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賜人以“士”的悠久傳統。士者，讀書人也。讀史有感，淺論“士統”。

一，士之歷史

最早的“士”，在西周、春秋時是封建統治公職者之稱、 多為卿大夫的家臣。 位在卿大夫之下，庶民之上。春秋末年以後，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專業與知識分子的統稱。此後“大夫”和士相合演變而成「士大夫」一詞。

「士」之初義指保衛疆土之武士，後變為文士，成為保衛文化學術尊嚴之士。 西漢前期，「士大夫」一詞主要指武人或軍官；其後士族興起，及至東漢，「士大夫」乃成為士族、官員、豪族的通稱。士大夫是古代對於社會上具有聲望、地位的知識分子和官吏之統稱。通過科舉選拔“士”為官員，“士”既是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同時又是社會上層文化、藝術的創造者、傳承者。沒有官銜、介乎官民之間的讀書人被稱為士人。

出身於貧寒之家或沒落的貴族，靠一技之長依附於貴族，為他們提供各種服務。有著書立說的學士，有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陰陽歷算的方士，有為人出謀劃策的策士等。甚至是自稱有才，也可以說服貴族，成為“士族”之列。如：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馮諼客孟嘗君、蘇秦連橫等。

西漢儒生董仲舒說服當時的漢武帝，改祖制黃老之術，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學說開始成為以後各代上的主流哲學。 儒學說鼓勵知識分子“入世”， 做官參政，報效君王，服務國家。漢代的官員選拔制度還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貴族推薦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進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選拔為官員就很常見。“舉孝廉”往往是選拔官員的標准，而考試不是必須的。

東漢士大夫， 部分服膺儒學的地方豪族，士大夫階層 與司馬氏一起組成晉朝的統治集團。

隋唐時期就有了科舉制度， 在武則天大開科舉以後，逐步形成正統體制。宋代，科舉成為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 宋初諸帝提倡文學，廣開科舉，讀書風氣大開，士人紛紛應舉，經科舉起家而得官職，成為士大夫。北宋士族盡是新興，絕少源自唐代大族。從晚唐到北宋，名族貴冑為官者，由76.4%降至13%；寒族為官，則由9.3%增至58.4%。 宋代士大夫佔人口1-2%，支配了田地、教育和政權，乃至間接控制商業。

士大夫科舉中進士，社會地位即大為提升， 士大夫享有免除勞役及其他特權， 掌握農村財富。 由“士”取得官位的家族，成為「官戶」，是地方上的有勢力家族。 士大夫家族財產愈多，中舉機會也愈大。中舉和保持官戶地位，有賴教育， 宗族擁有田產，收入固定，便可致力於教育，為“入仕”成功鋪路。

宋代程朱理學 進一步發展了儒家思想，占據了學術主流地位。科舉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試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徑。自宋代開始“學而優則仕”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成為讀書人信奉的格言。反過來說，政府官員也必須是飽讀儒家詩書經典的“士”。這從政治制度上保證了“士大夫”群體必然是一個精英知識分子階層。

明朝能在科舉中上升到殿試成為天子門生是“士”的最高榮譽。

士大夫階層和“科舉制度”相伴相生，士大夫是讀書人中的成功者。

清末（19世紀末，20世紀初）政治在內憂外患中已經面臨全面崩潰。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諭明告：“著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中國科舉制度的消亡，粉碎了中國下層學士獲得入仕的均等機會，但是後來被西方引進，形成精英教育-精英執政體制。其本質上是中國科舉體制的翻版。但是英美精英體制還是深藏“血統”。法國比較公正。

二，士之道德

在「士人」的形成春秋戰國期，首先提出“士”的理論道德標準的是孔子。

《論語·子路》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論語·泰伯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就是說，重視道德操守、嚴於律己、忠君愛國的人就可以稱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時基本上是重疊的，若細分，則“士”的德行修養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說“士”是有志於成為“君子”的人^{[原創研究？]}。

