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窺中國民主化的前景

（2014年3月8日在九三學社通州工委二支社議政會上的發言）

嚴戎庚

我對政治和政治理論，完全是一知半解。僅僅是因為關心祖國和人民的命運，才關注中國民主化的問題。今天所講，很可能似是而非。

我談三個問題。一、宏觀把握——世界之大勢；二、他山之石——可能之借鑑；三、微觀分析——中共之取向。總而言之，我對中國民主化的前景是樂觀的。

一、宏觀分析——世界之大勢

理論上從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算起，實踐上從1871年的巴黎公社算起，在大約半個世紀中，除了無數革命者那種為了理想和信念奮鬥、獻身的精神值得我們敬仰、懷念之外，就只能說歷史走了一段大彎路。我們可以對馬列主義做個定量分析：先看它最核心的三分之一，馬列主義三大塊中的一塊——科學社會主義，被半個世紀的實踐證明依然是空想社會主義，而且比聖西門、傅里葉、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更糟糕！歐文他們不過是在自己的莊園裡搞消滅階級的實驗，不死人，而科學社會主義卻搞階級鬥爭，搞暴力奪權，讓鮮血染紅了半個地球！原本意義的“階級”，是社會保持活力的通道，被科學社會主義歪曲成分裂社會進而控制社會的政治工具。如今，凡是不按科學社會主義辦事的國家都比較好，而按這一套辦事的國家都得回過頭去重走人家的路。一般認為：世界上還剩4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越南、朝鮮、古巴。中國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招牌下向民主化前進，詳後。越南在民主化道路上比我們走得遠多了，亦詳後。朝鮮也發展經濟，提出讓“人民富裕”了，平壤街頭出現自由買賣；金正恩多次要求大膽吸收外國好的東西，派人前往加拿大研修市場經濟，大學開設資本主義金融課，也在搞特區，吸引外資。古巴的資料很少，據報道，已經允許有私人的出租車了，古巴人民盼望着能像中國一樣改革開放。一句話，半個世紀的實踐證明了搞階級鬥爭、暴力奪權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是失敗了，根本錯了。

現在來看馬列主義另外的三分之二：政治經濟學和哲學。

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剩餘價值學說的基礎上的。今天來看，我覺得自己愚蠢得丟人！剩餘價值被馬克思描寫成由工人血淚構成的“剝削”，是堅決不能有的。那麼，誰願意並能夠在沒有剩餘價值的情況下經營生產和流通呢？老闆餓死了，工廠倒閉了，工人也活不成，天下有這樣的傻瓜嗎？整個社會不就滅亡了嗎？馬克思是用一部巨型起重機去搬一顆小石子。忽悠得我們只看到巨型起重機巧妙的操作，而忽略了小石子有什麼問題。我看過著名語言學家、今年110歲的周有光的一篇文章，說中央黨校的《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打開封面一看，一點馬列主義也沒有，講的都是世界上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可見這個三分之一也錯了。

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哲學。馬列主義哲學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各為六分之一。歷史唯物主義認為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以階級矛盾為綱來解釋歷史的發展，合乎邏輯地也是錯的。現在學界普遍認為“官民矛盾”，即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不僅能夠解釋遠古社會，現在和未來社會，也能夠更符合事實的解釋所謂“階級社會”，《水滸傳》裡的宋江、晁蓋、盧俊義是什麼階級？毛澤東、周恩來是什麼階級？他們都是所謂“剝削階級”，但他們都是被管理的“民”，覺得管理者不好，就起來造那些“官”的反。那麼就剩下了辯證唯物主義這六分之一了，作為一種方法論，辯證唯物主義自成一家之言。遺憾的是：在中國，唯物論經常被絕對化，如毛澤東把心理學、邏輯學都打成唯心主義的東西；辯證法經常被詭辯化，還把矛盾的鬥爭性絕對化，應黨內鬥爭——延安整風的需要而產生的《矛盾論》講矛盾的鬥爭性長篇累牘，貫穿始終，講矛盾的統一性時輕描淡寫，只一兩個自然段，連沒有矛盾的統一性就沒有矛盾的道理都不講。這種把矛盾鬥爭性絕對化的謬論成了黨內殘酷鬥爭的利器。所以受這種影響很久很深的我們，在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時也得提高警惕。也就是說，僅僅辯證唯物主義這六分之一可以說是正確的，但還要打折扣。

