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不想在此時再給內外交困的習政府添亂，想斷網一段時間，也給新政府一些時間，不要封事必反，給人家添堵。因為現在國際國內形勢可以看出是刀光劍影、兇險異常，真夠靠最大公約數上位的新領導人一嗆。但不知為何，昨晚入睡卻夢見了２５年前殺入天安門的那伙背槍的軍人，仿佛又回到了２５年前。記得那時他們背的槍（至少一部分）是沒有固定槍托的AK４７，是摺疊式的金屬槍托，平時折在槍身上不顯眼，所以槍尾是光禿禿的，所以印象很深，也仿佛預示這樣的軍事行動是顧頭不顧尾的草率行動。

天下有三種職業是必須要說假話的：妓女、演員和政客。所以搞政治鬥爭就不要用＇別有用心＇來攻擊對手，因為大家彼此彼此。搞現代政治好比拳擊和競技體育，勝負雖然是關鍵，但又不能突破規則和底線，否則就成街頭打鬥和江湖兇殺了。不能把政鬥搞成血案，否則就不是政治鬥爭而是軍事鬥爭了，性質變了，這樣就退回到原始社會和叢林法則了。請不要用麥克阿瑟出兵鎮壓退伍老兵示威說事情，這裡有三點根本不同：第一，退伍老兵是因為個人待遇而上訪，而１９８９年的學生是為民請願。

第二，美國參、眾兩院都積極參與了對退伍金法案的投票，一個支持，一個反對而沒通過，老兵反對的是參議院否決的提案，是以小集體的利益對抗大集體的利益，誰更民主很難講。。而１９８９年的學生和市民是尋求召開人大－中國的權力來源的最高機構來民主協商解決問題的，但被拒絕。

再有一點補充就是當時的中共的黨的最高領導人、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國防部長、幾個副總理都不支持軍事解決，那麼軍人硬闖北京的合法性就很成問題了。如果只是象徵意義，王師一到，人民夾道歡迎，大家一起驅散學生，也至少說明民心在握，師出有名，可事實卻是成千上萬幾十萬的人民都半夜不睡覺，奮力阻攔軍車和軍人進京，紛紛向軍人解釋，北京沒有動亂，北京人過得好好的，大兵來了才是添亂，這就應該知難而退，另外尋找其他方法解決政治問題了，後來的硬沖硬打實在是不應該，是遺禍百年，因為突破了搞政治的底線，不再是搞政治爭鬥，而是搞軍事爭鬥了，為此發生血案而遭人非議也再所難免，這恐怕是連後來幾屆由鎮壓方鱗選的政府領導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否則為什麼不敢把六四平暴當光榮事跡來年年宣傳呢？

搞政治的人不是＂別有用心＂的真是不多，但這不代表政客可以為所欲為，突破底線，否則就要身敗命裂、遺臭萬年。這讓我想起了1997年的另一個6月發生在拳台上的，泰森因為能力不抵霍利菲德而兩次暴咬霍氏耳朵的血案。

過去的泰森可謂無敵於拳壇，一雙鐵拳打遍天下，但後來他不知潔身自好，讓酒色財氣搞虛了身子，有很多喜愛泰森的人開始批評他，但泰森不去檢討自己的問題，潔身自好、提高實力，而是反擊有人攻擊他＇別有用心＇，更加我行我素。雖然他的用詞是＂有少數人別有用心＂，但這很弔詭，既然是＇別有用心＇的人是少數，那麼多數人的＂好心好意＂你怎麼就聽不進去呢？非要搞出一個＂４２６＂口水貼來把自己本來的很多愛好者都推到了對立面中去。

當年中國泰森黨能一雙鐵拳打下天下靠的是＂人民戰爭＂的法寶，即人民老百姓的支持，這才有了１９４９年北京人民夾道歡迎解放軍入城，１９４９年沒有共產黨指責北京人民歡迎其進城是別有用心，倒是國民黨攻擊北京人民是受少數共匪的矇騙，是＇別有用心＇。

