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德戰爭的開始至今已經６０年，蘇聯的瓦解恰恰也整整有了１０年。對蘇維埃國家仍充滿感情的一些人稱，這個聯盟國家的歷史上有兩場大悲劇：即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９１年。雖然相隔５０年，二者卻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聯繫。

對於１９４１年的悲劇，此後５０年內蘇聯軍人一直刻骨銘心。在１９４１年入伍、８０年代擔任總參謀長的謝·費·阿赫羅梅耶夫元帥曾有一句概括性的總結──“蘇聯軍事思想的核心，就是不使１９４１年的悲劇重演。”為此蘇聯在戰後４０多年的和平時期始終保持世界上最龐大的軍事力量。當１９９１年的“８·１９”行動失敗後，這位元帥覺得比１９４１年更嚴重的悲劇已無法扭轉，便於８月２４日上吊自殺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里。

蘇聯上層防範努力的這種失敗，使人們對１９４１年悲劇的原因確有必要重新認識。

現代戰爭史上最慘重的勝利代價

１９４１年蘇聯的悲劇，在世界戰爭史上都是令人震驚的。這年６月２２日納粹德國發起“閃擊戰”後，在５個月內不僅打到距莫斯科市區僅１０公里處，還成建制地殲滅了蘇軍１９個集團軍和２５０個師，使蘇聯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

此後，蘇聯依靠動員起來的巨大潛力，經過苦戰最後成為勝利者，從這點出發人們當然要從總體上肯定斯大林的戰爭指導。然而現代觀念要求的不僅是可行性而要追求最優性，進行戰爭也要講效益，即以少的損失取得大的戰果才能算指揮藝術高超。如果按照這種科學的思維方式，那麼就不能籠統地只歌頌勝利，同時還要考察一下付出的損失。

斯大林於１９４５年春戰爭結束後即要求調查死亡人數，得到的不完全統計是１５００萬人，翌年他在演說中宣布本國共死亡７００萬人，其原因既是由於冷戰開始想避免暴露國力虛弱，同時也不願讓世界知道自己指揮的戰爭付出的代價是如此沉重。赫魯曉夫當政後，宣布了軍民總共死亡２０００萬人的籠統數字，卻不談具體損失。到了蘇聯瓦解前夕，戈爾巴喬夫提出要消滅歷史的“空白點”，國防部通過研究歷史檔案，得出的死亡總數為２６６０萬人。

蘇軍損失如此嚴重，在近現代戰爭史上實在是獨一無二的。相比之下，戰爭中蘇軍共擊斃德軍３００多萬人，俘虜１３０萬人（不包括戰後受降），是以多於敵人幾倍的慘重代價取得了勝利，何況蘇聯在物質技術力量上並不弱於德國。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長期對蘇聯的軍事模式並不佩服，重要原因也在於此。

如果具體分析一下，蘇軍損失最慘重的階段又是１９４１年下半年。整個戰爭期間蘇軍被俘的３６２萬人，至少有２８０萬人於此間被俘。同時蘇軍還有４３０萬人傷亡，連同逃散的８０萬人（當時也列入失蹤統計），開戰後半年間的戰鬥損失總數便有８００萬人。德軍同期的戰鬥傷亡失蹤，總計只有８５萬人。俄羅斯的紀念衛國戰爭勝利５０周年的報告中比較客觀地敘述了這一時期的損失後，承認隨後“等於是重建了軍隊”。

對戰爭初期的慘痛損失，蘇聯開始雖有意少報數字（斯大林在紀念十月革命的公開講話中只承認戰爭開始的四個月間損失１７０萬人），卻無法迴避人所周知的戰場敗績。當時的解釋都說法西斯對愛好和平的蘇聯有突然襲擊的優勢，同時在兵力兵器上占優勢，即推諉於客觀原因。其實，對敵人的突然襲擊防備不夠而存在和平麻痹，這本身就是主觀上的戰略判斷失誤。至於說到兵力，明顯的事實是蘇聯人口和軍隊數都遠遠多於德國。蘇聯在對外宣傳工業成就時，又一直說戰前的技術兵器生產數量及質量都超過了納粹德國，這一說法又與上述的解釋自相矛盾。

蘇聯當時對領袖加以神化，實際上就失去了進行自我批評的可能。斯大林只是在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４日勝利宴會上那篇着名的“祝俄羅斯人民健康”的講話中說過一句：“我國政府犯過不少錯誤。”誰都知道，政府的最高領導人就是斯大林，若說有間接的自我批評也就僅此一例。

到了赫魯曉夫批判個人崇拜時，走上另一個極端，把戰爭初期的失敗責任全部推到斯大林身上，而迴避體制上的原因。如此說來，又是個人品質決定勝利和左右歷史，顯然與蘇聯領導人自己也宣布信仰的歷史唯物主義相矛盾。