總而言之：從實踐方面看是共產主義運動，從理論方面看是馬列主義，二者都是失敗的。由此而產生的專制主義已日薄西山，只剩下尾聲了。全人類必將走向民主化，儘管道路很曲折，形式也可以多樣化。

二、他山之石——可能之借鑑

世界上可能成為我們借鑑的模式主要有：

㈠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是個城市島國，人口僅五百多萬，面積僅6百多平方公里，都不到北京的零頭。它是民主與專制的混合體，在多黨制、普選制的形式下，成功地保持着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甚至可以說是家族專制的政治制度。但是它政府廉潔、經濟發達、社會安康、法治完備。有人認為，可以把新加坡看作是從專制向民主演進的中間階段。我看很有道理：李光耀、李顯龍和他老婆死了，這種體制還能維持下去嗎？該模式最合中共的胃口，備受推崇。它確實有許多值得借鑑的東西，如：執政黨以制度安排的方式接受人民的監督，嚴刑峻法，政府去除意識形態色彩，政府慷慨與民分利，等。但我認為它在中國是行不通的。1、新加坡彈丸小國，沒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一切令行禁止，執行效率極高。而我們往往“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和中央的矛盾非常複雜尖銳，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供了新鮮例證，詳下。2、中共歷史上和改革開放以來，累積了很多社會矛盾，如：腐敗，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少數民族分離主義傾向以及其他大量的歷史遺留問題，等。貿然實行多黨制、普選制，衝突與危機不可避免。而新加坡沒有這類困憂，其人民行動黨在長期執政中建立了豐功偉績，多黨制、普選制又賦予了它合法性。3、人口素質不同。中國人人都是政治家，只要反對黨合法存在，就會形成對政府的巨大壓力。而新加坡人民習慣於在法制下規範自己的行為，一般沒有強烈的政治參與熱情。4、中國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存在着長期的矛盾與緊張，會極大的增加民主民主化國家控制的難度。而新加坡不存在這個問題。

㈡越南模式

鄧小平說“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鄧小平口是心非，其後的領導也不敢大膽地堅持這句話，越南人卻勇敢地實踐了這句話。越南的民主改革始於1986年，越南總理潘文凱甚至宣稱，越南未來將建設成為一個美國式的民主國家。

他們開始放棄堅持了數十年的一黨專制。

首先是基本實現了黨內民主。2006年，越共“十大”實行總書記差額選舉，兩名候選人角逐總書記。同時接受中央委員的自我推薦，只要在選舉中獲勝，就可以擔任中央委員和中央的部長。省委書記及所有省級幹部均需有10%差額比例（比中國大三倍），在全省幹部大會上進行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允許黨員幹部自薦參選黨政群團領導職務。以94.98%的贊成票通過了《反腐敗法》(中國的比例相反，《陽光法案》曾被人大以97%的反對票否定)，規定領導幹部需在每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間，將個人財產申報清單在本人所在機關、組織或單位公布。2007年舉行了普選，登記選民5千萬人（共有8千多萬人）。在選舉模式上，越共鼓勵公開競選，要求候選人會見選民，向選民說明當選後的行動計劃。2007從5月3日到16日，875名候選人在182個選區會見選民並進行了選舉造勢活動。越共總書記農德孟和現任國會主席阮富仲分別帶頭會見選民。越共還在中央全會上實行質詢制度，每位中央委員都可以對包括總書記在內的其它委員提出質詢，也可以對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檢查委員會集體提出質詢，直到得到滿意答覆。越南允許黨內有“內部派系競爭”，黨內可以發出不同聲音。

黨外民主變現為：開放黨禁。越南民主黨於2006年6月1日公開發表宣言，宣布該黨將復建並重返政壇。越南國民黨一些老黨員，也恢復了國民黨。2007年的普選中，857名候選人中，非越共黨員超過100人，其中30人是自我提名的候選人。開放報禁，允許思想言論自由。實行了三權分立，避免了“黨大於法”，最高法院可審理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的腐敗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預審判工作。等等。

2013年1月公布了憲法修正草案，決定把“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改為“越南民主共和國”。

