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掙脫了英國殖民枷鎖的印度次大陸組成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 印度選擇了民主的道路。

　　1947年8月14日，印度領導人尼赫魯在獨立日前夕說：“很多年前我們就註定 了自己的命運，現在是實現我們的承諾的時候了。今天的慶祝只是迎接等待我們 的偉大勝利和成就的一個開始，機會之門已經為我們打開了。”與此同時，毛澤 東帶領人民的軍隊走到了長征最後一程，同蔣介石國民黨人的內戰勝利在望。

　　中國的經濟改革為整個社會注入了強大的活力與發展後勁。

　　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比印度還窮，經過多年的戰爭和殖民占領以後，她正 為生存而掙扎着。他們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1949年9月30日，人民共和 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說：“中國歷史的新時期開始了。四億五千萬人民的中國從 此站起來了。”

　　在那一段使人沉醉的日子裡，亞洲兩個受傷的大國的領導人都承諾要把他們 的國家從深淵中解救出來。尼赫魯說，印度獨立的目標是結束“貧窮與無知、疾 病與機會不等。”此後，除了1962年短暫的中、印邊境衝突外，這兩個一無所有 的國家的制度之間的競爭並沒有完全浮現出來。但是，當印度2001年在準備慶祝 50年獨立的時候，卻不得不承認，幾乎在每一個層面，中國都在改善其人民—包 括最窮的公民—的生計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

　　作為越來越多地研究中國—印度的學者之一，哈佛經濟學家阿馬締亞·沈說： “中國是世界上惟一一個人口與印度相當的國家，而兩國剛開始現代化的時候， 窮困的程度都差不多。1940年時，兩國的情況非常類似，直到70年代兩國的經濟 和社會發展程度都極為相近。因此很自然地人們要問，從那以後，兩國的進展情 況到底怎樣了。”

　　印度：過分的多元化

　　不久前，印度一位前總理對一群商人說：“我感到無地自容”。

　　“我們講解放講得非常多。但是像中國這樣的共產國家能夠做那麼多，而我 們卻不能。這表明有些事情是不對勁的。”印度外交部長辛格最近接受採訪時也 有類似的評論：“毫無疑問，從直接的對比中看，中國做得比印度更好，而且所 有的主要指標都比印度更好。”這兩名資深領導人願意如此坦誠地批評自己的國 家，就很能夠說明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差別。

　　學者、外交官和經濟學家都希望用不同的理論解釋，為什麼中國能在教育、 保健和一般生活水準方面形成對印度巨大而又日益增加的優勢。最常見的理論是 印度太過於多元化，有15種語言、5種主要宗教和數不清的等級制度，缺少實現有 效的全國教育，滅貧計劃則無法達成全民的統一性和共同感。為了趕上中國和東 南亞國家，印度最近開展了類似於中國的市場改革，最重要的是降低限制性關稅 和獎勵外國投資。

　　中國：受益於早期改革

　　但是，最令印度不安的是他們開始越來越多地發現，中國的快速發展並不只 是經濟步驟方面的原因。許多專家現在相信，到目前為止中國得以如此迅速向前 推進的原因是部分得力於較早時更嚴厲的改革，特別是1949年至1976年毛澤東時 期強力實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們也許更多地會記得毛澤東時代1960-1961年大躍 進失敗之後的饑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人受到的迫害。但是，特別 是在共和國初期的20世紀50年代，中國卻得利多多，包括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 義務教育、推廣簡體字和保健與福利政策，還有有助於恢復中國的精神和自尊的 其他改革。雖然在今天來看問題要複雜得多，但是對宗教、迷信、秘密會社、三 合會和宗派的打擊也幫助中國打破了盤踞在地方上的貧窮。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阿馬締亞·沈是在印度西孟加爾邦長大的，他辯稱“中國 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其改革後重 訂方向的結果。”在已經過去的半個世紀大部分時間中，印度與中國的生活水準 相差並不多。就基礎設施（鐵路運輸和道路）和公務員制度而言，印度實際上比 中國開始得更早。

