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重要廠礦黨委及軍隊的負責幹部共七千多人，史稱“七千人大會”。 1月27日上午是大會開幕17天以來的第一次全體大會，毛澤東親自主持，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做口頭報告。兩天后的1月29日，毛澤東再次親自主持大會，由林彪講話。 林彪的講話分兩大部分：黨內工作與軍事工作。“黨內工作”部分並不長，僅五千餘字，談不上內容豐富，並不面面俱到，但重點突出、抓住了要害、針對性相當強，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效果太“好”了。 講話有三個重點： 1、三面紅旗； 2、成績與缺點； 3、進一步推行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 林彪將這三個重點全都講得很“精彩”，每一重點都講出了“新意”，可以說風生水起，令大會代表們全都耳目一新。俗話說：“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林彪講話可稱是：攻其三點，不及其餘。企圖用三片樹葉子遮住大眾的望眼，大躍進的錯誤、大饑荒的現實在林彪的講話中則成了“一片汪洋都不見”。 一、林彪講話扯起對“三面紅旗”完全肯定派的大旗 關於對“三面紅旗”的認識及態度，無疑是“七千人大會”的焦點，是事關全局的大問題。如果正面對着“大饑荒”的嚴峻形勢，“三面紅旗”仍然能夠得到全會肯定的話，那麼建國後“毛對經濟工作的正確領導”也就順之成立；如果“三面紅旗”被否定，那麼建國後毛的“正確領導”也就無從談起。進而，就可以被認定是一條經濟工作中的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路線，毛作為這條錯誤路線的制定者與推動者，起碼也應該向全黨作出一份像樣的檢查。 1、大會代表對“三面紅旗”有四種態度 第一種態度：懷疑與批評。 認為“三面紅旗”有問題，幾年來在經濟工作中所產生的“缺點與錯誤”，所遭遇的“困難與災難”全都與“三面紅旗”有關係。 持這種態度的人以劉少奇、陳雲等為代表。陳雲在桌面上所說的話是“允許懷疑”。【注1】劉少奇一方面也接受了陳雲“允許懷疑”的態度，另一方面作為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他擺在桌面上的態度是“過幾年再說”。他的原話是這樣說的：“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注2】這種說法有“秋後算賬”的味道，當然不可能令毛澤東滿意。西北局書記劉瀾濤則說：“有些同志講‘三面紅旗’像念經的一樣，宣傳上形式主義很厲害。”也有人說：“總路線好解釋，‘大躍進’不好解釋。多年來的嚴重減產，還能是‘大躍進’嗎？”【注3】 持有這種態度的人在大會代表中占了多大的份額？是不是大多數呢？ 對於這個問題，不同觀點的人有不同的估計。筆者謹慎地認為是“多數”，但不是“絕對多數”，而是“微弱多數”，甚至是“脆弱多數”。 有兩年多前“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前車之鑑，有“廬山會議”後的全國範圍內展開的“反右傾運動”，幾百萬黨員幹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政治陰影，且毛神就在面前，這個“多數”也只能是微弱而脆弱的，處於不穩定的狀態，隨時都在發生着變化與游移。向哪個方向游移？游移到什麼程度？全看“風”往哪個方向吹。而大會的“風向”仍然取決於毛的臉色。 第二種態度：基本肯定。 認為“三面紅旗”基本沒有問題，所發生的缺點錯誤與“三面紅旗”本身無關，是“三面紅旗”在執行過程中所發生的偏差。 持這種態度的人群卻是相對穩定的。因為他們都知道維護“三面紅旗”就是維護毛的領導，而毛的領導是不可動搖的。 從1921到1962年，在中國共產黨全部40年的歷史中有近30年都是毛領導的，而且經歷了從打江山到坐江山的全過程，奪取政權的成功見證了毛領導的正確。各級幹部早就習慣了毛的領導，習慣了毛的發號施令；習慣了毛的喜笑怒罵、朝令夕改；甚至也習慣了自己挨批評及身邊同志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不斷地遭整肅，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已經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華東局第一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注4】1959年8月，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廬山會議上給黃克誠大將寫信勸其與彭德懷劃清界限，反戈一擊，信中說：“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絕不可移情別戀，否則就不能稱作為貞節之婦”【注5】。如此沒水平、沒廉恥的話居然從這兩位“大鎮諸侯”的嘴裡說出來，足見“個人迷信”已經達到何等嚴重、荒唐的程度。讓這樣一些“腰杆子站不直”的高級幹部們批評毛的錯誤、否定毛的領導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們不僅想不到，甚至也不敢想他們心中的偶像也會犯錯誤，尤其是犯了全局性的、根本性的路線錯誤。所以這一部分人往往都是“大躍進”中的積極分子，他們在所主政的地區及單位造成的“人禍”都遠比別處更慘重。也正因為如此，大饑荒、餓死人的現象雖然有全國的普遍性，但也表現出分布的不均勻性，河南、四川、安徽、山東、甘肅等就是“大饑荒”嚴重的地區。“造孽者”們自己當然很清楚否定“三面紅旗”就是否定自己；清算“三面紅旗”無疑等同於清算自己，所以他們的態度只能是“基本肯定”。 第三種態度：完全否定。 持這種態度的在基層代表中大有人在。湖南有人說：“對待農民是一、政治上壓服，不是說服，剝奪了農民的自由權；二，經濟上刮”共產風“，剝奪了農民的所有權；三、生產上瞎指揮，侵犯了農民的自主權。”這話就說得非常尖銳了。西北有人提出：“毛主席在1958年讓試辦公社，後來下邊一下就幹起來了。鄭州會議時，才提出公社三級所有制，1958年北戴河會議並未這樣提出，責任究竟在哪裡？”言下之意，就是指責當初提倡人民公社就是盲目的決策。華北地區有人的發言更尖銳：“說缺點錯誤不是路線性的，是執行中的問題，為什麼全國都推行錯了？這幾年造成的損失，不次於三次”左“傾路線造成的損失。”有人問“全國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這筆賬應算清楚。過去提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的陣地，社會主義的心臟，兩條路線鬥爭的焦點。現在食堂雖然大部分解散了，但這些提法究竟對不對？是中央錯了，還是地方錯了，應講清楚。”【注6】 但在高層，還是沒有人敢這樣講話。一方面即使是優秀、正直的黨內高級幹部在當時的認識與覺悟也達不到那樣的高度；另一方面即使有這樣的認識高度也沒有人有膽量公開表示出來。彭真算是一個例外，他在“起草委員會”發言說毛澤東起碼有兩點具體錯誤：三五年過渡與公共食堂。他說這都是毛批的，毛也應該做檢查。但是彭真的這番話並沒有得到響應，相反被周恩來、陳伯達撳了下去，彭本人也就識時務地後退了【注7】。如果此時彭德懷元帥尚在其位，說不定局面就不一樣了。彭元帥才是最適合扛大旗的人，可惜早在三年前就被毛收拾了。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毛未雨綢繆的遠見卓識，以及兼具霹靂手段及陰柔功夫駕馭群雄、統領全局的本領。如果此時還能有另外的一個或幾個一向有威信的高層領導出來扛大旗，再有幾個人呼應一下，那麼這股涌動的暗流，保不准也可能形成洪波。一旦洪波形成，或許更多的懷疑及批評派的高層人物就會走到前台來了，毛的領導地位就危乎哉。說不定也會發展到禮請他出任“榮譽主席”的程度了。如此，則中國幸甚！毛澤東本人也幸甚！ 第四種態度：完全肯定。 持這種態度的人不僅是極少數，甚至在林彪講話前，幾乎一個也沒有。包括毛自己，也包括那些極左派親信。原因在於“三面紅旗”的惡果實在太大了，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場景已經明明白白地呈現在那裡，千萬餓鬼的屍骨橫陳於鄉野。對此，造孽者們自己也是心虛的。 毛也曾自責地說：“看來，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注8】 所以毛也只能指望有人出來挑頭支持“三面紅旗”。如果沒有別人的支持，他自己也理直氣壯不起來。這種情況是黨史上從來沒有的。一向“一貫正確”，一向沒人敢在他面前說三道四的毛，在這次大會上說嘴不響了。在27日劉少奇作了大會報告後，毛深感鬱悶與不快，用江青後來的話來說就是“憋了一口氣”。【注9】 毛的內心當然希望大會能完全肯定他一手泡製的“三面紅旗”，只有完全肯定了“三面紅旗”，他的路線才“正確”了，他的威信才不會被動搖，他的地位才穩固，他的大權才不會旁落，所以他也在尋找一種結合點，尋找一種說法，但他自己一時也沒有找到。 就在毛處於這樣困頓局面的時候，林彪應運而生了。林彪是第一個主動站出來的“完全肯定派”，也是政治地位最高的“完全肯定派”。林彪講話扯起了一面“完全肯定派”的大旗，林彪講話也是“完全肯定派”的綱領。 正是因為有了林彪及林彪講話，“完全肯定派”才形成了一個“派”。大會上的那些“基本肯定派”紛紛向“完全肯定派”游移；“懷疑批評派”則向“基本肯定派”游移；“完全否定派”則更沒有了存活的空間。 可以說，林彪講話一舉改變了大會的磁力線方向。 2、林彪論述“三面紅旗”是“三個創造” 林彪講話開篇即直奔主題，旗幟鮮明地表明了“完全肯定”的立場。 林彪說：“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 他強調了“中國革命、黨、人民”，為什麼不強調是毛的創造呢？為什麼不說“史無前例的大躍進運動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呢？

