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是咱國人的喜慶顏色，大凡張燈結彩的日子，都少不了紅色。後來紅色與革命結了對子，就更紅了起來。以至於凡是標榜自己是革命的，無一不掛上點紅色，好像塗上點紅色，面對大眾，就可以高人一等，昂首闊步，班師回朝了一樣。這點，凡是經歷過那個“史無前例”的人都有親身感受。可事情往往有不如意之處，就是那時普通人的喜慶，如結婚，是不能披紅掛綠的，否則被冠名什麼什麼作風（從封建到資本，就差原始與共產，否則真成人類發展史了）還是事小，如果扣上的結論是什麼什麼復辟，那喜事說不定立碼成喪事了。大紅大紫，紅的發紫，由紅而紫而黑等等，都是咱老祖宗智慧的結晶，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事物發展的辯證法，事物往往走向它自己的對立面，現實生活也確實如此。說的極端點，當年咱共產黨人是以反對國民黨腐敗起家的，而當下，無官不貪幾近成了老百姓的共識，可當官的又幾近全部是共產黨人。雖然，一些理論家和標榜“紅”的大小人物，對此憂心忡忡如喪考妣，其實，只要咱共產黨人的宗旨是為老百姓謀福利，這種社會現象同樣會走向它的反面—由腐敗到廉潔，當然，要經過當官兒的選拔、任用、義務的明確、監管、淘汰等等等等艱難但是必然的改革，如果咱共產黨人的官兒，他們的命運，是掌握在老百姓手中，估計廉潔就會不期而至。一些以唯利是圖為宗旨的資本主義國家都這樣（當官兒的由民選）走過來了，更何況咱是以老百姓的福祉為宗旨。由紅而紫，由紫而黑，在咱黨歷史上並不少見。可真正達到令人瞠目結舌的，非那位當年咱等萬眾一心，誠心誠意祝他永遠健康的林付統帥林彪莫屬了。想想也是，祝他身體健康，就是表明他身體有問題，果不其然，一旦他由紅變黑了，老百姓也就都知道了，他本就是一個什麼都怕的病秧子，再想想，以病態治國，這個國家不病態也變態。萬壽無疆就是最好證明。人生有命，楞讓他萬壽無疆，與咒他早死無疑。想當初，如果咱等祝咱偉大領袖康健長壽，那怕是長命百歲，可能他老人家還能活個百十多歲，可非變態的要他萬壽無疆，問題就海了，咱國自古以來是挺講究氣場的，十來億人的天天變態祝願，造成如此巨大的變態氣場，普通人早見閻王去了，儘管咱偉大領袖不是凡人，估計也架不住如此巨大的變態氣場，其結果，是沒過八十三的坎，就撒手人寰了。誰又能說，這不是病態治國，惹的咱等愚民變態，造的禍。咱等愚民千百年來，哪朝哪代不恭維皇帝老兒“萬萬歲”、“萬壽無疆”，可那些心安理得接受此祝願的皇帝老兒們，真正活過八十的能有幾人？說不好，都是如此祝願的結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林彪林付統帥近來似乎又紅了起來（是否帶引號另論），各路學者或質疑，或探尋，或做書立論，其目的，不外是要為咱這位過去的付統帥討個公道，用老百姓的講法，是討個說法。翻翻二十四史（本人學識淺薄，沒翻過），那些歷史人物，估計前朝定罪後朝翻案的不在少數，而前朝定罪後朝翻案再後朝再定罪的也有，這沒什麼可奇怪的，因為在皇帝老兒那裡，一切以他的需要來定論，表面上說是為了社稷大事，而這社稷就是他們家，所以社稷大事就是他們的家事，是否有罪全以對其家族是否有益為準。後來到了資本家那兒，情況有所改觀，並非資本家覺悟高，是現實逼的資本家必須比皇帝老兒客觀的多，否則憑個人或者家族的好惡對待市場，篤定是甭想掙銀子了。當然，階級烙印不可避免，可相對之下，資本家講的比皇帝老兒講的，更要貼近實際，這可能也是為什麼資本家編的大百科全書（歷史部分），比二十四史更能讓人接受。再到了咱工人階級無產階級這兒，本應該更客觀更實際，因為歷史事實擺在那裡，咱等一無所有，實話實說，咱不會失去什麼。可事情往往並非如此，一些標榜無產階級理論家的，撒起謊來比資本家有過而不及，如當年，煞有介事的大肆鼓吹井岡山會師是“毛、林”會師，咱黨歷史是林彪追隨毛澤東的歷史，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即便到了當下，此類惡習也未見改觀多少，以咱黨史權威《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為例，在論及文革中那個著名的武漢“七.二O”事件時，本來實際情況是：毛澤東自始至終都在武漢，而惹起事件的根子，全在於他本人決策的偏差（把“百萬雄師”定為保守組織，支一派壓一派），事端一起，身為偉大統帥，又沒有按他自己要求別人的那樣，到群眾中去，站在群眾前頭引導群眾，而是腳底生風，打破多年不坐飛機的慣例，連夜飄然去了上海。哪怕，即便能像檢閱百萬紅衛兵那樣，檢閱一下武漢老百姓，別說個“百萬雄師”，就是“億萬雄師”，都會匍匐跪拜在他老人家腳下，哪還能有個球“七.二O”事件。黨史二卷對此，除了語焉不詳的把事情的原委都栽到王力頭上，就是把毛澤東周恩來一併放到括號里。這種書寫，有史以來，似乎未曾有過，這樣既能迴避歷史真相，又能逃避瞎說歷史的嫌疑，足見編著者的尷尬。難怪有位咱黨的“文膽”曾感慨道：黨史（每次編寫）能管個十年，就不錯了。翻翻已出版的種種黨史，足以證明，老前輩的話，至理名言也。