　　獨立以後，兩國的進展都躊躇不前。即使到了1960年，兩國在減少文盲、營 養不良和嬰兒死亡率方面的記錄都不是很好。那時中國正面臨着世界最後的一次 大饑荒。印度1960年的人均壽命只有44歲，中國是47歲。獨立和解放後的頭幾年， 兩國都依賴外國的援助和專業技術知識。中國依賴的是蘇聯，印度依賴的是英國 和西方捐助國。然而中國在1962年就突然切斷了同蘇聯的關係，而印度仍然是西 方外援的主要受援國。到70年代末期，在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實施之前，中國已經 幾乎在衡量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每一個指標上開始超越印度。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最新的各國人力發展指標顯示，根據識字率、平均壽命和 平均收入計算，中國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 44分。亞洲國家中惟一低於印度的是老撾和孟加拉國。美國前駐印度大使莫尼漢 把印度的民主稱為“功能性無政府狀態”。雖然等級制度和普遍對婦女的歧視大 大限制了印度的自由，但是活躍的民主事例卻很突出。該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官 員去年報告說，在印度最窮的奧利薩邦的卡拉漢蒂至少有12人餓死。但在有人餓 死的同時，當地的政治官員卻說當地的選舉投票人數達到破記錄的水平。德里大 學的學者莫漢提是奧利薩本地人，他說：“有人餓死，但同時更多的人真正在參 與競選。餓肚子的人也去投票。”這就是印度的矛盾之處，貧窮與不平等同上升 中的權利參與感同時存在。

　　農村改革，成敗的分野

　　許多專家認為，掌權以後不久進行的土地改革是中國成功的關鍵。耶魯大學 歷史學教授JonathanD·Spence發現，1949年後的那幾年，中國南部和中部農業區 有40%的土地從地主手中沒收，然後重新分配出去，大約有60%的農民從中獲益。

　　雖然印度不斷實施“滅貧計劃”，但仍然無法根除農民的貧困，根源之一是 印度從來沒有過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改革。

　　目前在中國農村正出現土地改革成果受到侵蝕的現象。中國農民仍然不許直 接擁有土地，但是許多人已經占有大片他們經營和管理的土地，跟實際擁有沒什 麼差別。63歲的陳興漢6歲時就替地主打工，後來他參加了革命，變成基層幹部。 現在他經營着安徽省最大的私人農場之一，大約200畝，成為鳳陽地區最有錢的人 之一。陳興漢還有一個制磚廠和碾米廠。他雇用了133個人，包括13個農田高手。 他把自己的發展歸功於鄧小平的“致富光榮”。他說：“我是個地主，但我是為 農民服務的地主。我不是資本家，我要帶領農民致富。”

　　但是，除了富庶的旁遮普和西孟加爾邦是少數的例外情況，印度從來就沒有 過土地改革。德里大學的莫漢提說：“同中國相比，印度的發展戰略不能確保耕 者有其田，大部分地區仍然盛行在外地主、合耕和暗藏地主制度。”印度最富庶 的兩個邦——上普拉得什和比哈什——仍然受到在外地主和佃耕這一幾近封建主 義制度的桎梏。新西蘭前駐北京大使尼克·布里奇最近才卸下駐印度大使的職務， 他說：“我認為中國占有優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國經歷了暴風雨般的革命。人 民消滅了地主階層。印度仍然還有地主在扯國家的後腿。”

　　中國實行農村集體所有制直到1979年。等到鄧小平實施農村承包製之後，農 民才能夠耕自己的地，把收成賣到市場上去。但是基本的改革，革命時期進行的 土地重新分配格局仍然基本未變。中國農民一旦從集體制脫離開來後，很快地就 有錢了。與此同時，一些中央化的公社式結構和制度仍然保留了下來，幫助農民 組織和協調各種工作。

　　印度“綠色革命”的建構人斯瓦明納森是印度著名的農經學家，他說：“中 國在一些領域取得了進展，而我們沒有。由於可以在單一的政黨體制下進行社會 動員，所以他們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源和實施蟲害管理。”他說：“中國人針對農 業就業和非農業就業創造了一套綜合的辦法，這是我們國家所沒有的。結果是印 度到處充斥着都市貧民窟，沒有土地的貧民飄移到孟買、加爾各答和馬德拉斯， 過着最窮困的日子。”中國人口的增加和農業現代化也形成了許多富餘的勞動力。 大約有8,000萬到1億流動人口變成了主要城市的內部移民、打工仔、建築工人和 路邊攤販。但是有好幾份研究報告指出，另外有1億人口被周圍的“鄉鎮企業”吸 收了，這是印度所沒有的。