我認為越南模式比較適合中國，但比越南困難。原因有二：一是中共的封建傳統和內鬥傳統根深蒂固，一旦黨內競選，很可能造成內鬥和分裂，禍國殃民。主要是數量巨大的貪官污吏會從中興風作浪。需要在基本肅清貪官污吏時才能進行，並從一開始就預防內鬥。二是中共的歷史包袱太重。一旦開放黨禁和報禁，可能對它造成巨大衝擊，後果難以預料。不如從現在起慢慢地放開，使黨和人民都有一個適應的過程。共產黨也應該向德國和國民黨學習，勇於承認和擔當歷史錯誤，中國人是最現實、最寬厚的，是會尊重現實、原諒歷史的，不會為了歷史問題放棄現實利益。

⑶台灣模式

這方面用不着多說。國民黨剛到台灣時是很困難的，連蔣介石和他的孫子都是米飯就鹹菜。後來蔣介石勵精圖治，至蔣經國時期經濟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蔣經國是一位政治強人，黨政軍大權一人獨攬，具有很高的權威和威信，他明確地提出要以專制結束專制。到李登輝，民進黨上台，多黨制結出碩果。台灣的民主剛開始還有點兒亂，現在越來越規範。被譽為是亞洲第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

習近平似乎是不願意按台灣模式辦的。但如果他成長為蔣經國一樣的政治強人，他是可能這樣辦的。當然具體方式不一定都按台灣的辦。問題仍在共產黨人的素質。

⑷戈爾巴喬夫模式

這個模式也比較熟悉，不用多說。

前蘇聯共產黨有2000萬黨員（占蘇聯人口中10%），並擁有強大的軍隊，核力量足以毀滅地球五次。但在1991年8月29日，它所控制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就迅速垮台了。因為蘇共已經徹底腐敗，失去了人民的支持。為此，蘇共總書記兼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不得不提倡新思維，大力推動政治改革，促進民主化。這就激起了一批人激烈的反對。8月19日，以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大將為主，包括副總統，政府總理，國防部長，內務部長，蘇軍總參謀長共八人組成了緊急狀態委員會，接管了所有黨政軍大權，軟禁了戈爾巴喬夫，調動了一個坦克師近4千官兵，進軍莫斯科實行戒嚴，包圍了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所在的俄聯邦最高蘇維埃大廈（白宮），命令阿爾法特種部隊抓捕或擊斃葉利欽。

於是，葉利欽登上坦克演講，指出緊急狀態委員會是非法的。戈爾巴喬夫不得不宣布蘇共為非法組織要求其自行解散。8.19事件僅僅三天就結束了。10天以後的8月29日蘇聯就解體了。

我認為：八人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個個是“男兒”。他們力挽狂瀾的勇氣可嘉，他們始終堅持寧可自殺，也不能向百姓開槍的原則更是值得永遠頌揚。所以八個人除內務部長普戈自殺了外，其餘七人後來都只判了輕刑，有的後來仍在政府擔任要職；十多年後，國防部長亞佐夫，普京總統還特別為此頒發勳章給他以示讚賞。這同1989年“六四運動”中中國領導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官、兵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另一面的“男兒”更多。當抓捕或擊斃葉利欽的命令下達時，特種部隊的戰士們竟將黨證、軍官證拍在桌面上，拒絕執行命令。坦克師的官兵們說：誰要我們把槍口對準老百姓，我們就把搶口對準誰！於是坦克車隊在一片歡呼聲中，炮筒上插滿鮮花，撤離了莫斯科。當白宮被圍困之際，千里之遙的列寧格勒竟然出現6個步兵營，500空降兵，10輛坦克組成的志願軍開赴莫斯科，抱着以卵擊石的決心要去保衛白宮。莫斯科實行戒嚴令的當晚，全城1/5的男女老少冒着危險，湧向紅場周圍，要戰士們放下手中的槍。他們都是“男兒”呀！

中共最不願意走的就是這條路。習近平為前蘇共的命運抱怨前蘇聯“竟無一人是男兒”，既不符實，又失人心，很是失策，與其後來同推翻前蘇共的人打得火熱也自相矛盾。正面說要接受前蘇共的教訓，防止中共重蹈覆轍不也是中共的本意嗎？豈不更好？誠然，由於國情不同，中國如果走上這條路，後果肯定會很慘。但形勢不由人。真到了那一步，習近平不作戈爾巴喬夫，就得作克留奇科夫。上帝保佑，中國不要出現那種局面。