話回咱林付統帥，他的一生，實實在在稱得上波瀾壯闊。如果毛澤東把自己的一生，總結為只辦了兩件大事，那他的眾多追隨者們（如咱等的前輩），比他再多干出一件大事，篤定是不可能的，因為那兩件大事，前件事是搞成功了民主革命（擁護的人多，反對的人少），後件事是搞社會主義撞了牆，弄了個文革（反對的人多，擁護的人少），能超出此範圍的，估計沒有。所以林付統帥的一生，波瀾壯闊的也幹了兩件大事：其一，就是為咱國的民主革命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在毛澤東領導下，從紅軍到八路軍再到解放軍，指揮千軍萬馬，揮斥方遒，從黑龍江打到海南島，實實在在的為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勳。歷史事實放在那兒，誰也抹殺不了。其二，估計與毛澤東的第二件大事一樣，爭論多多。毛的第二件大事是弄了個文革，咱林彪林付統帥呢？有人說他是弄了個“九.一三”，有人說是弄了個“革命化”等等等等。這兩件事都與文革有不解之緣，“九.一三”是在文革後期，“革命化”是在文革還沒到來的前兩年。沒有“革命化”，文革說不定不會來的那麼自然，沒有“九.一三”，文革說不定不會來的那麼精彩，不會把文革的真實，那麼淋漓至極的展現在咱愚民的眼球里，深深的刻印在腦海中。有些人，包括那些自己給自己戴上小紅帽的種種大小人物，提起這兩件事，就像磕了“冰”，興奮的可以，以為林付統帥着實是為革命嘔心瀝血的偉大人物，應該高度評價，廣度炫耀，讓林付統帥的光輝形象，永駐咱愚民的心田。愚民是愚，但是不會一傻到底，例如，當紅色大旗在神州大地上漫天飛舞時，除了那些，被字面上的革命，弄的神魂顛倒的革命小將們忘了自己姓什麼，大部分愚民還是知道自己不吃飯是要餓肚子的，看看當時那些還沒成氣候，就被當成反動組織鎮壓驅散的一些群眾自發組織，他們的訴求，無一不是要求能在經濟上平等，謀求在當時看起來也是少得可憐的經濟利益，由此，反對所謂“經濟主義”，也曾是文革中一朵小小的浪花。