荀子對“士”的分辨更為詳細，他所謂“古之仕士”“古之處士”（《荀子·儒效》），便是清流。荀子對士最明確的要求是“從道不從君”。士參與政治，要以儒家的基本價值追求、仁義之道為依歸。這亦即孔孟在荀子之前所確立的基本士則：士志於道。 ^]這種“士”的精神，在實踐上可以是“俠士”。如刺殺秦王嬴政失敗的荊軻，在出發前就立下豪言：“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種為了君王託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價的豪邁氣概和高潔品質被作為精神典範。這和孔子的主張也是一致的。

春秋戰國群雄割據，戰亂頻繁。各國有名有錢的諸侯貴族，如春申君、孟嘗君等，都以“養士”為時尚，最多時可達數千人，還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薦”的典故說明，當時的“士”並沒有特別的標准，泛指具有一定異於常人才能的民間人才。他們往往出身於貧寒之家或沒落的貴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長依附於貴族，為他們提供各種服務。有著書立說的學士，有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陰陽歷算的方士，有為人出謀劃策的策士等。甚至是自稱有才，也可以說服貴族，成為“士族”之列。如：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馮諼客孟嘗君、蘇秦連橫等。（《孟子·盡心上》），這種精神氣質對孔子的“士”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麼因為不願同流合污而遠離政治，醉心於文學藝術，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隱”。這種精神也可在老莊哲學中找到母體。“魏晉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綜者，則其人大抵為遵群體之綱紀而無妨於自我之逍遙，或重個體之自由而不危及人倫之秩序也。”

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論語·泰伯章》曾子說的這段話翻譯成現代漢語是：曾子說"士不可不志向遠大，意志堅強，因為他肩負重任，路途遙遠。以實行仁道為已任，不是很重大嗎？直到死才能罷休，不是很遙遠嗎？

魏晉時期，出現了著名的“竹林七賢”。他們既有很高的文學、藝術造詣，又有高潔的道德操守，狂放不羈，放浪形骸。他們與腐敗的朝廷 不合作，遠離政治，醉心於文學藝術。在權勢與道義發生衝突時，“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孟子·盡心上》）， 高“士”“隱逸”， 由儒入道， 不違綱紀，不背人倫，自我逍遙， 魏晉“士”風，對後世失意文人影響頗大。 宋代理學家認為，士人理想的處世方式是：1.輕財急誼，並不吝嗇，援助族人、鄉里中的窮人；2.調停紛爭，據理調停族人、鄉里的種種紛爭，不必上訴地方官；3.輕視功名利祿；4.志在性理之學；5.合乎禮教。如有官職，則應有能力處理不法行為，作風清廉理想的“士大夫”，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語）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們人生的第一要務；但同時，他們的文化素養也決定了他們是文學、書法、繪畫、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創造者。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畫”，由於宋徽宗個人的愛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繪畫創作。這進一步提高了繪畫的文化品位和藝術性。宋代以後，一般歷代的大詩人、大畫家、大書法家，絕大多數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擔任要職的官員。如蘇軾、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樣，沒有太多政治經歷，全憑詩文著名的“自由知識分子”幾乎絕跡。

古代士的最高情操是 士為知己者死，指甘願為賞識自己、了解自己、信任自己、栽培自己的人獻身。《戰國策·趙策一》 有如下千年傳頌的事跡: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通“仇”）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曰：“欲為知伯報仇！”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須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知，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

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仇，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為報仇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豫子之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一個忠臣為了完成志節不愛惜自己的生命。 趙國的忠義之士聽說以後，都落淚惋惜不已。

據《明史》記載，大儒方孝孺 高官名士。 明太祖朱元璋栽培方孝孺，任命其為陝西漢中府教授。 明太祖死，皇太孫朱允炆繼位，即為明惠帝。惠帝即位後，即遵照太祖遺訓，召方孝孺入京委以重任，先後讓他出任翰林侍講及翰林學士。 後定官制，孝孺改為文學博士^[7]。惠帝對方孝孺有知遇之恩，使方孝孺十分感激，他也決心竭盡全力輔助惠帝治理天下。

