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階級鬥爭論影響了幾代人。階級鬥爭論把人分成階級或集團，每個階級或集團都有標籤，決定他們的“原罪”。比如地富反壞右黑五類，比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受這種思想影響，我們現在有修正版的”階級鬥爭論“。 因為有壞醫生，所以某些人眼裡，醫生這個群體也被貼上了標籤，因為有壞校長，所以某些人眼裡，教育工作者也被貼上標籤，以此類推，總之，“屁股決定思想”，一旦被斷定屁股坐在哪把椅子上，罪名也就定了。

換句話，”罪行“和個人脫鈎，而成為一個”集團“的標準。一旦因為某種因素被人貼上標籤，“永世”不得”翻身“。在標籤下，個人所有作為表現都沒有多大意義。

當然，現在共產黨擁有話語權，可以根據自己需要給某一群體貼上標籤，但共產黨外，很多從大陸出來的人也都會貼標籤，像”輪子“，”日本雜X"等，好像一旦把人貼上標籤，就可以“依法審判了”。有這種習慣的人很多，不僅自稱毛的信徒，也包括自命為堅定反共分子的“右派”。

我想，這是毛澤東時代和共產黨留下的一大遺產。 如果說從毛澤東時代過來的每個人都是“戰廢品”，這應該是一大因素。為此，人之間幾乎無法對話。

我這裡舉個例子，例句來自明鏡著名右派風聲雨聲讀書聲。他在”對中共黨國的兩類批判“一文說”都對黨國現狀不滿，一類要改造或顛覆中共國家制度。而另一類咬定中共黨國也是中國人的國，是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的必然產物。所以，改造人，鬥爭人，砸他娘的歷史的文化大革命搞過了，中國人還沒有被改造好，現在還要對中國人繼續罵下去，批鬥下去，明說吧，就是要把共產黨毛老頭子的文化大革命接過手來，進行到底。這類罵娘罵爹，罵文化的人里，最中堅的就是老中共黨員紫氣“。

有意思的是，開頭談的是都對黨國現狀不滿，結尾他攻擊的右派紫氣成了要繼承毛澤東衣缽的共產黨員。 從三聲博博文看，他受過很好教育，至少在西方名校聽過哲學課，成就還不錯，但對這段話，我實在不敢恭維。為什麼引這段呢？ 因為我在明鏡時，我大概也被三聲劃為另一類，雖然還沒有明指我要繼承老毛的衣缽，總之我夠壞的了。我承認我屬於三聲劃出的另外一類嗎？ 當然不承認。我覺得他的分裂相當可笑。

三聲在明鏡不僅反共反左，也以反右聞名，對高伐林博，他有如下評論“....對那裡的，如高伐林先生這樣的人物，以及比他還大不少，或小不少的人物，都有過不少親身的接觸，了解，甚至過敏性的反感。當然不能一言論定這類人全都是黨奴黨性，上恭下倨的大壞蛋，可是這類人，特別是新提拔高升上去的那群小奴兒們，其實比一些黨國高幹，叔叔阿姨們更可惡"。 啊哈！高伐林比黨國高幹更可惡！而且不僅高伐林，而且又是一類人。

我這裡要強調的是，在很多中國人眼裡，個人如何表現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或她屬於哪類，一旦決定他或她屬於哪類，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從朱令到宋彬彬問題，不少人的分析其實都建立在修正的階級鬥爭論（或集團鬥爭論）的基礎上。

有意思的是，毛澤東本人雖然對中國階級鬥爭理論”貢獻“極大，但又以和不少他貼上反動階級標籤的人士有所交往為榮。在某種意義，毛貼標籤的本事已入化境，想貼就貼，想摘就就摘。 毛澤東大概知道他的標籤其實只是一種謀略手段，而他的追隨者和受他影響的人往往跳不出他框框，學不到他權術的精華，只學到他把人劃分為階級的本事。

在共產黨奪取政權過程中，統戰起了很大作用，周恩來是統戰絕頂高手。毛糾正了共產黨打擊面過寬過大的”錯誤“，團結一切可以利用和團結的人，包括美國人和蘇俄，最後打垮了蔣介石。只有在取得政權後，才”露出猙獰面孔“，逐步清算過去的盟友和同僚。 

至於”左派“貼標籤的本事，我就不多說了，華山博斷言我的復辟夢就永遠是夢。很有意思不是？ 不知他又把我劃到哪個集團裡面去了？

當然，“階級鬥爭”論在中國有市場也不是偶然的。前不久我談“水滸”和“水滸綜合症”也就是要點明一個事實，在“水滸綜合症”患者眼裡，只要“大義”名分正確，什麼壞事都可以干，都被披上一層榮光。而只要和“壞人”有點關係，均在可殺之列，不管是丫鬟，小廝，有罪，無罪， 這也是一種“集團鬥爭論”。而惡人只要能有人引渡，從一個集團飛躍到另一集團，就“立地成佛”，以往一切“罪過”都得到赦免。

什麼時候，中國人才能意識到個人意志和個人行為而不是人的環境（父母，出身，朋友）決定一個人的行為？ 什麼時候才能意識罪行是一種個人行為？ “清算”罪行必須深入到具體證據而不是停留在人物的類別之上呢？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