梳理明白林付統帥在文革（搞社會主義）中幹了什麼，就能明白林付統帥是什麼樣的角色，就不難明白咱林付統帥的第二件大事是什麼。要想梳理明白林付統帥在文革（搞社會主義）中幹了什麼，首先得弄明白文革是什麼，儘管對文革的詮釋千差萬別，誰也不能否認的是：文革是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是毛式社會主義發展的頂峰、是毛式社會主義發展的最後一站。毛式社會主義走到盡頭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它正證明馬克思的思維：人類社會的發展，不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是顛無不破的。如何搞社會主義。自1949年咱人民共和建國60多年，前30來年與後30多年，實質上走的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與咱黨自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國，走過的兩條不同的道路，其情節差不多。都是在如何實事求是的解決自己的問題上，繳了不小的學費；都在撞了南牆後，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前面的道路之爭，經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業已深入人心，是不爭的事實。後面的道路之爭，因咱黨語焉不詳，撲朔迷離。可吃普通飯的愚民們都心知肚明，前30來年與後30多年，是水火不容的兩重天。

首先，在怎麼吃飯上：前30來年是計劃經濟，後30多年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在計劃經濟那兒是十惡不赦、必須斬盡殺絕的“資本主義”，咱黨前輩同仁為此（如“包產到戶”“利潤掛帥”等等等等）丟官掉腦袋的不在少數。前30來年的計劃經濟走到文革，說是瀕臨崩潰有些過，可難以為繼，是上上下下不爭的事實，所以改革開放才來的如此摧枯拉朽。後30多年的市場經濟，讓國人在不知不覺間，異軍突起，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其次，在怎麼生存（社會形態）上：前30來年是倒T字型的集權社會，後30多年是正在形成的金字塔型（而後，會向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發展）的公民社會。兩者到目前為止的最大區別：前者的最高權力是終身的，底層百姓是不能亂說亂動的，否則右派反革命盲流叛國分子的待遇是立刻就能享受到的。後者的最高權力是非終身的，各層百姓只要不違法，是可以胡說八道到處亂跑（直至外國）的。

最後，在如何處理社會矛盾的理念及方式方法上：前30來年，是冠冕堂皇的所謂“正確處理矛盾”和“階級鬥爭”，而其實質是權力決定一切，誰有權力，矛盾性質和哪個是階級敵人就由誰說了算，這點，無論是1949年後的歷次運動還是史無前例的文革，都有無數的例證，由此，也才有平反不斷的千古奇觀。而這種理念帶來的是無窮無盡的各式運動，運動老百姓，其終結是折騰了十年的“無產”文革。後30多年的理念及方式方法，是由憲法法律解決各種社會矛盾，這個在當下看來是常識的理念與方式方法，如放在1976年以前，絕對是全民共討之的“階級鬥爭熄滅論”的“修正主義”。可哪個給老百姓帶來了真正的公平公正呢？只要看看老百姓對待法院的態度，就能感受到30多年的時間，咱國老百姓在如何處理社會矛盾的理念及方式方法上，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兩種不同的路子，帶來的是不同的結果。毛式社會主義最終帶來的是：連城裡人（占全國的人口六分之一都不到）的吃飽飯問題都解決不了的、沒有公民的共和國。改革開放帶來的是：老百姓不但能吃飽飯了，而且能尋求如何吃好飯了（是不是世界第幾大經濟體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能自稱是個中國公民滿世界溜達了。很多理論家，尤其那些自稱是能代表無產階級的，無一不拿前30來年的成就說事，以此證明毛式社會主義的路子正確無比。如果成就能說明一切，那美帝國主義真應該是全世界人民的楷模了，在那個萬惡的制度下，無論是發明原子彈，還是登上月球、火星；從互聯網的開發使用到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人數；諸如此類，哪個不是令全人類感到驕傲的成就。再如果說這是國外，是物質成就，那咱國直到當下，紅色革命教育內容的核心之一，是紅軍的革命精神。可紅軍自1927年成立到1937年改稱八路軍，其絕大部分時間是在錯誤路線領導下，是在錯誤的道路上行走，否則，中國甭用出了個毛澤東。所以，認為在錯誤道路上，一點成就（無論物質與精神）不可能有，或相反，凡此種種，只能是幼兒園的思維邏輯。