當時各地藩王勢力日益增大，惠帝聽從兵部尚書齊泰和太常寺卿黃子澄的削藩建議，以加強中央集權。駐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即後來的明成祖）遂以「清君側」為名，誓師「靖難」，揮軍南下京師。惠帝亦派兵北伐，當時討伐燕王的詔書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8]。

惠帝王師敗北。明成祖朱棣篡位。當時方孝孺已經是名聞天下的第一大儒，其學識品德為四海所稱頌。 方孝孺是建文帝最親近的大臣他也視建文帝為知遇之君，忠心不二。靖難之役期間，明成祖朱棣起兵時，他的第一謀士姚廣孝曾跪求朱棣不要殺方孝孺，否則“天下讀書的種子就絕了”，明成祖答應了他。南京陷落後，方孝孺閉門不出，日日為建文帝穿喪服啼哭，明成祖派人強迫他來見自己，方孝孺穿着喪服當庭大哭，叫人反復勸他歸順不聽，明成祖要擬即位詔書，大家紛紛推薦方孝孺，遂命人將其從獄中召來，方孝孺當眾嚎啕，聲徹殿庭，明成祖也頗為感動，走下殿來跟他說：“先生不要這樣，其實我只是效法周公輔弼成王來了。”方反問：“成王安在？”明成祖答：“已自焚。”方問：“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道：“國賴長君。”方說：“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道：“此朕家事！”並讓人把筆給方孝孺，說：“此事非先生不可！”方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死即死，詔不可草。”成祖暗壓怒火說：“即死，獨不顧九族乎？”方孝孺用更大的聲音答道：“便十族奈我何？” 朱棣氣急敗壞，恨其嘴硬，叫人將方孝孺的嘴角割開，撕至耳根，大捕其宗族門生，每抓一人，就帶到方面前，但方根本無動於衷，頭都不抬。明成祖徹底絕望了，也橫下一條心，把方孝孺的朋友門生也列作一族，連同宗族合為“十族”，總計873人全部凌遲處死~！方孝孺一介書生，手無束雞之力，卻面對專制君主的屠刀視死如歸， 就其個人氣節來看，歷史上實在不多見，這正應了中國人的一句話：“士為知己者死！”

方孝孺臨刑遺辭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三綱易位兮四維不修。骨肉相殘兮至親為仇，奸臣得計兮謬�渝^q。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

他除了有“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這報答知遇之恩的情結外，“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還試圖以自己的行動證明人間道義、人的氣節和忠義。

綜上所述，“士”制為中國道統。中國封建帝皇從“以賢取士”到“科舉取士”的三千多年歷史，本質上是皇家血統與士人道統相結合的歷史。皇家血統 既是生命遺傳，也是皇權本質。士人道統既是文化演衍，也是封建正統。歷史是士之所為所作，由皇帝欽定。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學而優則仕”“青史留芳名”是士之宏願。然而“衣冠禽獸遺臭萬年”也是士人酷吏奸臣的常見下場，懷才不遇，生不逢時更是無數士人的遺夢。士之主流情結是忠君愛國，君臣之道乃為國家統治之樞紐。忠君在先愛國其次，忠君乃報知遇之恩，愛國乃奉帝皇之旨。君昏則士愚忠，君明則士精進。古代俠士， 他們對人生價值的衡量完全以精神為標准，一生也甘為一些理念、原則而執著追求甚至獻身犧牲。

孟子說：“.君以國士待我,我當以國士報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報之!君以草芥待我,我當以仇寇報之!”強調君臣人格之平等,然而獨夫之前，何士敢為？ 蠻清皇室畏其言，拆其牌位， 燒毀王陽明，王夫之，李贄等名士之籍，實乃畏中華智士喚醒民眾，危及封建殖民道統。

隨着時代演進，文化廣大，士人輩出。俗士融入貪官污吏，雅士退隱主流體制，士道化為私道，文人混入商賈。稻糧之謀膨脹為巨額之貪慾，詩書之理異化為奸詐之術。

三，士之迂腐

前述方孝孺作為帝王之師盡忠滅族。他曾有“深慮”， 慮天下，慮帝王 ，慮子孫 。慮人之“慮”難違“天道”