三、微觀分析——中共之取向

政治本來就詭秘，中國的政治更是超常詭秘。可以說的不做，做的不說，說此做彼，說彼做此。習近平則忽左忽右，讓左右兩派都猜謎，以穩定大局。所以，對中國的政治家，只能“觀其行”，“聽其言”是無所謂的。所以，宏觀分析時我們可以理論、實踐一起說，現在就必須先說實踐。

考察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習李新政以來的實踐，我的結論是樂觀的。這是因為在一系列的兩難選擇中，中共都選擇了有利於中國民主化、或者說必然導致中國民主化的一面。舉其要者如下：

㈠努力發展經濟。貧窮有利於科學社會主義那一套，有利於極左路線。但中共選擇了努力發展經濟，讓人民富裕。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胡錦濤糾正說要“科學發展”。發達的經濟必然提出民主化的要求，是民主化的基礎。經濟發達了，人民富裕了，民主化才不會亂。不用說發達的歐美國家了，台灣和韓國也是在專制政權的手中完成了經濟騰飛，然後才開始民主化的。一些國家民主化引起了動盪，原因之一就是經濟欠發達。

㈡給市場經濟以決定性地位。專制需要的是計劃經濟。但中共選擇了市場經濟。私有制是市場經濟的前提，自由、平等、民主、博愛，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十八大又提升了市場經濟的地位。

㈢強調民生。貧窮是專制存在的土壤。但中共強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讓人民擁有自己的財產。古人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有恆產者有恆心”。人的溫飽解決之後，特別是有了自己的財產之後，必然就有人權、民主等要求。

㈣發展教育。專制喜歡搞愚民政策。但中共大力發展教育，強調培養創新型人才。人有了知識，民主、人權意識就會覺醒。現在中國倡導民主化的不都是知識分子嗎？

㈤對外開放。專制需要夜郎自大、閉關鎖國。但中共選擇了對外開放。這就必然融入世界民主化大潮。習近平到美國去和奧巴馬達成了雙方不再進行意識形態互相攻擊的協議，又是一個進步。

㈥台灣問題。專制的辦法是打掉台灣。但中共和台灣的關係越搞越好。結果是台灣成了大陸的一面最有說服力的鏡子。到過台灣的人沒有不說台灣好的。現在台灣越來越主動。2012年，馬英九表示：如果他大陸方面同意，中國國民黨，將在適當的時候接受大陸民眾的入黨申請，有信心在大陸放開黨禁後，中國國民黨將成為大陸最受歡迎的政黨。因為現在的中國國民黨已經完全的融入於國民之中，是一個真正的來源於人民服務於人民的政黨。台灣沒有獨立傾向，如果大陸實現民選政治普世價值觀，台灣沒有理由拒絕和大陸統一，我們期待被“解放”的那一天。2013年連戰會見習近平，提出了要求大陸開放國民黨在大陸的廣東福建等地設立黨支部。習近平答應認真研究，在年底之前答覆。如今2013年已經過去了，不知是如何答覆的。2014年，前幾天，宋楚瑜在見大陸海協會會長陳德銘時，又說：讓大陸放棄台灣主權不可能，讓台灣放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我建議大陸台灣都各退一步：大陸成功實現民主制，讓台灣政黨都到大陸參選,在公平、公開、一人一票的前提下，讓十三億人民共同決定哪個黨派執政大中華。如果兩岸人民決定讓中共繼續執政，台灣人民會服從選舉結果，立即和平回歸，台灣宣布放棄獨立，成為大中華的台灣省,兩岸人民真正創造中華民族數百年太平盛世。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也沒有說台灣居心叵測，更沒有和台灣劍拔弩張。

我們這些普通人都看到了和台灣友好的後果，政治家們難道沒有看到嗎？非常幸運，歷史給我們留了一個台灣，這是中國民主政治的苗圃。

當然，中共中會有一些人存在幻想。一面同奧巴馬達成意識形態互不攻擊的協議，一面就有人在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特別是教育領域加強“洗腦”。我不大理解這種做法，但我相信：意識最終不能決定存在，特別是在難以管控的互聯網時代。