1949年以後，不同道路帶來的，是在根本問題上的不同結果，這根本問題就是革命要幹嘛，搞社會主義要幹嘛，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此深奧的理論問題，當下爭論紛紛，如果說不易有結論。那麼，革命要幹嘛，搞社會主義要幹嘛，即便在理論家那裡，估計也是個要論上個三天三夜的高大精尖；可在普通百姓這兒，是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革命要幹嘛，那些英雄豪傑各有各的壯志，可在老百姓們這裡，無非是兩個簡單奢求：一要吃上飯吃飽飯，二要不做臣民。自打陳勝吳廣造皇帝老兒的反起，到孫大總統拆了大清王朝的金鑾殿，歷次革命造反，前個要求，時好時壞。後個要求，門兒都沒有，無非是一個皇帝替代另一個皇帝而已，老百姓依舊是臣民。所以孫大炮孫中山同學才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千古佳句。時代發展到了咱共產黨這兒，總算為這兩個要求開了門，成立了人民共和國。可事情的發展卻強差人意。老百姓能吃上飯了，但離吃飽飯尚有十萬八千里，否則咱中國不會出現有半兩糧票這種人類歷史上的奇葩（也足以證明，上海人在哪朝哪代，都能活的精緻之至）。人民遍地全是了，可公民在哪兒，鬼都不知道。為什麼會如此，走錯了路而已。套用毛澤東自己，批判他那些前任的語言：在政治路線上是按書本或想象搞社會主義，必然帶來種種“左”的災難；在組織路線上是宗派盛行，任何有異見者都得掉腦袋；在思想路線上是不實事求是，一切以權力說了算。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毛澤東沒有那樣至高無上、如皇帝老兒般的絕對權力，跟隨輔佐他幾十年、同一戰壕出生入死的戰友劉少奇，何至於，在沒有任何證據（那些所謂“證據”，無一不是在最高權力的淫威下，拼湊編造出來的）的前提下，被定成“叛徒、內奸、工賊”，直至經過“精心治療”客死他鄉。而他的罪名，又能在咱國憲法法律—無論哪款哪條中，找到依據。劉少奇與成千上萬後來被平反的人的遭遇，與咱黨1935年以前，那些死於自家人槍口的先烈們一樣，都是走錯了路的結果。正因為道路不同，相互否定才是不可取的。

毛澤東曾經與幾個秀才探討哲學時，提出一個斷語：“大前提決定一切”。所以才有“路線決定一切”之說。咱共產黨人鬧革命，就是為了讓老百姓能過好日子，說白了，就是能讓老百姓一能吃上飯吃飽飯吃好飯，二是能讓老百姓成為公民，成為社會的主人。所以是否能讓老百姓吃上飯吃飽飯吃好飯，是否能讓老百姓成為真正的社會主人—公民，圍繞這兩個基本點，形成了不同道路之爭。以此，看看咱林付統帥，1949年後，在不同道路較量的這個大前提中，都幹了啥，就能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角色，也能知道他的第二件大事是什麼。49年後，關於怎樣才能讓老百姓吃上飯吃飽飯，黨內以致全國有過兩次大的爭論或衝突。前一次，是59年，彭德懷彭大元帥，在黨的會議上，直書毛澤東，認為毛澤東您老人家搞的那套大轟隆，只能讓老百姓吃不上飯，其結果，私人信件變成了向党進攻的“綱領”，咱彭老總成了“反黨集團”的頭頭。那咱林付統帥在這場爭論中幹了啥？本來好生生的在養病的他，為表忠心帶病參會，更是敢於刺刀見紅，一語驚四座的提出彭老總是要“做大英雄”，就是要奪權。把本來如何能讓老百姓吃上飯吃飽飯的意見，論成了要篡黨奪權。事情還沒完，三年後，當毛澤東的那套大轟隆，帶來了無數（注1）貧下中農的餓死鬼，全國老百姓都知道吃不上飯是什麼滋味的時候，當黨內外在探討事情為什麼會如此的時候，咱林付統帥在著名的七千人大會上，又來個語驚四座，他的那套言語，活力四射，慷慨激昂，可其實質就是一句話：聖上英明，愚民惹禍。他非常聰明的告訴咱等：所有老百姓的餓飯，都是因為沒按聖上毛澤東的指示行事，自找的。就差沒說活該了。這就是咱林付統帥，在能否讓老百姓吃上飯吃飽飯的問題上的第一次表演。後一次，就是六十年代中期了。劉主席劉少奇在鄉下住了四十來天（注2），經過親身體驗，為老百姓能吃飽飯計，提出應該試試“包產到戶”，為此，惹的龍顏大怒，進而，劉少奇及所有認為可以試試“包產到戶”的咱黨大小官員，包括緊隨他左右幾十年的秘書田家英，都被毛澤東他老人家釘在了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恥辱柱上，非死即垮。可後來，“包產到戶”用實踐證明，它不但讓老百姓吃上了飯，而且吃飽了飯，更重要的是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咱黨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開了先河，說“包產到戶”救了中國，一點都不為過。咱林付統帥這回又是個啥態度呢？他對老百姓能否吃飽飯的問題仍是不問不顧，卻另闢蹊徑，大談“政變經”，說的連偉大領袖都有些發怵。此說一出，政變復辟成了頭等大事，而後的文革中，以所謂“反覆辟”而揪斗、殘害公民，就成了合乎情理的“革命行動”。這就是咱林付統帥，在能否讓老百姓吃上飯吃飽飯的問題上的第二次表演。那麼，對待如何能讓老百姓成為公民的問題上，他又是啥態度呢？遺憾的很，他除了潛心研究如何迎合毛澤東，至於老百姓是公民還是臣民，與他沒有半毛錢關係。由此可見，咱這位林付統帥，儘管滿口跑的全是革命，可他的革命，與老百姓要求的革命，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

