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司馬師博有篇“關於吳三桂，漢奸的討論”，我跟貼提到努爾哈赤本為明將，明清戰爭並不是純粹國際戰爭，被司馬懿博說成是“我對寡言博本人並無不敬，可他詳盡地引證歷史之有意無意指向滿人不過明之內族的觀點確極有害，是當代黨廷所用以麻醉草民的高級精神鴉片”

先說歷史學家的看法。民國史家孟森（1868-1838）應該是研究滿人和建州衛的大家。在沒有更多根據推翻他的說法前，我還是願意採用他的觀點。 他說“考建州於倡亂之日，雖曰為明代之外患，其實建州之淵源等於內地之流賊，等於中原之叛徒，而此叛徒之說，據努爾哈赤之履歷可以證之。努爾哈赤一為王杲家努，二為禁內傭工，三人建州都指揮，私人都督王杲家努，二為禁內傭工，三任建州都指揮，四任都督僉事，五佩建州左衛之印，六人龍虎將軍，七自稱建州王，八自稱後金國汗，九自稱後金天命皇帝。總上記述，是即建州衛史事之一大凡也。”

孟森這裡講得很清楚，因為努爾哈赤長期曾為明將（多次到北京），起家兵力時為明軍一部分，後金反明等於內地之流賊。 

清朝編篡明史，對明朝改動最大的有二點，一點是不容人談建州衛和建州女真關係，否定努爾哈赤曾是明臣，第二點是南明史。孟森做的不過撥亂反正。

學術爭論，各家自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這裡涉及不僅學術，而是涉及明代遼寧撫順一帶是明朝境外或境內的問題。

司馬師的看法是“但滿族仍為異族是事實，其對漢人屠殺，進攻，征服也是事實，是與漢人為敵的。其立國領土於明朝境外“。

努爾哈赤生於現在撫順市新賓滿族自治縣永陵鎮。所以，司馬師博的看法是永陵鎮（清朝的興城）在明朝境外。

遼東撫順一帶什麼時候從明朝境內跑到明朝境外？ 努爾哈赤和明朝關係，什麼時候從臣屬關係變成異族國際關係的？ 滿族與漢人為敵，社會制度帶有奴隸社會烙印，為什麼被當牛做馬的漢人不起來造反？

司馬師博說法的好處是可以定一大批”漢奸“，不僅投降後金遼東諸將，而且被後金入關掠奪的大批漢人，多鐸下江南大部分江南官民，都可以定為漢奸。

也許司馬師博對我說他把江南官民定位漢奸大不一為然，要舉江南反抗和清人鎮壓為例反駁。但歷史上，江南大部分地區沒有反抗而投降，後來因為”剃頭令“才有反抗（1645年5-6月）。不管如何，先投降後反抗是事實。

多鐸下江南大概有滿兵二萬餘，當時南明有軍隊數十萬，但基本不戰而降。要把明清戰爭描寫為種族或民族戰爭，我們其實應該爬梳進歷史的細節。我們需要問，1645年5月滿清下”剃髮令“， 投降幾十萬明軍到底反應如何？ 又有多少明朝軍人因為”剃頭令“而反清復明？ 如果不多，又為什麼？

細讀江南反抗史，就可以發現當時在江南大屠殺的主力很可能就是投降的明軍。揚州十日受害者可以和清軍言談，則清軍很可能為遼東北人。嘉定三屠的劊子手是李成棟。江陰之戰，如果我們相信圍城的有二十四萬清軍，那麼絕大多數也是明朝降軍。因為滿清八旗下江南為數不多，江陰之戰滿族將領博洛尼堪當時都是貝勒。

明為清滅是個事實。但清軍並不像成吉思汗蒙古軍那麼強。清軍入關後，特別是”剃頭令“後，上百萬明軍，闖軍和大西軍為什麼沒有能高舉”民族主義“大旗反抗滿軍則是最大一個謎。

不過，和司馬師爭論的最大問題是，遼東是否長期屬於明朝一部分，什麽時候才變成”明朝境外“，而明清之戰變成民族戰爭？ 司馬師這樣信口開河，雖然可以多定出一大批漢奸，但也等於承認中國一大片國土並非”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的。

要把司馬師邏輯推廣到中國歷史，問題更多了。比如，安史之亂是否也是不同族裔的國際戰爭？ 同治年間西北回亂，是否也是國籍戰爭？ 五胡亂華，是否也是國際戰爭？ 如果歷史上和外族之爭都是國際戰爭，那麼漢族是否有權聲稱當年異族的土地是中國“自古以來“土地的一部分？

五胡亂華的”罪魁禍首“是曹操和司馬氏。當時漢人軍閥汲引胡人為對付對手的助力。因曹操，胡人入關，江統徒戎論（公元299）稱”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而西晉八王之亂各王有爭相使用胡人，才有後幾百年的大亂。

取筆名司馬師，司馬懿等又大談明清是不同族裔的國際戰爭，不是太諷刺了一點？

我不是想打倒司馬師，但是要標新立異，就需要考慮標新立異帶來的一系列連帶問題。如果不是史學大師，前前後後有自園的解釋，還是慎言的好。各位讀者，您如何選擇？ 面對這種複雜的史學問題，是否該慎重一點？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