現在來說一下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

這兩個會在民主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主要包括：升級了市場經濟的地位。加強了法院系統的獨立性。廢止了勞教制度。提升了中紀委的獨立性。推行混合所有制和強行推動農村土地進入市場。決心打擊和剷除權貴腐敗勢力。規定各級領導家庭收入2015年前必須公開。還有：省市區的政協主席退出黨委常委，省委書記都不再兼人大主任，以便互相制約。還有：“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實質上就是政治制度的現代化、民主化。這是最高層刻意避開“政改”說法的說法，目的似乎是為了避免黨內爭論。等。

這些進步，是各方討價還價、互相妥協的結果。習近平作了《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後，三中全會出現了罕見的沉悶局面；然後，全會經過四天爭論，到閉幕時仍未有達成結果，導致中央《決定》推遲了三天公布。習、李最後做出了讓步。主要是：

1、原來想讓法院系統脫離地方政府，實現審判獨立，但最後法院變成了省管，實際只剝奪了市縣政府的法院和檢察院的管轄權。

2、《決定》廢止了勞教制度，但“違法行為矯治”卻沒有規定必須由法院裁決決定，如果地方政府和公安機關濫用矯治中心，造成的損害或許超過勞教制度。

3、原計劃中紀委和監察局從政府部門中獨立，實行單獨的垂直管理，變成了大半個的獨立管理，省級之下的中紀委和監察局並未全部獨立。

4、農村土地進入流轉市場，還存在着地方政府通過地方國有房地產企業的運作，利用土地用途轉變的方式，把農村土地增值利益囊入自己口袋的可能。最後決定出現問題再伺機解決。

5、重新改革分稅制和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爭議更大，以致最後難以達成具體方案而沒有進入《決定》，只有一個大致的目標。

但是，國家安全委員會、深入改革領導小組的設立和中紀委的權力大幅提升，使得中共正式進入“鐵三角”局面，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各掌一角。只要形成目標，中央又掌握了執行機構，遺留問題是可以一步步解決的。因此，仍然可以說，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邁出了民主化的堅實的一步，一大步。

很多人認為“國安委”和“改革領導小組”的成立是一種集權的表現，習近平藉此完成了一人大權獨攬的格局。也有人說：《公告》裡在市場等方面有十四項都是在向社會放權，所以不是集權，是中央內部的權力博弈，是一種組閣行為。至於“國安委”據說更是為了解決軍隊國家化的問題：過去的國家軍委主席是虛的，但國安會，是國家軍隊的一個執行機構，當用國安委會來領導軍隊的時候就是國家的軍隊了。如果真是這樣，那就太聰明了！

我的看法：就目前而言，組閣說可能比較符合實際，但上述設置是有利於習近平集權的，將來也許集權說會成為現實。十八大之前，我覺得習近平是要走新加坡道路，現在看來，似乎又有了走越南和蔣經國道路的跡象。

歷史給習近平留下的是複雜大國的很難混下去的爛攤子，逼得習近平不得不有所作為。

從他的父親、他的經歷、他的社會關係看，在中共的生死關頭，他有可能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站在文明和正義一邊。他是值得同情的，他好像駕駛着一艘千瘡百孔的船，一面要修補船上的漏洞，一面又要躲避四處遍布的暗礁和狂風惡浪，真不容易！如果他走出了一條新路，那就是中國對世界最大的貢獻。那時才談得上“中國模式”。

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形勢比人強”。戈爾巴喬夫也是不得已在最後關頭才解散蘇共的。中國按現在的形勢發展下去，民主化的前景是樂觀的。而且，由於習李班子的作為，歷史的進程在加速，在十年之內就很可能見分曉（不是見結果），我們有幸都可能看到這一天。到時候，個人順應歷史潮流，民主化就順利一些，反之，也不過是增加點曲折而已。我們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一個人或幾個人身上。

考察完了中共近期的執政實踐，再來簡單地看一下他們的意識形態。

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在人們心中徹底動搖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地位。馬列主義已如前述，那麼毛澤東思想如何呢？毛澤東思想的真諦主要有兩點：一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二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即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不斷搞政治運動，極致便是搞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自己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一是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去了，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證實了他自己也是這麼認為的。毛又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干社會主義。”這話說得非常精闢，概括了馬列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把矛盾鬥爭性絕對化的所有要害，也說明了什麼是毛澤東思想。有人嘲笑毛澤東沒讀過《資本論》，這種嘲笑很膚淺。毛對馬列主義是很精通的，他確實“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只不過是把馬列主義搞得更糟了。