至於，讓那些自認為是“紅頂子”們的，“嗨”的可以的“革命化”與“九.一三”，只要是個正常人，稍加分析，就能看明白其中的道道是什麼。

革命化本是個好東西，如果老百姓真都革命化了，那老百姓對革命的兩大奢求早就實現了，別說小康社會，共產主義可能都會初見端倪了。可咱林付統帥搞的這個“革命化”，儘管其聲勢浩大，其深入人心，其氣勢宏偉等等等等，都是前人無法比擬的，可結果，老百姓能吃上飯吃飽飯了嗎？沒有。老百姓成為真正的公民了嗎？沒有。唯一結果，就是封建王朝的腐臭，席捲而來。在“讀書、聽話、做好戰士”等等堂而皇之的言語背後，把是否忠於一個個人—毛澤東，作為是否“革命化”的唯一標準，任何有異議者，格殺勿論。由此，那個在咱國存在了幾千年的皇帝老兒的幽靈，又一次在中國大地上遊蕩，“萬萬歲”、“萬壽無疆”等等，這些已被推翻的皇帝老兒的必備言語，又一次成了中國老百姓為生存的必備言語，出現“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等等等等愚昧就成了必然。人類歷史上，只有皇帝老兒才要求全體老百姓效忠他個人，即便到了資本家那兒，人家效忠的也是憲法法律，沒聽說要效忠總統或總理議長什麼的，即便您打算效忠都沒門兒，因為還沒等您把獻忠心的那套禮儀操持完，說不定人家早就屆滿去職，打鋪蓋卷回家了。所有這一切，對於一個要以馬克思思維為指導的共產黨來說，是個黑的不能再黑的黑色幽默了。如此“革命化”，馬克思如果有在天之靈，俯視咱國大地上曾出現的這一幕幕，真不知道他老人家該哭還是該笑。