但也正因為如此，只有先把人民老百姓支持到自己一邊才是中共勝利的根本保障，所以宣傳上是必須要＂用心＂的，而不能光罵政治對手是＇別有用心＇，連真心希望懲治官倒腐敗的北京老百姓都一起罵。也正因為如此，才給了泰森的對手以可乘之機：你泰森不是擅長在近戰中發揮重拳威力嗎，我霍氏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用更近的身體抵住你的身體，讓你的重拳發揮不出威力。同樣，中國的泰森黨當年不是靠人民戰爭打天下嗎，那我也去爭取人民的支持，反映老百姓的呼聲。而中國泰森黨竟然用４２６口水貼來自斷後援，造成了大批的民眾去支持和聲援學生。等於是看客－北京的百萬市民都成了霍粉，一起來罵泰森。

泰森一看大怒，希望以一計自己最擅長的左鈎拳－人民民主專政下的軍事戒嚴來打垮政治對手，希望象４９年解放軍進城一樣，老百姓會擔壺提漿以迎王師，可對方卻用貼身緊靠的戰術將其招術化解。你不是要搞人民民主專政嗎？我就組織百萬人民－市民加學生阻攔軍人進城，結果老百姓也是擔壺提漿，但不是＇以迎王師＇，而是＇以拒王師＇，因為那方當時更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和訴求。同樣，你不是要搞人民民主專政嗎？那我就號稱召開人大常委會，這才是憲法賦予的真正的人民民主的最高形式，結果此回合，泰森又落敗了。

最後泰森眼看自己招術用盡，敗相以露，結果惱羞成怒，暴咬了霍氏的耳朵，讓對方血流拳台。而北京的泰森不但咬了其政治對手的耳朵，而且更多地是咬了圍觀的和喝倒彩的觀眾，他們不但被咬傷了，而且很多人被咬死了，大家都被露出牙齒的泰森連咬帶嚇，落荒而逃，北京城橫屍狼籍。

雖然北京的泰森看上去好象是贏了，因為國家政治是沒有裁判來干預的，但從此泰森也就從一位拳壇的著名高手淪落成了街頭打鬥的地痞流氓，他之所以還沒有徹底輸掉是因為還沒有碰到街頭打鬥的更大流氓而已，但事實是當年使其威風八面的招術－人民戰爭已經沒有了，只有諸如咬耳朵、堵嘴巴、撩陰腿這樣的街頭招術了。老拳王淪落於此，真是可悲可嘆，究其根本原因是無論泰氏也好，鄧氏也好，有致命的生理缺陷：太矮。認識不到事物發展的規律，不能發現規律、掌握規律和利用規律，就知道埋頭蠻幹蠻闖，用貓論來'瞎貓撞死耗子'，撞對了就成了總設計師，撞錯了就成了總射擊師，所謂高瞻才能遠矚，而相反，矮瞻就只能鼠目寸光了。有很多WM朋友把中國後來２５年的發展歸結為鄧氏果斷鎮壓的結果，但以過去２５年的發展模式，中國還能再發展２５年嗎？而幾十年的山寨式、破壞式的發展在歷史長河又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麼？相反，６４鎮壓讓各個共產黨國家在地球上名聲狼籍，民心喪盡，蘇聯東歐各國紛紛倒塌，這不是鄧氏會時光穿越，未卜先知，而是恰恰拜鄧氏開槍所賜，以後其他的大泰森、小泰森們只要一上拳台，不用打就被哄倒了，這樣蠻幹能算高瞻遠矚嗎？這反倒讓泰森找到了理由，說要不是我咬了霍氏耳朵，破了霍家迷蹤拳，我能贏嗎？