再看一下當年的蘇聯元帥們的回憶錄，談到１９４１年的失敗時差不多也都批評決策者戰備觀念差，並歸咎於裝備技術不如敵人。他們不進行更深層次的總結，原因也可以理解。

１９４１年的慘敗真是由於裝備原因嗎？

說斯大林忽視戰備，顯然與歷史實際不符。俄羅斯的重要傳統便是社會軍事化，蘇聯誕生後日益突出軍事特色，在二次大戰前便是世界各大國中國防開支比例最高者。從１９２９年開始的兩個五年計劃，斯大林都反對發展“印花布工業”（即解決人民消費），而一直以“重工業－軍工”為主。

１９４１年戰爭爆發前，蘇聯對居民的麵包、衣物都長期憑票限量供應，生活水平遠低於西方國家，而作戰飛機、坦克的數量則保持着世界第一。實際上，希特勒對蘇的“閃電”襲擊只能達成戰鬥的突然性，而蘇聯在戰略上早就為大戰進行着長期準備，斯大林只是對戰爭爆發日期判斷有誤。開戰後僅兩星期，蘇軍總數便由５００萬擴充到１０００萬以上，說明對戰爭潛力的動員能力很強，一時的突襲對那樣廣闊且又長期軍事化的國家並不起決定作用。根據戰後蘇聯和德國的檔案材料統計出來並為軍界公認的數字，將１９４１年夏德蘇兩國在戰場上的軍隊和主戰裝備的數量（不包括西線德軍和遠東蘇軍）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德軍只有汽車的數量多於蘇軍。

而從裝備性能的綜合情況看，當時蘇德雙方各有長短，基本處於同一檔次。

戰後西方的戰史專家經分析都總結說，德軍於１９４１年對蘇開戰時，在裝備方面只擁有飛機性能和無線電通訊這兩項優勢，如果講後備的人力、物力資源，德國更是居於絕對劣勢。在這樣的力量對比下，蘇聯方面又是正義戰爭，按理說應該占有人心士氣上的優勢，初期的戰果卻與正常推理相反。過去一講戰爭之初，蘇聯便宣傳有多少人踴躍參戰，並歌頌失敗時仍英勇不屈的勇士，這些無疑是事實。然而另一方面無法迴避的事實又是：數百萬身體健全、手持武器的軍人面對國家的敵人竟會棄械就俘（蘇軍恰恰又不許官兵投降被俘，規定對其家屬還要流放），這本身就不能僅用軍事原因而要從政治層次來研究。如果具體看一下蘇聯瓦解前後解密的一些歷史檔案記載，許多事例就更驚心──開戰後的第二個月，在白俄羅斯戰場竟有叄個整師不戰而集體向敵繳械，投降時還打死了各級政委。同月，斯大林的長子亞科夫大尉被俘，當時混在人群中身着士兵服裝，馬上被旁邊的人向德軍指認出來。陷入包圍圈中的蘇聯元帥庫利克（戰後被處決，５０年代得到平反）和官兵們一同突圍時，首先要脫掉元帥服，換上坦克兵的連褲衣，目的也是防備內部壞分子的暗算。

從這裡得出一個人們不願承認卻又難以反駁的原因，便是戰前的蘇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相當多的群眾擁護。如果看看３０年代的農業集體化和清洗都造成了數以百萬計的無辜者死亡的事實，其造成的後遺症在隨後的戰爭中不表現出來反倒會是怪事。

應該說，１９４１年的悲劇發生有着複雜的綜合因素。與諸如開戰日期估計錯誤、訓練水平和經驗不如敵軍等原因相比，政治體制上的弊病應該是第一位的。蘇聯官方長期卻迴避最深層次的政治原因，吸取教訓的方式，自然就是在和平年代也要使軍事力量超出現實和潛在的對手，從而進行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軍備競賽。

被希特勒踢門反使危房更堅

其實，希特勒於１９４１年敢於進攻蘇聯，首先考慮的也是政治因素而不是軍事實力。當時攻蘇不僅犯了兩線作戰的大忌，德國上層普遍也知道自己的綜合國力並不占優勢。作為“第叄帝國”二號人物的戈林於開戰當日，便在日記中寫下了“東線：死線”這不祥的預言。面對周圍將帥的憂慮，希特勒卻自信地解釋說：“只要我們在俄國的門上狠狠踢一腳，它整個社會制度的房子就會倒塌下來！”

德軍開戰後兩星期便長驅直入５００公里，英美等國的輿論普遍預測蘇聯會崩潰，可能分裂成許多個民族國家（這些在５０年後倒成為事實）。然而德國入侵後的殘暴掠奪和屠殺從反面教育了人民。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在占領區還不肯解散集體農莊，認為利用這一組織便於徵收糧食和管理居民。許多過去不滿蘇維埃政府的人特別是農民，很快就紛紛投身游擊隊（此前蘇聯還不允許在百姓中發武器建立民兵游擊隊），敵後廣大農村在幾個月內實際又回到了蘇聯的控制下，從而使深入腹地的德軍兩面受敵。蘇軍的意志在戰爭中也變得越來越強。在歷史檔案中曾有一份列寧格勒方面軍的投敵統計，在１９４１年每月都數以千計，翌年上半年每月以百計，下半年以十計，至１９４３年便基本不再有這種可恥現象。