“九.一三”事件本是個典型的宮廷內鬥，當下的一些人物，楞要把它弄成是反對文革的偉大革命，至於是心懷鬼胎還是腦子缺根弦兒所致，時間會證明一切。好在文革才過30多年，一些事情擺在那兒，不會出現咱歷史上那燭光斧影般的，讓後人猜測不已的情節。“九.一三”的開端，在咱黨“九大”，那是文革的巔峰時刻，黨內只有無限忠於毛澤東的兩派人物坐大，其他人，即便是黨內老資格，想貼都不行，只能作為右派代表存在，看看九大開幕式的前排，就能知道咱黨當時滑稽到什麼程度。如果這兩派“左”的不能再“左”的人物（連坐座位，都要坐左邊），他們在如何能讓老百姓上飯吃飽飯、成為真正的公民方面有根本不同，那他們之間，鬧到你死我活，也能讓後人心懷崇敬。不幸的是，他們的目標高度一致：都是為如何能得到毛澤東更大的寵幸，以便能得到更大的權力，你爭我奪。至於他們之間的相互踩轂，無非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對於毛澤東身後的權力如何分配，估計他們既沒那個膽，也沒那個遠見。這也都是那個倒T字型的集權社會形態必然導致的，非哪個個人願意不願意的結果。權力之爭，首先是話語權之爭，毛把起草政治報告的權力，給了江青一夥，可把宣讀政治報告的權力，給了林彪，又在大會上故作姿態，推薦咱林付統帥當大會主席。他心知肚明兩派的目標大差不差，所以即便對於陳伯達起草的政治報告稿子，看都不看（對於僅僅是文字表述不同，實在是不必花時間費那個腦子），但仍把這個“騙子”弄進了常委。這都表明咱偉大領袖的平衡術，是多麼的爐火純青。這一切，只不過是咱偉大領袖在弄權，把兩派玩弄於股掌之上。時間到了二中全會，兩派為爭得毛澤東更大的寵幸，又來了個不小的衝突，其焦點仍舊是如何神化、崇拜毛澤東。林彪一派抓住江青一派的隻言片語，楞把他們往反對毛澤東的火坑裡推，以此把對手置於死地而後快。毛澤東心裡明鏡一般，如果說江青張春橋等輩會反對他，除非毛字倒着寫，所以，無非是如何平衡兩派。這次既然江青一派被人抓住了小辮子，也就順水推舟的讓林敲打敲打江一夥，以便而後的平衡，更能使無論那派都離不了毛自己的掌心，所以才有了經毛澤東首肯的那個林彪講話。縱觀林的那個講話，毫無新意，無非是大樹特樹毛的絕對權威，但話裡有話的說有人反對毛，是當權派，而且在上層。林這樣講，這既體現了毛的本意：可以敲打，不可以點名。又能讓自己一派，在是否絕對忠於毛澤東的這一命穴上，先對手一籌。在當時，揪出反對毛澤東的當權派，不但職位越高越能引起興奮，而且是，即能拿到證明本人是忠於毛澤東的護身符，又能拿到在那個倒T字型的集權社會裡向上攀爬的通行證。所以，眾多中央委員要求“揪人”，以此來“保衛毛主席”，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即便沒有毛的汪大管家的表演，也不足以改變事態的發展走向。平心而論，即便是“揪人”，也沒什麼了不起，當年被“揪”的老了去了，就是參加那次全會的中央委員之中，只要是49年前參加革命的，有幾個沒被“揪”過？包括周恩來。問題的關鍵在毛澤東，在毛看來，此次事件表明原來的平衡嚴重失衡，必須削減林彪一派的勢力，以免除尾大不掉的後患。儘管毛澤東把此事定性為“二百多中央委員被騙”，那不過是要為自己的本次平衡，出了意想不到的偏差，抓個替罪羊罷了。至於以後，毛澤東的種種做法，包括那個典型的“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的“南方講話”，都是新平衡的再需要。現在有人論證，說毛要弄死咱林付統帥，那是有點胡說八道了。能在後面的九屆三中全會上，翦除削弱林的黨羽，仍舊給林彪一個高不可攀的虛位，把“軍人集團”更牢固的掌握在自己手中，這可能是毛澤東更願意看到的結果。至於林彪沒辦護照簽證就往蒙古跑，按當時的標準，說他叛國投敵，綽綽有餘。而按當下的標準，最多不過是手續不全的偷渡，要說處罰，頂多是行政拘留若干天，估計還得罰些銀子而已。可作為一個身經百戰，指揮過千軍萬馬的將領，如此沉不住氣，遇事撒丫子就跑，只能有兩點解釋：一。他就是個慫蛋，遇事就嚇的尿褲子；二。確實幹了在當時看來是十惡不赦的事情，事情敗露，困獸猶鬥，狗急跳牆。不管怎樣，所有這一切，與老百姓有半點關係嗎？沒有。當時的咱等，仰望這些被塗的紅不能再紅的頂端人物們，有的只是敬畏。至於他們如何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咱連想都不敢想。咱等整天琢磨的是，咱的那點糧票（錢還在其次，沒了錢可以用糧票換，沒了糧票，只能挨餓等死），怎麼用，用在哪兒。所以，“九.一三”從頭至尾，都是那時倒T字型的集權社會裡，頂端人物們的內鬥。與咱國幾千年來，皇帝老兒的宮廷傾軋沒什麼本質區別，與革命尤其是無產階級革命更是貼不上半點關係。

