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央視暗訪東莞色情業的新聞曝光後，引起廣東省的高度重視，集大量警力迅疾整治，拉開了又一次掃黃的序幕，有關部門為此成立了由當地主要領導人為首的專項行動領導小組，更揚言要將“掃黃行動”長期堅持下去。為此，輿論普遍認為，這可能是中央為顯示打擊貪污腐敗等不良風氣、維護社會道德風氣決心的一種體現。所以理應對其動機和良苦用心予以讚賞和肯定，但是卻完全不看好可能取得的效果。理由很簡單：因為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這樣大規模的“掃黃打黑行動”，起碼已經進行過三次了。可惜結果就像“割韭菜”--老的一茬割掉，新的一茬又長出來了。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呢？這完全是因為我們始終沒有找到產生“嫖娼賣淫”這種社會現象的根源之所在，當然就不可能對症下藥地、加以“根治”，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舊病復發”了。這屢禁不止甚至“越掃越黃、泛濫成（性）都”的社會現象，就是典型。

不過真正可悲的是，在堪稱“上醫”般的科學《新理論》看來，這根本就是一種無藥可治、只能控制的“（天性）遺傳基因病”。而之所以得不到有效控制、反而讓病情日趨嚴重，完全要歸咎於在西方錯誤社會理論誤導下的社會學者或權威，非但不能認識或解釋人類自己和自己社會發生的一切現象或問題，更沒有從理論上發現“天性的剋星--人性”。反而用“獸醫”般的眼光和水平來診斷和正視自己的“天性遺傳基因”，只知一味如二三流江湖郎中般，開出如止痛藥、退燒針般蹩腳的“（改革）處方”，不斷地重複着“把聾子治成啞巴”的過程。因為迄今為止的他們，根本不知道“何為、天性？又何為人性？”。只知以“機會主義”的方式，把社會出現的正能量好事，說成是“人性”來加以吹捧、讚美；遇到出現賣淫嫖娼等負面不良現象時，又斥責為“醜陋的人性”來大加撻伐，充分暴露了“既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的本性。要是能讓這個社會好得起來，才是咄咄怪事了（西方社會也一樣）。

其實“性都”東莞的的現象，本質上就是出自於大自然生態環境中形成的自私、貪婪和性慾望等、不可能被消滅的“天性”、在作為其剋星的“人性”缺位的情況下，一種必然會產生的表現。其問題的根源，就是由於古代聖賢之類的精英讀書人或現代的所謂專家、學者、或權威，對真正的中國文化“狗屁不通”而“胡亂解壓縮”的結果。

這絕對不是“血口噴人”式的胡說八道，而是以事實為依據的。

比如把告子的一句“食色性也”，不合邏輯地胡亂解釋成『（是個豬狗甚至臭蟲都有的）貪吃和好色，都是“人性”』終於給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社會，以及讀過聖賢書的大小官員和各等讀書人，提供了“嫖娼宿妓喝花酒”或“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等貪污腐敗行為的“合理化”藉口。而上海曾經發生的“法官門事件”以及此次的性都東莞事件（或者還有台灣的“性開放”政策），就是有集中代表性的典型；

又比如毫無科學和理性可言的“程朱理學”，居然提出了一個“存天理滅人慾”的無知口號，更被許多朝代的統治集團奉為圭臬，衍生出諸如“大公無私、奉公守法”之類、自己都做不到的愚民要求，來以售其奸，白白忽略、糟蹋了人人都具有的“人性”。反而讓天性在人性缺位的條件下，自由地泛濫成災，迎合每一個人都有的好色天性，讓東莞以自己優越的地理、交通條件，取代了早已存在的香港和澳門色情業，必然地形成東莞這樣的“性都”。可以肯定的是，就算把那個“性都”剷平、滅盡，也一定會在諸如深圳之類的周邊城市或地區，重新滋生出一個（或更多）“性都”來的，正所謂“虧本的買賣沒人做，殺頭的生意有人做”是也。

這更是連毛澤東都辦不到的事，因為他和他的大多數戰友、屬下，其實也有“天性好色”的一面，只是被以“無產階級專政需要”的名義掩飾了而已。但是在所謂“改革開放、言論自由”和資訊發達的時代，要想杜絕，是一件“比登天還難”的事。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只能聽之任之。而是可以在借鑑前人的基礎上，找到一些“解決之道”來的。

首先，我們應該從理論上認識到，“好色（性慾望）”是一種永遠不能、也從來沒有被消滅的“天性”，理論上應該將其從不合邏輯原理的“言論自由”概念中劃出，設定為屬於“隱私”的範疇，從而不允許合法公開或宣傳散布，將其約束、限制在一定的道德許可的尺度範圍之內；

其次，根據性行為屬於“天性隱私”的認知，重新制定一部“兩性關係法”，在承認因男女比例失調，以及因大量外出務工人員，造成的兩地分居，以及在“飽暖思淫慾”的客觀條件（食物營養的提高、以及現代化高速網路，提供無遠弗屆的赤裸裸性行為傳播引誘的結果）下，人人都有無法抑制的“天性需求”，加上鼓吹“一切向錢看”的價值觀，而必然存在“（男女）性工作者”的事實基礎上，明確界定賣淫嫖娼、通姦或包二奶甚至“換妻”之類社會現象的認定原則和程序。繼續延續以往“民（當事者）不告官不究”的司法政策，拒絕將兩性之間的“性行為”無限拔高到道德層面的錯誤認識，從法治層面上，剔除兩性關係中“姑息養奸”的概念。在嚴格、準確界定性質、從而“有法可依”的基礎上，加強懲治或執行力度；

當然，兩性關係問題，牽涉到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和感受，有着極為不同、相互矛盾甚至對立的訴求。所以在當前的“叢林條件（沒有一致公認的判斷是非標準）”下，必然地存在“知易行難”的事實，不能對現政府“動輒得咎”的兩難處境加以苛求。

其實其真正的原因，是因為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始終沒有一個科學到可以“以理服人”的社會理論系統。以至於根本不知道、從而也不可能發揮作為“天性剋星”的“人性”的作用，而只能靠從動物叢林世界帶過來的“以力服人”老傳統，來處理自己社會產生的問題，而這次對東莞事件採取的治標行動和已經出現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現象（據鳳凰電視台新聞報道掃黃之後馬上又出現“出租車司機拉皮條”的消息），就是證明。

所以我們應該把真正的希望，寄托在『通過科學解壓縮中國文化錦囊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沒有難以自圓其說的死角、可以“以理服人”、並具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的社會科學理論，來取代已經被事實證明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西方錯誤的社會理論，將全人類帶上真正的“文明”正道』

這本來就是由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中華民族力所能及的“天命”之所在，更是另闢蹊徑，創造民族“復興、崛起”機遇的唯一“切入點”，千萬不要像台灣馬政府，以顢頇無理的態度來拒絕筆者的善意那樣，被來自外部世界或中國社會內部的形形色色干擾、亂了自己的方寸或陣腳，而“後悔莫及”。這才是中國人可以賴以“綱舉目張”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