從1957年10月發布“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開始，11月毛在莫斯科提出“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年底黨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興修水利、大搞積肥”的通知，大躍進的初瀾已經基本形成。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3月的成都會議，通過狠批“反冒進”，兼批教條主義、分散主義、提倡“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馬克思”，“拔白旗、插紅旗”等無數輿論宣傳及組織措施，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作出關於“總路線”與“大躍進”的決議，8月的“北戴河會議”又作出了關於“人民公社”與“大煉鋼鐵”的決議，毛“一步一個腳印”地將經濟工作從農業到工業，迅速地並全面地納入了他的“大躍進”軌道。 正如當年的一句口號“苦幹三年，改變落後面貌”，毛在1958年也是真正“苦幹”的。有人統計過僅1958年這一年，毛在北京的時間才兩個多月，其它時間他都在外面為大躍進造勢。毛一向不喜歡坐飛機，可是在這一年，為了節省時間多跑幾個地方，他經常改乘飛機。筆者也曾作過一個統計，僅1958年這一年中，毛所主持的中央一級的重大會議就多達16次，其中9次是在外地開的，包括大躍進中著名的第二次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廣州會議、武漢會議、北戴河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第一次武昌會議，第二次武昌會議。每一次會議，毛都作了許多鼓動躍進的講話，批轉了許多宣傳躍進的文件，形成了許多關於躍進的決議。 有一首歌這樣唱道：“毛主席走遍祖國大地，錦繡山河更加壯麗”。這一年毛走遍河北、河南、山東、遼寧、吉林、湖北、湖南、廣西、廣東、四川、江蘇、浙江------不過他沒有去陝北，也就沒有回延安。毛走到哪裡，就將大躍進帶到哪裡。還有一首歌這樣唱道：“麥苗兒青來菜花黃，毛主席來到了咱農莊，千家萬戶齊歡笑囉，好像那春雷響四方”，毛深入村莊、田間、地頭，工廠、車間。在這一年，他喊出過多少激動人心的口號；修訂過多少高聳入雲的指標。事實也正是如此，大躍進的“春雷響四方”，大饑荒的疾風驟雨就接踵而至了。 這些史實都說明了“三面紅旗”是毛獨創的，“大躍進”是毛憑籍不受監督的無上權力，戰爭年代積累起來的崇高的個人威信，頑強的個人意志，不懈的努力一步一步的發動起來的。毛周圍的人有沒有責任？當然有，各有各的賬，但是誰也當不了毛澤東的家。“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大躍進”，這一點與八年前的“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與八年後的“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文化大革命”一樣是歷史的事實。 然而，林彪繞過這些、忽略這些都不講，將“三面紅旗”說成是中國革命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 這並不是林的粗心，而是反映了林心細得不可測度。他這樣一講，懷疑或否定“三面紅旗”，就不僅僅是懷疑或否定毛的領導，而是懷疑或否定中國革命、黨和人民的問題了。 1962年初的形勢，經過了毛“個人崇拜有兩種”的提出【注10】，經過了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的整肅，經過林彪接替彭德懷主持軍隊工作兩年多來的大力吹捧，毛已經初步神化了。但“神化”的時間還不長，還沒有到處舞動的“紅寶書”，還沒有“早請示、晚匯報”，還沒有“紅海洋”與“忠字舞”，毛正處於走上“神壇”的路途中，正處於一種“半人半神”的“進行時”。所以，林彪審時度勢地將備受責疑的“三面紅旗”不說成是毛的創造，而說成“革命、人民、黨的創造”，這樣一種說法對因“大饑荒”而處於“被動”狀態的毛更為有利。 而到了1966年，形勢就大不一樣了。一方面由於執行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國民經濟有所恢復，雖然仍然是是短缺經濟，仍然是吃不飽，但“餓死人”的警報已經基本解除了，而這又被歸功於毛主席領導得好；另一方面林彪創造了“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理解了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突出政治”、三個口號“高舉、突出、緊跟”、兩論“頂峰論”與“天才論”、“四個第一”、“四個偉大”、“三個副詞”這樣的幾大籮筐的口號，再加上人手幾冊的“紅寶書”，不僅有了“背語錄”，而且有了“語錄歌”，繼而發展成“語錄仗”，毛已經全面神化了。在這樣的形勢下，也就沒有必要再將“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說成是“革命、人民、黨的創造”了，而直接說成“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注11】 3、林彪論述“總路線”的正確性 在將“三面紅旗”整體打包，歸納為“三個創造”後，林彪就開始了對“三面紅旗”逐一吹捧。 林彪論述“總路線”正確性的一段講話非常精彩。他說：“譬如說，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毫無疑問是正確的。我們應該採取這條路線，應該採取這種作法。