如果說“九.一三”有什麼好，那就是它撕開了那時倒T字型的集權社會頂端的一個角，讓當時被紅紅的油彩捂的嚴嚴實實的頂端人物們，向老百姓顯現了一小點那些不為人知的一面，而這一角和這一面，就已經讓老百姓們非常真切的見到，這個紅彤彤的文革內部，處處是已被推翻的皇帝老兒的沉渣泛起。這個文革，走向破產，是必然的。如此結果，無論是林彪還是毛澤東，都是不願意看到的。歸根，還是應驗了馬克思的思維：人類社會的發展，不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至此，可以看到，如果說毛澤東在他的第二件大事上撞了南牆，跌了跤子，那咱這位林付統帥在此問題上，沒起任何好作用。從天朝的角度說，他的角色算不上忠臣，忠臣是“武死戰，文死諫”，說是彭大元帥和劉主席是忠臣還靠點譜，因為與“文死諫”沾些邊。無論對於聖上或百姓，咱林付統帥充其量是個偽臣，為討聖上歡心，什麼都能幹，所以到最後，與歷史上差不多的角色一樣，都難逃兔死狗烹的結局。從咱黨的角度說，是個共產黨員，為老百姓謀福利是唯一宗旨，而林彪身為黨的付統帥，對於老百姓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根本沒有興趣，他的精力，全部用在如何迎合毛澤東上，對於毛的種種“左”的做法，推濤助瀾，並藉此之機，打擊翦除異己，力求使自己一幫坐大，毛澤東搞社會主義撞了南牆，其中，林彪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所以，咱林付統帥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讓文革來的更猛烈（即讓毛澤東撞南牆撞的更猛烈）些，而自己也在文革里身敗名裂。

紅色是好顏色，但是只有本色是紅色才是健康的，一旦被塗抹，即便不過度，其結果也強差人意，所以，“紅”的可以的林付統帥，真是值得後來者足戒，當然，不怕死的仍舊會前仆後繼，如薄XX薄大人，以為有權在握便可以令地球倒轉，同樣的“紅”可以，同樣的身敗名裂。同樣的問題—道路決定一切。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確實如此。咱等（那些號稱是無產階級理論家的就更甭提了）給她或塗脂抹粉，或穿金戴銀，或套靴扣帽，等等，可是，能使她嫵媚百態了嗎，沒有。能改變歷史的進程了嗎？門兒都沒有。只有當這小妞一絲不掛，赤裸裸的展現人們面前時，她那迷人的令人叫絕的魅力才大放異彩，如同那些經世不衰的名畫，令後人或駐足觀看，或有所思考，或流連忘返。尤其是對於咱等，年過不惑，又不甘心至死被騙的老人，哪怕被人病垢為“壞人”“圖謀不軌”，也心存看看這個小姑娘裸照的念想。估計這也是人的本性（無論男女）所致。

注11959-1963年，咱國到底餓沒餓死人，到底餓死多少人，是咱國歷史最搞笑的問題。

既不敢說沒有，又說不出多少，說沒數—無數，不為過。

注2咱黨自進了北京城，常委之中，在位時，真正到老百姓家中，吃喝拉撒睡、超過半個月的，估計只有咱劉主席劉少奇，所以，他才對後來救了中國的“包產到戶”，情有獨鍾。對百姓的吃喝拉撒睡，沒有切身體會，估計是毛澤東49年後，屢撞南牆的根本原因。也足見改進作風，深入實際、聯繫群眾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