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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重讀了魯迅《紀念劉和珍君》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在中學語文課里是讀過的。因為是雜文，自然不如小說、散文那樣通俗順暢好讀，加上是魯迅的雜文，更是有點隱晦、艱深。尤其是離開了那個特定的時代背景，缺乏相應知識結構和生活閱歷，缺乏對魯迅所要表達的正氣和義憤的理解能力，現在想來這篇文章那時沒有讀好。但是，文章雖然沒有讀懂，那並不妨礙我記住了下面這些讓心靈和血液激盪的句子：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等。

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有一種感覺，感覺“五四”以後這100年中國文化人里，魯迅確實能夠稱得上是“民族的脊梁”，或者是一個“真的猛士”。回過頭去看，在上世紀20、30年代，魯迅憤世嫉俗的言行恐怕無人能出其右。在那個時代的惡和丑的面前，他抨擊、譏笑政府的專制；挖苦、諷刺民族的劣性，他的文字由一種正直的人格力量支撐，從而具有穿透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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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為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着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只是沒有便死。.......。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着血污……。”

這些都是從《紀念劉和珍君》一文中直接抄錄下來的。這篇文章發表在1926年《語絲》雜誌上，如果89年天安門事件後有人把裡面的姓名場景換一下重新發表，也照樣可以一抒胸臆。因為大凡獨裁政權，他們使用鎮壓然後欺騙的手法大抵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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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成功，自任國民軍軍長兼總司令，並扶植段祺瑞以執政名義集元首和總理於一身，張作霖則與馮反目為仇。26年3月12日馮玉祥部隊與奉軍作戰期間，兩艘日本軍艦護衛奉系軍艦進入大沽口，並炮擊守軍致死傷十餘名。國民軍開炮自衛還擊，將日本軍艦逐出大沽口。日本認為國民軍破壞了《辛丑條約》，聯合英、美等八國向段祺瑞執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的要求，並限令48小時內答覆，否則以武力解決。

3月18日，北京各界約5000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聯軍最後通牒的國民大會，會後遊行至執政府門前廣場請願，要求段祺瑞、賈德耀（總理）出來和民眾代表見面。衝突中軍警開槍以武力驅散遊行隊伍，一共造成47人死亡，200多人受傷，死者中就有北京女子大學學生劉和珍。

3月19日，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同聲譴責政府公開殺人的行徑。隨後，段祺瑞召集非常會議，同意對死傷者撫恤，對屠殺事件的首犯作出“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內閣隨後引咎辭職。此外，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之重大嫌疑”。

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舉行萬人公祭大會。時任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才，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裡，竟潸然淚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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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力量來自於它們所承載的思想。魯迅的雜文除了《紀念劉和珍君》之外，《友邦驚詫論》、《為了忘卻的紀念》和《無花的薔薇之二》等也透露着他追求社會公義，執着於對年輕學生生命的憐惜和愛護。我常想，魯迅嫉惡如仇，一輩子都在用文字去鞭撻他認為的舊勢力、惡現象，如果他活在共產黨年代會怎麼樣？其實很多年前就已經有人想到過這樣的問題了。

1957年7月7日晚，毛澤東在上海召見科技、教育、文化以及工商界人士。他拿着出席者名單，一個一個地念着並輕鬆調侃一番。當他念到了羅稷南的名字，羅迎上一步與毛握手，就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據在場的黃宗英回憶：“他們一個湘音、一個滇腔，讓旁人聽到了“蘇區一別”的意思。”

羅稷南（原名陳小航）曾任國民第十九路軍秘書，在該軍被調到福建時，他曾到瑞金與張雲逸簽訂共同反蔣協定，並向被封鎖的蘇區供應急需的布匹、食鹽、醫療設備和藥品，當時毛澤東曾設宴款待過陳小航。“你現在怎麼樣啊？”毛澤東問。目睹、經歷了那一系列政治運動，心中對這位湖南山坳里走出來的山大王心存畏懼的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着，他會這麼樣？”

我們知道，毛澤東一輩子都捧魯迅，他認為魯迅的事業與共產黨的追求是一致的。他雖然“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1937年10月19日，在陝北公學舉行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大會上毛澤東說：“我們今天紀念魯迅先生……不僅因為他的文章寫得好，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

奪取政權之前，毛澤東是以武裝鬥爭的形式去推翻舊的制度，這同魯迅以文字為武器所進行的反抗對象是一致的，所以毛把魯迅看作是“助力”。可是49年後，毛澤東迅速把對政權的批判、反抗、鬥爭原則統統收起來，轉化成維護自己地位的武器了，而魯迅呢，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他會受權力更替的影響而不再保持批判的鋒芒了。顯然毛澤東也意識到了那後面的悖論，所以他想了想對羅稷南說：“魯迅麼——，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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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是1936年10月份去世的，那時的紅軍剛剛到達西北高原，共產黨還沒有力量讓中國人要麼閉嘴、要麼坐牢。可是49年後他們有了。尤其是在57年之後，毛澤東讓“魯迅”們都閉嘴了，而64鎮壓，鄧小平也不讓像《紀念劉和珍君》那樣的文字公開發表，所以這幾十年來我們只能去重讀舊文。

余杰回憶道：“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剛剛上高中一年級，在學習《紀念劉和珍君》一文的時候，老師一邊朗讀一邊落淚，他是用哭腔念完這篇文章的。雖然大部分同學都不明白老師為何如此感動，我卻心有戚戚焉。那時，對言行的清查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人人都謹言慎行。語文老師是一位大學剛剛畢業不久的年輕人，惟有講授這篇文章的時候，他才得以真情流露。”

“三一八”事件發生後，魯迅稱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如果這個評判成立的話，那麼25年前的“六四”事件則比那野蠻、黑暗十倍，百倍。段祺瑞政府開槍後尚且還公布死傷人數，實行撫恤，引咎辭職，可是這25年來，共產黨連死亡人數都不公布，甚至還把64事件從歷史，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這是屠夫屠殺之後在行使二次暴力——一種不見血的暴力。

這25年來，是非沒有甄別，正義不得伸張，每當6月來臨之時，有無數中國人要面對道義的責罰，在經受良知的拷打，因為我們想要記住悲痛，我們知道不能忘記悲哀，這時，我發現重讀魯迅舊文會是一種很好的宣泄：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6-3-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