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夠多、能夠快、能夠好、能夠省的。我們需要鼓足幹勁，能夠鼓足幹勁；需要力爭上游，能夠力爭上游。我們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幹勁的作法，不爭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費的作法。” 這是林彪獨有的特色語言，旗幟鮮明、理直氣壯，有一股震攝人的氣勢。這樣一種特色語言，劉少奇沒有，周、陳、鄧都沒有，連毛自己也沒有。 毛澤東當然是語言大師，但不可否認林彪也是語言大師。林彪在很多地方都學毛，唯獨在語言方面與毛不同，始終保持了自己的鮮明特點。並不是林不想學毛的語言，而是他學不到。因為林有兩樣東西絕對不如毛：一為文化底蘊。毛的語言需要有很深很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林在這方面差太多。二為蠻霸之氣。毛有梟雄之主的蠻霸之氣，所以語言才能縱橫捭闔，汪洋諮肆；林終其一生，畢竟只是一位軍頭。但林是“軍中之狐”，語言中既有丘八之風又有陰褻之氣。 像毛那樣說話、寫文章的，古人也有，比如曹操就與毛很相似；但像林這樣說話、寫文章的，在中國的古人及現代人中很難找到。中國人沒有誰像林那樣的，但林卻是貨真價實的中國人。林的語言特點另類得怪異，卻也為毛所欣賞。如果林與毛的語言同類、或同方向，也許毛就不欣賞他了。 林彪在這裡特別巧妙的是運用了非此即彼的思維及辯論方式，他沒有從正面提問題，而是設了“反問句”，更讓懷疑批評者們無法開口。 林彪說“我們需要鼓足幹勁，能夠鼓足幹勁”，你難道能說“我們不需要鼓足幹勁，不能夠鼓足幹勁”；林說我們“需要力爭上游，能夠力爭上游”，你難道能說“我們不需要力爭上游，不能夠力爭上游”；林說我們“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能夠多、能夠快、能夠好、能夠省的”；你難道能說我們“不需要多、不需要快、不需要好、不需要省”；“不能多，不能快，不能好，不能省”；“我們不需要多快好省，我們需要少慢差費”。 不能那樣說吧！即使在今天，也不能那樣說。但在今天，我們認識到“少慢差費”固然是錯誤的，而“多快好省”也是錯誤的，甚至是更大的錯誤。在大躍進的特殊時代裡，如果說“少慢差費”是消耗性的錯誤，而“多快好省”則演變成破壞性的錯誤，必然帶來的是更大的災難。假設有一定量的生活資料，“少慢差費”經歷了三個月的時間將其消耗了，而“多快好省”指引下的“鼓足幹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只需三、五天就將其破壞了。比如一座山嶺原來有一定的綠化基礎，即使不去維護它，也許要經過十幾年、幾十年的時間才可能荒蕪了，可是“大煉鋼鐵”呢，只需要三、五天就將其搞成荒禿禿。 其實，對於“多快好省”這樣似乎“正確”的口號，它的“破壞性”並不是不可預見的。早在1956年7月，在修改《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的建議(草案)》和《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修正稿）》時，周恩來就將原來文件中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語刪除了。 搞經濟建設，“多快好省”走不通，“少慢差費”當然也走不通，唯一正確的道路就是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循序漸進。這也是人類社會發展已經積累起來的經驗與通識。為什麼我們不認識、不接受，不借鑑呢？那是因為“閉關自守”，而所看的書又是斯大林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僵化的意識形態與政經體制讓中國人民吃盡了苦頭。 改革開放伊始，這個問題很快也很容易地就被全黨全民認識了。 4、林彪論述“大躍進”與“人民公社”的正確性 關於大躍進，林彪說：“事實證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是可以大躍進、應當大躍進的。所謂大躍進，是從比較來說的。我們不能以一種主觀的過高的指標來衡量我們是不是大躍進，而是要根據現實的可能，同我國的歷史狀況來比，同世界各國的發展狀況來比。從這種實事求是的觀點來看，即使目前這幾年的指標低一點，作為整個歷史階段來看，我們還是大躍進，這一條是無疑的。大躍進是正確的。” 關於“人民公社”，林彪說：“人民公社，具有許多優越性。在開始階段，我們還沒有完整的經驗，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這種制度，把過去初級社、高級社的優點都集中起來了，同時又增加了新的特點。毫無疑問，這種組織，在今後會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它將隨着實踐的經驗更加證明是正確的，是能夠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更快、更好地發展的。我們的的確確找到了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道路。” 相比較於評論總路線，林彪評論“大躍進”與“人民公社”更加無力了。 林說事實證明可以大躍進、應當大躍進的，那麼是什麼“事實”呢？林彪一條也沒有講，因為他講不出一條來。 但是林彪教給了人們三種詭辯的方法：1、不能用高指標衡量；2、同歷史比；同世界各國的發展狀況比；3、不能用短時期衡量，而用一個歷史階段來衡量。這個歷史階段有多長？他沒有講。當年，許多大躍進的積極分子正是在這樣的詭辯中得到了自欺欺人的自慰。 林說“人民公社，具有許多優越性”“又增加了新的特點”，那麼又是哪些優越性呢？哪些新特點呢？林彪也一條沒有講，因為他也講不出來一條來。

