乒乓外交，意外成為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前奏曲，既為國內民眾適應形勢的迅速變化打下了一定基礎，更成為迅速促成尼克松訪華的催化劑，為之鋪就了一條相對平坦的互動之路，同時在兩國之間迅速置換掉此前的敵對情緒，營造了一種必要的友好交往氣氛。

對此，筆者唯一的疑問是，周恩來和毛澤東為何最初會接受外交部的意見，拒絕美國乒乓球對的訪華請求？需知，就在此前3個月（1970年底），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長達5小時的談話中就曾明確表示：中美兩國的事情需要跟尼克松談，希望尼克松能來！中方希望改變兩國敵對關係的這一重要信號被美國《生活》雜誌刊登出來，尼克松看到了這個信號，並確信毛澤東希望他訪華。周恩來更委託當時的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向白宮傳遞了更明確的信息！

人們很可能永遠無法弄清毛和周當時的想法。但我們可以斷定，假若沒有科恩與莊則棟的交往，或者毛澤東那個晚上沒有聽到這則新聞，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就不會訪問中國。尼克松訪華的歷史時刻亦不知將推遲多久！

1971年4月初，新中國成立後二十多年來的首個美國人訪華團——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訪問中國成為現實。周恩來親自接見了這個談不上什麼外交級別的體育訪問團。周在接見過程中與客人們進行交流。他主動表示，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問。面對可以向中國總理提問的難得機會，打扮上顯然有嬉皮士傾向的科恩提出一個問題：請問總理，您對嬉皮士有何評論？

這個問題顯然出乎所有人的預料。當時的中國，對於來自西方的幾乎一切東西，均持徹底革命者的批評態度，更不必說在西方稱作嬉皮士的非主流現象了。令人意外的是，周恩來完全沒有從批判或負面的角度去評論這個在西方也有爭議的群體，而是給出了一個令人頗感意外的回答。他主要表達了這樣一層意思：青年人是一個社會最活躍、最積極的部分。他們總是在尋找真理。他們進行各種各樣的試驗，通過試驗，得出自己的結論。

聞聽中國總理這番話，科恩非常高興。對於周的精彩回答，所有在場的人均報以熱烈掌聲。但事情並沒有完。遠在地球另一邊的美國人通過電視也看到了中國總理給嬉皮士科恩的這個相當有水平的回答。周的這番話完全出乎美國人的預料，他們萬萬沒有想到，中國總理竟然會秉持如此客觀的立場和開放的觀念！這讓他們對紅色中國有了新的認識。

周恩來老道的外交藝術在這樣一件小事上也得到了很好體現。基辛格曾這樣評價周恩來：“我生平所遇到的兩三個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來是其中之一。他溫文儒雅，耐心無盡，聰慧過人，技巧敏捷。他在我們討論之際，輕而易舉地就點破了我們新關係的實質，似乎除此之外別無明智選擇。”“周恩來與我之間的會談，較之我擔任公職時與其他任何人的會談，時間都更長，更為深入。…… 兩個人在思想意識上是敵人，但我們各自陳述對世界事務的觀點，態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間也是很少能夠做到的；而內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偉人面前才會經歷得到。”“我對周恩來所代表的制度不抱幻想，然而，當周恩來逝世時，我深感悲痛。世界將不會那麼富有生氣了，前景將不會看得那麼清楚了。……”

周恩來總理向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談話時指出:“我請你們回去把中國人民的問候轉告給美國人民。中美兩國人民過去往來是很頻繁的，以後中斷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你們這次應邀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將會得到兩國人民大多數的贊成和支持。”僅僅幾小時後，美國總統尼克松就宣布了對華解禁的5項具體措施。

科恩的母親遠在美國，也看到了中國總理與他兒子的對話報道，她非常感動！必須為那個遙遠國度的總理做點什麼，以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於是，她特地委託朋友在香港買了一大束鮮花，空運到北京，送給周恩來總理。這次“小球轉動大球”的半民間外交事件也就有了一個相當溫情的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