更有甚者，六四後不去明正言順地懲治太子黨和大官倒的特權腐敗，而是把各種特權下放，以直接和間接的方式收買各地官員和精英也來參與特權和腐敗，試圖以全民腐敗（其實搞的是全官腐敗）淡化六四時人民反對腐敗的政治訴求，結果搞到後來，很多地方的村長的腐敗程度都比以前的太子黨要嚴重得多，而各地官員對上訪提意見的老百姓的彈壓也堪比無數六四，而因官官腐敗造成的環境污染的成本、政治污染的成本、文化污染的成本更是觸目驚心，難以維繼。這樣贖買六四的方式又是何苦呢？與平反六四相比，贖買六四其實是飲鴆止渴、抱薪救火，不把中國的所有資源耗儘是不會有終結的。

現在的習政府已經意識到這種＇後六四時代＇的靠特權贖買官員孝忠的方式很難持續了，所以開始認真反腐，但已經重疾難返，越往上反腐阻力越大，當年最無為的胡溫政府好歹還殺過副委員長一級的高官，而現在的反腐沒殺過一個高官，而是恩養在各地的監獄飯店裡，但即便如此，恐怕到中央一級是肯定要打住了，而各地官員要紛紛怠工的口號已經此起彼浮了，在國際上更是稍有動作就阻力不斷，圍攻四起，所謂＇內外交困，里外受敵＇。所以搞民族主義也好，搞反腐倡廉也好，如果少了人民的支持，最後只能草草收場，這就是習政府會越來越需要民主，而不應越來越牴觸民主、越來越屏蔽民主的根本原因，

至於平反六四，其實受六四洗禮的那一代人將來掌握了核心權力後，才是最有可能平反六四的最佳時機，要指望現在掌權的老紅衛兵一代能認識到平反六四，爭取民心的價值，就要看是否有人能突破自己的認識局限了。

網上有人指責趙氏是六四的幕後支持者，目的是不想退休，這個觀點我不想堅決否認，我也不認為趙氏是政客里的聖潔處女，但至少作為政壇的看客，我是欣賞趙紫陽被軟禁後的至中央信中的以下觀點的：

第一，那次學潮不管存在什麼偏激、錯誤和可指責之處，但把它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是沒有根據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亂，就不應該採取武裝鎮壓的手段去解決。當時的武裝鎮壓雖然迅速地平息了事態，但不能不說，人民也好，軍隊也好，黨和政府也好，我們的國家也好，都為當時的那種決策和行動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其消極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在黨群關係、台海兩岸關係以及我國的對外關係中繼續存在。由於這一事件的影響，還使十三大開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以至在我國經濟上改革開放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出現種種社會弊端迅速滋長蔓延、社會矛盾加劇、黨內外腐敗懲而不止、愈演愈烈的嚴重情況。

第二，對那次學潮當時是否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辦法，既可以避免流血又可以平息事態呢？我當時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就是為了爭取這樣的結局。我現在仍然認為採取這種方式是可以不流血地平息事態的，至少可以避免嚴重的流血衝突。大家知道，當時學生中的多數是要求懲治腐敗和促進政治改革的，並不是要推翻共產黨，顛覆共和國。如果我們不把學生的行動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接受他們的合理要求，採取耐心的協商、對話、疏導，事態是可以平息下去的。這樣就不僅能夠避免流血衝突所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而且能夠在執政黨、政府和人民之間建立起一種新型的溝通和互動模式，促進政治體制的改革，使我們的國家不但在經濟改革上取得豐碩成果，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也會出現一種新的局面。

對於“六四”事件的重新評價問題，遲早是要解決的。即使時間拖得再久，人們也不會淡忘掉的。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現在全國形勢尚屬穩定，思穩怕亂成為多數人的共識，人們當年那種激動情緒也逐漸趨於平靜。我們黨如果能在這種情況下主動提出重新評價“六四”事件問題，並主持進行這一工作，是可以排除來自不同方面極端情緒的干擾，而把解決這一歷史難題的進程引向理性、寬容、和解以及嚴格遵照解決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着重總結經驗教訓，不着重追究個人責任”的正確軌道上來。這樣就既可以使歷史難題得到化解，保持國內局勢的穩定，同時也可以為我國的改革開放爭取一個更好的國際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