被媒體所經常宣傳的那些優越性，如“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又如不僅有“農林牧副漁”，還有“工農商學兵”；“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這些現成的“優越性”，林彪一條也沒有採用。

既然“公”是特點，那麼沒有“共”哪有“公”呢？“共產風”就是這樣刮起來的；

既然人民公社是通往天堂的“橋梁”，架橋就是為了過橋，不“過橋”要這個“橋梁”幹什麼呢？所以“窮過渡”就是這樣引發的。

林彪是個明白人，他心裡明白這些所謂的“優越性”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只是抽象地、籠統地肯定，牽涉到具體的內容他一條也不講。

從某種意義上講，憑空捏造也是“本事”，顛倒黑白也是“本事”，真是難為林彪了。林彪自己當然也深切地感受到他講話的高難度，所以他才講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是“無奈”的。【注12】

“無奈”二字反映了林彪內心的沉重。

就“三面紅旗”本身，林彪內心真實的想法是：“大躍進，憑幻想胡來，是蝕本生意，搞得過分，過極了，破壞了個人積極性。”【注13】

就對毛的認識，林彪稱毛是：“拗相公”，“不關心國民生計”，只關心自己的“名、位、權利”。【注14】

從這兩句話可以看出林的內心深處還是有常識的。既然有這樣的認識，卻還要亮明“完全肯定派”的立場，當然就是“無奈”了。林的“無奈”就是不僅要吃掉自己的常識，也要吃掉自己的“良知”，講出一番既無常識又無良知的話來。也許林彪的內心也是“痛苦”的。

二、林彪巧說“成績與缺點”

“七千人大會”上的另一重大分歧就是關於“成績與缺點”的定量分析。也就是所謂“三七開”與“七三開”之爭，“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老套話是否仍然適用的問題。

毛這個人呢？對“大躍進”的惡果，對大饑荒的現狀，對自己犯下的罪錯也不可能一點認識也沒有。但他在黨內鬥爭中一般所採取的態度是西瓜大的錯誤，只能承認到綠豆那樣小的程度；具體的錯誤用“領導的責任”一言以蔽之。而且只能由他自己說，他說到什麼程度就只能是這種程度；你更不能與他爭，你越爭，他越頑固，也許就什麼錯誤也不承認了；你不與他爭呢，你要是說你沒錯，有錯也是我們的錯，他沒準還會再“謙虛”一點，讓步得更多一些。

其實這也是一種人性普遍之弱點，稱之謂“逆反”。讀者不妨冷靜地審視自己與周邊人有沒有這樣的人？有的，太多了，程度不同而已。對於其中嚴重的，老百姓常稱之為“槓頭”。只不過毛的“逆反”太極致了，所以林彪總結出了一條與毛打交道的經驗：“你先說了東，他就偏說西。故當先聽他說才可一致。”【注15】這樣的“心得”居然也能被林彪總結出來，真可謂“入木三分”了。

但是，劉少奇似乎不具備林彪這樣的“機靈”與“覺悟”。所以，劉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口頭報告”處處讓毛不開心。

劉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注16】

誰都知道用“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比喻成績與缺點的關係，是毛的首創，是毛平生得意之筆，尤其是當出現嚴重錯誤的時候，毛更是以此為掩飾。但後來在“大饑荒”的嚴峻形勢面前，毛自己也曾一度放棄了這種套話，也曾要求對成績和缺點錯誤進行具體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1960年12月30日，毛在聽取匯報時就曾說過：“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毛甚至也曾經將錯誤稱作為“人禍”，並明確指出：“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但是，所有這些負面的話也只能由毛自己說。毛自己說，就是在批評別人；從劉的嘴裡說出來，而且當着七千幹部的面，在毛聽來就是針對他了。

劉的口頭報告無疑是讓毛失望與憋氣。所以劉的報告一結束，作為主持人的毛一點面子也不給，既沒有按慣例給劉說上哪怕是一句好話，也沒有說上一句套話或官話。官話應該這樣說：“少奇同志的報告很好，我完全同意”；套話應該這樣說：“會後大家好好組織學習，花幾天時間討論”。毛卻只是講了講以後幾天的安排，然後說：“好，同志們，今天就結束，散會。”【注17】

