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革時我是高中生。

1964年後，教育路線相當激烈，教育路線之爭其實反映現實問題。 1955-1965年，據說有百萬城市青年上山下鄉去農場。 北京送到寧夏建設兵團就有一大批，說明城市無法提供足夠就業機會。

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後曾有過一次結婚高潮，我相信，相當多”幹部“子弟在60年代後期將進入”勞動力市場“，考上大學考不上大學對前途有極大影響。我沒有具體數字，我相信當年高中畢業生能考上大學的不過20%，考上名校的又只占少數，地質等院校那時已經失去五十年代的吸引力。這大概是1964年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和“階級路線”之爭的一大原因。

從父母地位看，大部分高乾子弟出生於30年代末到40年代，極少出生於50年代，而中層下層幹部子弟，多出生於50年代。這也許能解釋為什麼50年代中學（至少北京中學），“階級路線”還沒有後來那樣的影響和市場。

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受益最大的是出身不那麼好但學習好的那個群體，“受害者”主要是出身好但學習能力較差的那批人。我應該屬於學習還足夠好的那個群體，但我可以感到學生中潛伏的煩躁。

我記得我在某處提到，當年走後門比現在難。習近平的姐姐因為一分之差不能上101中，劉少奇的兒子因成績差去了農業學校。但是上大學否還有”合法“後門呢？ 有。但非真高幹不辦。

總之，幹部子弟和非幹部子弟的矛盾和他們學習能力和父母地位有關，父母地位越高，本人學習能力越強，和非幹部子弟中學習出類拔萃者矛盾就越少，父母地位越差，本人學習能力越差，就越容易受“階級路線”影響，掄起“階級路線”大棒打人。

時至今日的美國，中學生裡面問題學生不多是那些家庭或學習出了大問題的孩子？

從當時情況看，中學中學生黨員如鳳毛麟角，非”德智體“都出色而不辦。黨員高乾子弟受劉少奇“共產黨員修養”影響極深，比較講究政策（當然辦學習班整人也是劉少奇政策的一部分）。

從宋彬彬跳了兩級又入了黨看，她很可能是當時校方的乖寶寶，學習不錯，修養（劉少奇的修養）好。

她和紅八月到處打人的那伙紅衛兵雖然都屬於“紅二代”，但可能有天壤之別。關於“宋要武”的神話，很可能掩蓋了不少文革的真相。

二

不少人喜歡談兩個文革，劉鄧的文革和毛的文革。

在我眼裡，劉少奇鄧小平和毛的一大區別是，劉鄧多少轉化為執政黨領袖，所以事事要講政策，要控制，不要群眾運動。 劉鄧從大躍進學到了不少東西，當時已經本能反對群眾運動。 從某種意義，劉鄧更像蘇共領導人，而毛還是革命黨的領袖，強調群眾運動，強調無法無天。

反右就顯示劉鄧和毛的區別。 如果劉鄧當政，大概根本就不允許鳴放。這樣雖然萬馬齊瘖，但不讓說話總比“引蛇出洞”把人送到夾皮溝死在夾皮溝好。 但毛偏要支持鳴放，搞個“引蛇出洞”，然後又讓劉鄧去做惡人，收拾那些被“引出來”的倒霉鬼。

文化革命其實又重覆反右的模式。毛要搞群眾運動，劉鄧要派工作組鎮壓。最後毛勝利了，引出一大批“造反派”，歡飲鼓舞為毛衝鋒陷陣。但最後毛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讓“軍隊”出面，“保守組織”出面，“造反派”又被殘酷鎮壓。“走資派”又重新上台。

只要毛和共產黨堅持階級鬥爭理論，“造反派”替毛衝鋒陷陣就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情。可惜不少人沒有好好想想毛那套理論裡面的陷阱。

我很驚訝的是現在還有那麼多造反派領袖懷念毛，還沒有醒悟到他們不過是被“引蛇出洞”引出來的一批倒霉鬼。何其愚昧？

從某種意義講，反右是文革的預演，文革是反右的修正和擴大。唯一區別是，鳴放不久就觸及黨天下這個主題，所以非收不可，而文革造反派直指“走資派”，所以在舞台上的壽命長了一點，但又能長到哪裡？ 如果毛能萬壽無疆，造反派領袖最好的命運是成為第二次文革的靶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