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讀史，總涉及如何評價某一君主或某一大臣的問題。在很多情況下，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歷史記錄已經被編篡過，我們看到的常常是在位者希望讓人看到的一面，也因為一個人有種種方面，可能說過一些極其冠冕堂皇的話，而暗地裡又完全是另外一個人。

依我之見，評價一個統治者，很大程度要看他對官僚的賞懲方針，特別是對酷吏的用法。如果他下面，正人君子揚眉吐氣能有一番事業，十有八九，這位統治者可以歸入“賢君”行列。如果他重用酷吏，法外施刑，那就又是一回事情，如果縱容酷吏枉法橫行，甚至事後殺人滅口，那就又是一回事情了。

有人喜歡用環境來為君主辯護，基本就是“亂世非用重典”，以人命換整個國家的安寧，他們認為是件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是“不合情理”的事情，背後必然有不合情理的理由。“不合理的手段”，最後總有“出乎情理”的報應。

拿朱元璋說好了，很多人認為他殺人是因為貪官太多。貪官之多，必須法外施刑。所以我們有史無前例的“明大誥”，集古今非刑之大全。

但是，稍有常識的人就要問幾個常識問題。明朝貨幣經濟商品經濟都不發達。在明初環境，如何產生如此之多的“貪官”？ 朱元璋又用什麼手段來監查百官的行為？ 效果又如何？

如果一個國家官僚都來自民間，文人不願當官而被逼當官（不出仕者死，見明大誥），而不到幾年這些人都成為要被剝皮的“貪官”，那就要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 事態是否過於匪夷所思了？

明初錦衣衛是朱元璋朱棣主要特務工具。我們不太知道詳情，只知道最初幾任指揮使如毛驤，蔣瓛，紀綱。毛驤製造胡惟庸等大案，蔣瓛製造了藍玉大案，紀綱對朱棣大殺建文忠臣立下大功。毛驤，蔣瓛，紀綱都非好死。

我們可以從下面記載看到錦衣衛的效率。”明史卷134：二十六年二月，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玉謀反，下吏鞫訊,....列侯以下坐黨夷滅不可勝數。....至九月，乃下詔：“藍賊為亂，謀諧，族誅者萬五千人。自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 從案發到大屠殺到朱元璋下詔胡藍黨概赦免不問，中間只有七個月。為什麼概赦不問？ 可見冤案甚多。朱元璋不一次提到殺戳過當，他其實心知肚明。

我們不知道毛驤蔣瓛是否清廉。但紀綱之貪史有記載，紀綱甚至勒索諸王，閹割良家子，劫持給朱棣的美女，比明初任何貪官都貪。如果官吏都貪而負責稽查他們的錦衣衛高度廉潔高效，那個世界一定是個神奇的世界。紀綱雖然被處死，但謀反不到一天結案，本人凌遲但家族戎邊，和朱棣對建文忠臣還是天上地下，還是沒有法。

中國社會離法治甚至法制社會，還有相當距離。不幸的是，很多中國人從內心嚮往“明君清官”的時候，內心深處似乎還有深厚的“酷吏”意識，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