毛如此喜怒於色，劉當然是沒有料到的。一般與會代表可能沉浸在興奮之中未加注意，但這樣的細節當然逃不過林彪的鷹眼。雖然如此，林的講話仍然給劉留了面子。林說：“關於黨的工作，少奇同志的報告，講得很好，很正確，我完全同意。”這就是通常應有的官話、套話，林沒有省略，釋放出他對劉的善意。

林彪說：“我們黨，做了很多的工作，做了偉大的工作，取得的成績是很大的。如果說有缺點的話，比較起來，是次要的方面。工作中總是不會沒有缺點的，完全沒有缺點的事情是沒有的，永遠也沒有的。”

林肯定了成績很大，缺點次要；強調了缺點難免；對劉所說的“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不置一詞；對毛的套話“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對劉說的“現在恐怕不能這樣到處套”，全都沒有直接表態。林求同存異，刻意繞過焦點，避免矛盾尖銳化。

關於“成績與缺點”，回顧1958至1961年，第一年是“全民大折騰”，後幾年就是“飢餓加死人”。文革是史無前例的“浩劫”，其實“大躍進”又何嘗不是史無前例的“浩劫”呢？僅“非正常死亡人數”這一項，文革以“百萬級”計，而大饑荒則以“千萬級”計，後者比前者高出一個“數量級”。對“浩劫”能否“一分為二”找成績呢？都餓死了三、四千萬人，還有什麼成績可言？當然首當其禍的是老百姓，呼天嗆地、哭爹罵娘的也是老百姓。我們也不能要求林彪與老百姓有一樣激憤的情緒。但是林彪也是人，也要吃喝拉撒睡；林自己不愁餓飯，戰士一般也不餓飯，但戰士也是人生父母養的，戰士的父母鄉親全在餓飯。林彪對於“大饑荒”的慘烈絕無可能一無所知。

所以林彪說：這兩、三年以來，我們國家在某些方面發生了一些困難。無論城市，無論鄉村，吃的、穿的、用的都比較緊張一些，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事情，是全國人民都感受到的，是我們黨深刻感受到的。“

但是他話鋒一轉：“這種困難，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災害，連續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遭到毀滅性的自然災害，這給了我們不可逃避的困難。我們工作上也有一些錯誤，可是這只是工作上的錯誤，而不是路線上的錯誤。------我們到底是共產黨，我們的同志到底是共產黨員，老革命，都是幹了幾十年的，他們的心、立場、動機是好的。”

林彪用了三個副詞強調“自然災害”是“特大的”、“連續的”、“有些地方遭到毀滅性的”。

老天爺的事情輪不到人做主，誰知道天上哪片雲彩有雨，東邊日出還西邊雨呢。中國地方這麼大，不可能年年處處都風調雨順，也不可能處處年年都風不調雨不順。今年山東有災，沒準山西就是好收成；去年江南有災，沒準今年就是好收成。總是一方有災，八方支援；災年也由豐年補歉，老百姓自己也會藏糧備荒。哪有什麼全國範圍內的連續三年特大自然災害的事啊？

當然關於“自然災害”的謊言也不是林彪第一個說的，但是林彪卻是將謊言說得最動聽的一個人。林彪動情動色地強調了“我們到底是共產黨，我們的同志到底是共產黨員，老革命，都是幹了幾十年的，他們的心、立場、動機是好的。”如此一說，謊話也有感染力了。

林彪接着說：這些執行中間所發生的毛病，使我們在物質方面，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方面，減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們在精神上卻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們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這種失的方面的作用，現在看得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暫時還看不清楚。------我們這幾年在物質方面有所減少，這種減少，就像學生們上學付學費一樣，學出來以後，作用就很大了。一個小孩子，從上小學起，一直到大學畢業，十七、八年的時間，他什麼也沒有生產出來，相反地，盡吃、盡穿。但是他學了以後，就會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沒有付出那一點物質和時間，不讓他學那麼一下，他就不行。------我們的軍隊現在不打仗，也經常要打槍、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彈、子彈，飛機、坦克、兵艦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裡練，而且弄得很疲勞，半夜起來練，練了之後還不是那個人？一點物質都沒有增加，相反還消耗了很多物質。付了學費，學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夠轉化為物質，不是轉化為原來所消耗的那個相等的物質，而是幾倍、幾十倍、幾百倍增加了的物質。所以，我們要看到，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

“有失有得”的說法是彭德懷59年在廬山時的說法，彭也是“失”在前“得”在後，林也是“失”在前“得”在後，但在當年彭那樣講就成“罪狀”了。

“付學費”的說法，也是彭在廬山上說過的【注18】，不過遠沒有林講得那麼娓娓動聽。

學生上學要付學費，這是常識；戰士要練兵，練兵就要消耗物質，這也是常識。問題是這個“學費”怎麼個付法？付到什麼程度？把家產賣光了，把父母累死了，這個學費是不是合理？值不值得付？又是誰制定了這麼高的學費？世界上又有哪個國家搞經濟要付這麼昂貴的學費？這哪裡是什麼學校？又哪裡是什麼“學費”？明明花的冤枉錢，白花花的銀子當水漂，還搭上幾千萬條人命，卻花言巧語說成是“付學費”。這就是林彪講話中的顛倒黑白之處。

正是因為林彪及林彪們當年是這樣錯誤地總結經驗教訓的，所以真正的經驗教訓並沒有得到。“七千人大會”後，“三面紅旗”依然飄着，老百姓的自留地並沒有增加，仍然打鐘下地，打鐘收工。

但後來的經濟形勢確實轉好了，真正起起作用的是幾個“大辦”不辦了，幾個“大風”不刮了，提出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六十條”，提出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將農村的基本核算單位規定為“生產隊”，實際上也就是退回到“初級社”的形態了。僅就這樣幾條簡單的措施，老百姓的苦日子熬得下去了，但“富日子”還是沒有指望的。

三、“林彪公式”與“反林彪公式”

1、“講團結”的三種動機

林彪在講話中用了較多的篇幅談團結。他說：“------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加強黨的團結。我想，事情千千萬萬，項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黨的團結。”