　　崇高價值和人民需要

　　莫漢提說：“在經濟層面上，中國比印度做得好得多的主要理由是兩國經歷 了不同的革命後得出了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國人從一開始就被迫去面對挑戰。從 1949年起，他們必須提供一些基本的經濟需要來證明他們的革命是行得通的，這 當中部分的原因是他們不斷受到西方的攻擊。”“在印度，我們也有崇高的價值。 但結果是很大的妥協……人民的基本需要被拖後了。”

　　麥肯錫顧問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1995年主編了一部大的研究報告，比較“ 二十一世紀的兩大巨人(中國和印度)”。他說，正是印度的現行制度在某些方面 拖住政府無法刺激經濟增長，舉例來說，民主政府必須更多地注意通貨膨脹問題 和對“強大的既有遊說勢力”作出反應。特克的看法是：“印度現行制度給你所 能做的設限，壓抑住經濟。但它給你穩定。印度也許不會像中國一樣一年增長12 %，但會保有穩定。”

　　其他觀察家的看法卻不那麼肯定。他們說，嚴格的經濟分析沒有看到等級、 宗教和經濟階級之間日益擴大的分野。中國得以快速轉向市場經濟的一部分原因 是中國注意到了最基本的社會需要。因此毛澤東雖然嘗試達到最完美的共產主義 境界，普及教育和公共保健，提高婦女的地位，但他也同時奠定了市場經濟的基 礎。

　　哈佛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沈說：“中國市場經濟的力量是建築在較早時發生 的社會變革上的。印度是不可能不觸及教育、保健和土地改革的社會變革就一下 子進入大流的，是這些變革使致中國有今天的成就。”

　　一邊倒地超越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中國同時也是充滿了進步和成就的國家。 隨着新千年的到來，中國即將跨入征服古老的貧窮和愚昧的門檻。76歲的退休養 蠶工人丁海清生活在富庶的江蘇，住在寬敞的大磚房中，他的比較是：“印度和 中國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進入現代社會以來，開頭是差不多相同的。 印度是個殖民國家，中國是個半殖民國家；印度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中國選擇 了共產主義道路。”丁海清看着他的院子和玫瑰花圃，非常滿意：“我可以告訴 你，中國的路選對了，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變成比較先進的國家。”

　　中國更能夠接受改變和引進的概念。即使印度的民主讓人印象深刻，但它卻 幾乎落後於中國20年以後才開始放棄基於失敗的蘇聯模式的經濟體制。在新德里 與麥肯錫顧問公司合作的基托·波爾說：“中國是‘封閉的系統、開放的心靈’， 印度則往往被稱為‘開放的系統、封閉的心靈’”。事實上，至少到目前為止， 中國是更好地實現了尼赫魯所說的消滅“貧窮與無知和疾病與機會不等”的挑戰。 例如，從1960年以來，中國公民的平均壽命增加了20歲以上，中國男人的平均壽 命為69歲，中國婦女為71歲。印度的平均壽命雖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歲。在識 字率方面，差別更大。儘管中國有10年文革的動亂，但實現了人口81%的成人識字 率，而印度為52%。同時中國的青少年已接近從前認為不可能實現的普及識字率。 中國只有3%的青少年男孩和8%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識字的。印度則有1/4的青少年男 孩和幾乎一半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識字的。

　　幾乎在所有的經濟類別上中國都一邊倒地超越了印度。從1990-1994年，中國 的年均國內總產值增長率為12.9%，印度為3.8%；1994年的印度人均收入為320美 元，只占中國的530美元的60%。印度也喪失了它從英國統治以來繼承到的在鐵路、 公路方面占有的優勢。中國剛剛完成了兩條鐵路，一條為北京——香港線，一條 為上海——新疆線，它們的鐵路里程數與印度全境鐵路里程數相當。中國的城市， 即使是最窮的省份，也都在到處蓋房子。辛格回憶，當他還是駐中國大使的時候， 北京宣布要在十個月內修好一條環城公路和十來個立交橋。他說：“之後我就看 到他們所說的這些規劃出現在我眼前。想想當我回到德里時，連我離開時所蓋的 那個立交橋都還沒蓋好，那份難過就不用說了。”(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