中國共產黨否定了階級鬥爭、否定了文化革命，也就否定了毛澤東思想。中國的意識形態隨即出現了全面的真空。怎麼辦呢？共產黨這時顯得有點兒心慌意亂、手腳無措，出現了眾所周知的“信仰危機”。於是：

先是推出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於丹的《論語心得》大行其道，國家博物館門口立起了孔子的巨型塑像（然後又悄悄地搬到後面去了）。孔孟之道是歷代統治者推崇的，但共產黨自稱和歷代統治者不同，曾經是要打倒孔家店的，所以顯得很不協調，受到全民的嘲笑。

接着推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說什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要由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堅持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和堅持社會主義榮辱觀組成”，藉以批判、抵制、否定普世價值。但模模糊糊、囉囉嗦嗦，而且明顯不合邏輯。戰國時期的邏輯學家公孫龍（約公元前320--250年）提出了一個命題：白馬非馬。講的是抽象概念（馬）和具體概念（白馬）的區別和聯繫。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去對抗“普世價值”，猶如說“白馬非馬”，沒有說服力，人們將信將疑。十八大取得的另一個巨大進步就是吸納了普世價值，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概括為十二個詞：“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這是對國家的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這是對社會的要求，“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是對公民的要求。這裡的“民主、自由、平等、友善（博愛）、法治”等不就是普世價值嗎？就缺了一個“人權”沒寫進去，但“人權”與大多數詞都是互相包容、緊密相關的。白馬原來就是馬，只不過是一匹具體的馬。

還有，在“愛國”的旗號下，不時地利用一些事件鼓動民族主義情緒。如：和日本的釣魚島事件、抗日戰爭紀念日、南京大屠殺公祭日，和菲律賓、越南的領海與領土事件，設立航空識別區等等。政府的調子定得很高，行動卻很理性，我體會大概有使老百姓心裡總有點兒事想的用意。美國發生個屁大的事，比如校園槍擊案，警察打死個黑人，就持續不斷地報道，搞得中國人人皆知，仿佛美國有多亂似的，部分中國人因此就很興奮。這是不着痕跡的心理戰術。他們忘了中國類似的事不知有多少，不過工具是刀和毒藥等等，而很少是槍。因為中國人手裡沒有槍，如果有的話，壞人把好官打死，好人把壞官打死，所有的官員都得死。可美國民間有1·5億條槍，兩百多年了，還只有林肯、肯尼迪被政敵謀殺，還沒見美國哪個官員被老百姓用槍打死。

公開拋棄毛澤東思想，左派不願意，所以這旗還得打。於是，最近習近平又把毛澤東思想概括為“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三點。這真是“我注六經，六經注我”的古老傳統的大發揚（六經：六部儒家經典），名義上是概括毛思想的要點，實際上是要藉此表達習自己執政的要點。只是有點兒年紀的人都知道，這三點，在毛、習那兒內容和色彩都大相徑庭。毛搞的黨內十來次“路線鬥爭”，建國後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哪個是“實事求是”的？又如“群眾路線”，在毛手裡分明是運動群眾，挑動群眾斗群眾，從而維護他個人專制的手段。“獨立自主”在毛那裡也有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爭當國際共運領袖的含義。所以習說的叫習近平思想更恰當，我們很擁護；叫毛澤東思想是當前政治的需要，舊瓶裝新酒，危害也不大。

有一個問題我一直搞不清楚。香港《爭鳴》雜誌報道：2010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毛澤東思想若干建議意見》的179號決議，該決議由吳邦國習近平兩人合議提出，內容為今後關於黨的重要文件中，不再列入毛澤東思想。軍內民主派的思想旗手、給鄧小平寫過講話稿的國防大學教授辛子陵，也說過這件事，還說決議通過時，政治局全體委員起立鼓掌。他後來被北京市委軟禁了一段時間，北京市委列舉的他的“錯誤”時根本沒提這事，更沒說這是造謠。何以後來又一會兒提、一會兒不提毛澤東思想了呢？如果真有179號決議，中國民主化的前景就更美妙了。去年12月紀念毛澤東誕辰也很詭異。一方面禁止人民大會堂舉辦紀念演出，而且通令所有合唱團如九三合唱團，不准唱直接歌頌毛的歌曲，一方面又七常委排隊去“拜鬼”。可能還是為了安撫左右兩派吧。）

最後，衷心祝願中共帶領我們走出一條自己的民主大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