“七千人大會”上壓倒一切的議題是經濟問題，並不是什麼“團結”問題。但“講團結”在任何時候都能講，任何時候講也是對的。林彪在這時候“講團結”卻有“醉翁之意”。

也許是“啟發”。面對大會上七嘴八舌，意見分歧，林彪啟發大家：困難面前，團結要緊！心是好的。

也許是“影射”。影射那些認為毛也有責任的人，那些沒有站出來為毛辯護的人，你們這不是在破壞團結麼？這就不講理了。

也許是“威脅”。誰懷疑“三面紅旗”，誰懷疑毛的正確領導，誰就是破壞黨的團結！這就居心叵測了。

正如有位學者所分析的那樣：“林彪抓住一個‘團結’的題目做文章，這足以使全黨緘口，的確，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它甚至比路線鬥爭更重要。誰懷疑”三面紅旗“，誰懷疑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就是破壞黨的團結，罪莫大矣！……三年前廬山會議上，許多人的心中也是贊同彭德懷的意見，正因為擔心黨分裂，轉而支持毛澤東，甚至噙着眼淚勸彭德懷認錯低頭，放棄已見，維護團結。

林彪這番講話，沒有點任何人的名，語氣也平和，都是正面闡述。然而林彪慣於撥弄弦外之音，誰敢承擔破壞團結的責任，誰不願跟毛澤東走？【注19】

三種動機：啟發、影射、威脅，究竟哪一種才是林彪的主要動機？這也是見仁見智的事。筆者認為林彪在這裡啟發大家維護團結的動機是有的，但影射、威脅的作用同時也起到了。

2、”八九不離十“的評價經不起實踐檢驗

鑑於大會上不少人認為黨所犯錯誤的責任，毛也是有份的，林彪對此現身說法、甚至頗為”語重心長“地說道：“-------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着實際，不脫離實際。-------”

之所以“事情出毛病”，那也是“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毛是不是總是正確的？是不是“總是八九不離十”呢？這不能由林彪說了算，不能任由林彪“一床錦被蓋過”了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要由實踐說了算。

戰爭年代的實踐表明，說毛澤東“總是八九不離十”是正確的，因為確實打了勝仗，打了大勝仗，確實建立了新政權。

建設年代的實踐表明，說毛澤東“八九不離十”是錯誤的，因為確實打了敗仗，打了大敗仗，因為餓死了三、四千萬人，因為將國民經濟搞得一團糟，已經瀕臨全面崩潰的邊緣了。其實也不是什麼“邊緣”，而是已經崩潰。餓死了三、四千萬還不叫“崩潰”嗎？那世界上也就沒有什麼“崩潰”了。

所以，完全不是什麼“總比人家實際一些”，而是總比人家更脫離實際；也完全不是什麼“八九不離十”，而總是“十離八九了”。

3、“林彪公式”與“反林彪公式”

林彪說：“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這一段講話是一個“公式”，筆者稱其為“林彪公式”，一些學者的著作也將其稱作為“林彪公式”。可事實又怎麼樣呢？

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鄧子恢是具體的領導者。如果按照鄧子恢的搞法，那麼對農村經濟的破壞力就會小得多了。毛一插手，諷刺鄧子恢是“小腳女人”，於是沒有了“自願”的原則，沒有了“邊發展邊鞏固”的步驟，大呼隆一下，互助組一下子全都初級社了，初級社一下全都高級社了。

1956年的“反冒進”，正是由於周恩來、陳雲抵制了或部分抵制了毛的左傾蠻幹，當年的經濟工作才搞得好一些；可是從57年年底開始，毛澤東又橫插一槓子，以批判“反冒進”為動力迅速發動了大躍進，周恩來因此檢查了十多次。黨內不同意見不僅受不到尊重，而且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在批判“反冒進”的形勢下，毛順勢自說自話地從二線竄到一線直接瞎指揮，結果又出了大問題。

毛在批判“反冒進”的基礎上，搞了大躍進，人民公社。高級社又一下子公社化了。毛又站出來總結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於是“五風”大刮，“窮過渡”興起，農民就一無所有，一下子就“窮化”了。再加上“公共食堂”，農民連吃飯的家當也沒有了，吃飯的自由也沒有了。

煉鋼煉鐵，是鋼鐵工業本行業的事，是工業戰線上的事，毛一插手就提出了高指標，因為眼看着完不成就演變成了“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不僅將鋼鐵工業搞亂套，將整個工業、農業全都搞亂了套。

所有這些發生過事，完全證明這個“林彪公式”是一個顛倒黑白的公式。

受“林彪公式”的啟發，按“林彪公式”的行文方法，完全可以總結出另外一個公式來，筆者稱其為“反林彪公式”：

建國後，凡是我們的經濟工作搞得比較好的時候，就是毛不插手的時候；凡是毛插了手，小插手小災難，大插手大災難。我們黨十幾年來搞建設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四、對林彪講話的評價

1、林彪自己的評價：無奈

林彪講話後，軍隊幹部都很高興，紛紛讚揚林彪講話講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為然，他說：“我這樣講是出於無奈，不這樣講，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響，整個局勢就不好維持了。”【注20】

這是林彪可以公之於眾，示之於人的兩點“目的”：

1、維護毛澤東的威信；

2、維護了毛澤東的威信，從而維持了所謂的“局勢”。

筆者不竟要問：如果真是持這樣的目的，那不是很純粹很高尚嗎，為什麼還要“無奈”呢？究竟是“無奈”的講了話，還是講了“無奈”的話呢？究竟是“真無奈”還是“裝無奈”？是“全無奈”還是“半無奈”？是時機、方式的“無奈”，還是內容上的“無奈”呢？