本來在人數和武器裝備數量方面便占優勢的蘇軍，一旦振奮起鬥志，又利用了敵軍的兵力分散和不適應冬季作戰，不久便扭轉了戰局。希特勒兇狠的一腳踢到蘇聯的國門上，卻使俄羅斯各階層又團結凝聚起來。２０年代便被取締的東正教會被蘇維埃政府允許恢復活動，牧師們都以稱德國人是“惡魔”，頌揚斯大林是“上帝的使者”的方式，動員教徒們參戰。當初列寧曾號召“大家都去與鄧尼金作鬥爭”，這個昔日頭號白衛軍頭目此時卻在美國流亡地發表聲明，呼籲海外白俄援助過去的死敵布爾什維克抗德。俄羅斯檔案還說明，１９４２年間蘇聯駐美大使館甚至與鄧尼金商談了讓他回國的地位安排等條件。只是由於隨後戰局扭轉，斯大林考慮到讓他回國則對已鎮壓和仍關押的許多人不好交待，才又取消了原議。

１９４３年初斯大林格勒會戰結局已定後，德國被迫實行“總動員”，在武器裝備的產量上超過了蘇聯，此後卻又反而無法抵擋戰鬥力日益增強的蘇軍。有的學者認為，德國法西斯對蘇聯的入侵，從某種意義上倒是鞏固了這個戰前已經潛伏着重大危機的國家。不過從消極面而言，殘酷激烈的對外戰爭雖可以鍛煉人，卻也會掩蓋內部矛盾。戰後的蘇聯在幾十年裡遇到勞動生產率落後於西方，人民日用品匱乏及種種社會弊病，都推諉於戰爭的破壞，以致不少人抱怨說：“德國當年的入侵成了我們的垃圾箱。”

由於對１９４１年的教訓乃至衛國戰爭的結果做了片面的總結，戰後的蘇聯仍然堅持國防優於一切的舊有體制。

本來，蘇聯擁有世界上所有國家不可比擬的豐富工農業資源，高科技水平也屬一流，使人民的物質生活趕上西方應不成問題。然而蘇聯在經濟總量只及美國叄分之一至一半的情況下與對手展開幾十年的軍備競賽，長期把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用於軍事及相關部門，這隻有靠壓低人民生活和延緩民用工業發展來維持，長此以往必然形成惡性循環。蘇聯在軍備上能與美國比肩，衛星上了天，百姓卻買不到足夠鞋襪。

蘇聯作家西蒙諾夫曾在作品中嘲笑法國人：“我們的妻子襪子破，你們的衣服確實好，但是德國兵能到巴黎大街上溜達，卻進不了莫斯科！”此話在戰爭年代講起來能有自豪感，然而到了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的年代，讓人民長年陷入“襪子破”的境地，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蘇聯雖然長期在軍事上對西方採取咄咄逼人的攻勢，政治上卻要靠“柏林牆”一類的封閉措施取守勢。一旦按照過激的“新思維”突然打開國門，讓老百姓意外地看到西方的生活實情，過去政治宣傳維繫的思想信條便會從根本上動搖，這是多少優勢武器裝備也無法扭轉的。

靠得到實惠的人民擁護是根本之計蘇聯長期潛伏的危機，終於在１９９１年那個炎熱的夏天總爆發。８月下旬，在青年人紛紛上街的一片喧囂中，只有幾個胸前掛着舊日勳章的老人為自殺的謝·費·阿赫羅梅耶夫元帥舉行了葬禮。合棺之前，元帥的妻子在丈夫冰冷的額頭上最後吻了一下，痛心地講道：“他從１８歲起便參加了同德國法西斯的戰鬥，可是如今我們的國家被民主派法西斯分子從內部攻克了。”

“民主派法西斯分子”這一用詞是否妥當姑且不論，擁有世界最強軍事力量的蘇聯確實是從內部被攻破。１９９１年出現的國家瓦解，其政治原因這次再無法迴避。人們可以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總結出千條百條經驗教訓，然而最基本的一條還是人心向背問題，即原來蘇聯的錯誤政策造成了人民的不滿和失望。

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有句名言──“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得到群眾擁護的國防，才是最鞏固的國防，無論武器裝備發展到什麼水平這都是真理。

對於中國人來說，研究蘇聯的經驗教訓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孫中山曾有句名言──“中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而長期學習了蘇聯模式後，人們又應得到的體會是，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非以蘇為戒同樣斷無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