2、大會代表對林彪講話的正面評價

林彪講話後，會上好評如潮。有人對林總提出的“跟着毛主席走永遠不會犯錯誤”感受很深。有人評價林總報告，是一個根據毛澤東思想，從實際出發，具體地解決各項實際問題的範例。東北有人說：聽林彪的講話，大家反映是上了一次毛澤東思想的課，特別是對林彪所講的三年“大躍進”的得失問題，付學費問題和堅決跟毛主席走的問題，大家認為講得十分深刻透徹，是馬列主義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很有說服力。【注21】

3、大會代表對林彪講話的負面評價

當時以河南魯山縣縣委書記身份出席會議的楊國殿事後說：“林彪講話是袒護毛主席的，什麼交學費了，毛澤東離正確總是八九不離十了，我心裡清楚，有很多錯誤的東西是毛主席提出來的嘛！林彪在那裡講得天花亂墜，不實事求是呀！”還有人說：“這幾年批右的時候，有名有姓，問題明顯。但是，這幾年主要是”左“的錯誤，到底是什麼人”左“了，是什麼思想，都看不到。拿人命作學費是不好的。”【注22】

這是批駁了林彪“付學費”的觀點，一針見血！礙於毛澤東與林彪的強大權威，所有的這些負面評價都只能成為會上的暗流。

五、結語：筆者對林彪講話的評價

1、林彪講話的水平“高”在什麼地方？

筆者反覆閱讀林彪講話，推測林彪講話的心態，感到林彪真是聰明極了，但他的聰明不是用在正經地方；林彪講話的水平也非常“高”，但“高”也不在正經地方。

林彪講話並不是理論水平“高”，這篇講話沒有涉及任何理論；林彪講話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水平“高”，這篇講話哪有什麼實事求是；林彪講話更不是對經濟工作出謀劃策的水平“高”，這篇講話對經濟工作沒有任何建言建樹。

林彪講話是另一種“高”：是對毛的“活思想”把握的水平非常高；是針對毛的“活思想”的“對症下藥”的水平非常高。

什麼是毛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活思想”？既通俗且準確的說法，仍然是後來在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軍委擴大會議”上所說的那句話：“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時憋了一口氣。”

什麼叫“憋氣”？也就是老百姓說的“有苦說不出”，“捏着鼻子吃酸醋”，“不受也得受”。劉少奇的口頭報告中對“三面紅旗”的評價讓他“憋氣”；對成績與缺點、對錯誤的分析讓他“憋氣”；會議代表對劉少奇在口頭報告中提到“七分人禍、三分天災”時所發出的長時間的熱烈鼓掌更讓他憋氣------【注23】

“憋氣”就是毛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活思想，林彪的“處方”就是一個“出氣”的處方。林對“三面紅旗”完全肯定的評價讓毛出了氣；林對成績與缺點的分析、“付學費”的說法讓毛出了氣；林對他的“八九不離十”的評價，“林彪公式”的提出全都讓毛出了氣。

又何以見得經過了林講話，毛出了氣呢？當年參加起草劉少奇“書面報告”的胡繩事後回憶：劉講話時，毛是眉宇緊鎖的。劉在台上講，毛不斷插話，我就擔心毛主席是否能夠接受。而在林彪講話時，這種耽心完全不必了，毛的眉宇越來越舒展。【注24】當年參加大會的吳法憲也回憶道：毛主席的“興致可高啦”，一直“神采奕奕”。【注25】

林彪講話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林氏特色語言”發揮得淋漓盡致，語氣也平和，並沒有過激言詞，但處處有機心，處處有創造、處處有威懾力。

2、林彪在建國後有四篇重要的講話，數這一篇最成功。

筆者認為林彪在建國後有四篇重要的講話：

（1）、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

（2）、1966年5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即“五一八講話”）；

（3）、1968年10月，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即關於四個文化大革命的講話）；

（4）、1970年4月，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其中，“五一八講話”主要講“政變”，並進一步推行“個人迷信”，是為毛即將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造輿論、“鎮場子”的。但那次講話中遠沒有這一次這樣“平靜”，殺氣太重，失言走火之處甚多，讓毛“總覺得不安”【注26】於是引起毛的懷疑與警惕。

“五一八講話”對毛而言是正面作用大於負面作用的，所以毛雖經猶豫再三，後來還是轉發了。但“五一八講話”對林彪本人而言，負面作用則大於正面作用。

關於“四個文化大革命”的講話，林從歐洲文藝復興運動講起，古今中外，侃侃而談，有故弄玄虛、賣弄學問之嫌。在毛聽來，難道不是“關公面前舞大刀”嗎！在江青聽來，是搶了她作為“文革旗手”的風頭。所以林剛一講下來就遭到江青的嘲諷與反對。這讓林彪氣得抓狂，由此激發了與江青集團之間的矛盾尖銳化。毛雖然沒有直接表態，但江青的評價也許就是毛本人的評價。

至於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仍然是從拍馬屁的“天才論”入手，企圖以“清君側”，打倒以張春橋為代表的“文革新貴”；以“設國家主席”為主張，，企圖恢復被毛江打得稀巴爛的“國家體制”。這就不僅僅是動了江青的“奶酪”，也是直接動了毛的“奶酪”。何況通過“講天才”拍馬屁也沒有任何新意，都是一些時過境遷，過時失效，不能引起新的興奮點的“老馬屁”。所以，這次講話的後果就很嚴重，直接導致了毛林公開決裂，林彪的末日也就來臨了。

麻布袋，草布袋，一代不如一代。林彪四次講話的效果一次不如一次。

唯獨這第一次，即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最好，效果最好，在毛那裡是得了滿分的。

3、林彪講話是林長期研究“厚積薄發”的一個典型案例。

“七千人大會”前的林彪，對如何迎合毛確實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他的筆記里，凡提到毛時，都用“一號”、“姨毫”、“老東”等字樣代替【注27】。用這樣的“代號”，表明了林彪在這個時期無論是內心的深處還是淺處，都已經對毛沒有什麼尊重的感情，有的只是不滿、蔑視，但同時也有畏懼。林彪對自己，則用“一零一”、“老巴”之類的代稱。【注28】“老巴”是什麼意思呢？從字面上解釋就是“老巴結”，這是不是林彪對自己所處的地位及所扮演的角色的自嘲呢？

行文至此，有必要在這裡重新回顧幾條林彪的“學習心得”。

1、“毛，應照顧他，使他沒有小幫幫的必要，他就不小幫幫了。政治上對其每一創舉與功績公道主動指出來，則他就無鋒芒的必要。”【注29】

2、“古策：（1）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注30】

3、“一字千金--不在多，少而精，同意，頂用；一刻千金--搶時間，早一刻則禮到意到，遲了被動。”【注31】

4、“勿講真理而重迎合。”【注32】

5、“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注33】

6、“抓一號活思想”，內有“抓苗頭”，把他想辦的事列入議事日程上，從他那裡來（其要求）到他那裡去（向他報告）。“【注34】

7、”要把大擁、大順作為總訣，要仿恩之於馬，斯之於列，蔣之於孫，跟着轉，乃大竅門所在。要亦步亦趨，得一人而得天下。“【注35】

8、”誰不講假話，誰就得垮台，不講假話辦不成大事。“【注36】

9、”決議不好也同意--頭等意義，不然是書呆子。“【注37】

10、”最迅速地響應他人每一新的倡議，因為他正迫切等待着別人的態度。“【注38】

比照以上十條”背後言論“，深感這篇”講話“就是”抓一號活思想“、”一刻千金“、”勿講真理而講迎合“、”大擁大順“、”最大選票“------極為成功的實戰運用，”講話“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也是林彪長期潛心研究、厚積薄發的精彩案例。

注釋：

【注1】：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也起波瀾“：

陳雲說：有些問題，只能在原則上肯定，有些人認為不具體，還有懷疑，我說公開講，過幾年再說，如人民公社，有懷疑的人，容許他懷疑幾年。

1月25日，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這個報告時，接受了陳雲的意見，強調允許懷疑。”

【注2】：同上。

公開發表的劉少奇在大會上的口頭報告中，談到“三面紅旗”時是這樣說的：“‘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注3】：同上。

【注4】：摘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結束語--廬山會議的教訓”

【注5】：摘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

8月5日，陶鑄寫信給黃克誠說：“------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立身於世，不講求搭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

【注6】：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七千人果然議論紛紛”

【注7】：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也起波瀾”：

（彭真）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們對毛主席不是花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

周恩來很快發言。------他說，“在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我們。主觀上的錯誤，要着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這是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不解決，寸步難行。”

周恩來講話不久，陳伯達開始向彭真發難。他說，我們不要做亂七八糟的事情。------彭真同志昨天關於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主席的工作？------“

彭真聽了陳伯達的話，感覺問題嚴重了，不得不趕緊解釋。他說：“關於毛主席的問題，要說清楚。似乎彭真講毛主席可以批評，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注8】：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乾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一仗打了敗仗”：1959年6月12日到13日，毛主席在頤年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毛講話：“去年北戴河會議才開始搞經濟建設，特別是抓工業。看來，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

【注9】：馮建輝：《林彪與個人崇拜》1999年第10期的《炎黃春秋》：文革初期江青曾講“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

【注10】：摘自：《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3月1O日。

（毛澤東）說：“有些人對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注11】：林彪在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毛主席是統帥。”“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偉大創舉，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創舉！”

林彪在《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這場偉大的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起和親自從從尾領導的。”

【注12】：摘自：《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

林彪講話以後，軍隊的幹部都很高興，紛紛讚揚林彪的講話講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為然，他說：“我這樣講是出於無奈，不這樣講，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響，整個局勢就不好維持了。”

【注13】：官偉勛：《我所知道的葉群》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年

【注14】：《林彪、葉群的十八則筆記》香港《明報月刊》1994年3月號

【注15】：1961年時林在《辭海》扉頁上寫下的一句話

【注16】：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最是大節見真知-劉少奇在大會的講話”

【注17】：同上：

“劉少奇這篇充滿激情、生動有力的講話，於下午5時結束。毛澤東未加任何評論，他講了講以後幾天的安排，然後說：‘好，同志們，今天就結束，散會。’”

【注18】：摘自《彭德懷的信》1959年7月14日，第一部分“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關於全民煉鋼，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人財物力，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但也是‘有失有得’的。”

【注19】：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注20】：同【注12】

【注21】：同【注19】

【注22】：同上

【注23】：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最是大節見真知-劉少奇在大會的講話”

大會上不少人表示：少奇同志的講話，使人真正心悅誠服。《人民日報》記者金鳳說，當時《人民日報》農村部17級以上幹部正在“十八所”輪訓，人們對產生困難的原因是有爭論的，而且分歧很大。安崗回來傳達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當他們聽到劉少奇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那一句話時，大家出現了“異乎尋常的熱烈反應。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發出經久不息的響亮的掌聲。那掌聲大約響了有五分鐘，不，十分鐘吧，連服務員都跑進屋裡來了，以為出了什麼大事”。可見劉少奇真的說出了人們的心裡話。金鳳說，把不少共產黨員的心撥熱了！

【注24】：同【注19】

【注25】：摘自《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

【注26】：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

【注27】：同【注19】

【注28】：同上

【注29】：寫在米丁著《論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書的封底頁上。

【注30】：馮建輝：《林彪與個人崇拜》1999年第10期的《炎黃春秋》

另一版本：勿忘“古策”──“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就是決不先出頭，“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

【注31】：同上

【注32】：同上

【注33】：同上

【注34】：林南星《林彪全傳》1521頁

【注35】：辛子陵：《林彪正傳》香港利文出版社

【注36】：官偉勛：《我所知道的葉群》。又註：林豆豆說沒有後面一句，後面一句是謝加上的。這個“謝”指的是誰？筆者認為可能是指謝靜宜。

【注37】：馮建輝：〈林彪與個人崇拜〉1999年第10期的《炎黃春秋》

【注38】：出處為林的一張讀書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