其次，方孝孺用中國歷朝興亡更迭作為例證， 認為，真為後人計、為子孫計，唯一能做的，就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守住“萬變不離其宗”的“宗”。這個“宗”，就是方孝孺所說的“德”，這也體現了儒家始終一貫的“德治”理念。治亂之世，事功之人，可能視“德”為迂腐之論。

何謂“道”？莊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非今之所謂“道理”。 乃是虛無的自然之道。何謂“德”？老子曰“反其道而行之，謂之德”。“德”非今之所謂“道德”，乃人之觀世處世之方法。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這與儒家所謂的“德”，全然不同。儒家這個“德”字，中國社會講了幾千年，修身、齊家、治國， 三綱五常，忠孝節義，氣節操守 ！

儒家認為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人與組織和團體之間必然會發生關系，這個關系的交集點就是道德。道德是出自基本人性的考慮，是對人性弱點的軟性約束，也是對社會基本關系的軟規范。無論相對於人性，還是相對於社會組織，道德比法律更基本、更深刻，也更為穩定。

在中國儒家傳統文化那裡，氣節操守是官員“德”的核心內容。氣節，就是忠誠於信仰；操守，就是忠誠於職責。 信仰、操守是人們立身處世的基本准則。既然無法完全預測社會的變化發展，既然無法做到準確地應對人事世情，我們就必須把一些基本的東西守住。人無信不立，事無責不成。 不恃聰明，不稱智慧，不弄技巧，而察趨勢、明大道、守根本， 以此安身立命，以此傳家，以此遺子孫，方可保事業長久，子孫無虞。

以上這些道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成也由此來，敗也因此生。它高於法制，那麼罪也，功也，狡詰忠厚均可出此，無處適從。

方孝孺不記殺父之仇，以死盡忠，宥於一念，激怒朱棣，殃及無辜,致使十族被誅而不顧，其違背人情之慘烈，無可復加，殘愚之至。

封建帝皇之暴虐既是生命遺傳，也是皇權的本質。從比干到屈原，從商鞅到方孝孺，歷歷在目，惜中國之士，幾人明此。

四，士之覺悟

今網上流傳孔子遺言可謂悟性超脫，余無意多言抄錄如下。

“吾窮數載說列侯，終未見禮歸樂清。吾身食素也，衣麻也，車陋也，至盡路洞悉天授之欲而徒棄乃大不智也。
汝之所學，乃固王位，束蒼生，或為君王繡袍之言。無奈王者耳木，賞妙樂如聞雜雀鳴，擲司寇之銜於仲尼，竊以為大辱。其斷不可長也。鴻鵠偉志實毀於為奴他人而未知自主。無位則無為，徒損智也，吾識之晚矣。嗚呼，魯國者，乃吾仕途之傷心地也。汝勿復師之轍，王不成，侯為次，再次商賈，授業覓食終溫飽耳，不及大盜者爽。吾之所悟，授於爾等，切記：踐行者盛，空敘者萎。施一法於國，勝百思於竹。吾料後若有成大器之人君，定遵吾之法以馭民，塑吾體於廟堂以為國之魂靈。然非尊吾身，吾言，乃假仲尼名實其位耳。
擁兵者人之主也，生靈萬物足下蛆；獻謀者君之奴也，錦食玉衣仰人息。鋒舌焉與利劍比乎？愚哉！曠古鮮見書生為王者，皆因不識干戈，空耗於文章。寥寥行者，或棲武者帳下，或臥奸雄側室。如此，焉令天下乎？王座立於枯骨，君觴溢流紫液，新朝舊君異乎？凡王者祈萬代永續，枉然矣！物之可掠，強人必效之；位之可奪，豪傑必謀之。遂周而復始，得之，失之，復得之，復失之，如市井奇貨易主耳。概言之，行而優則王，神也；學而優則仕，奴耳；算而優則商，豪也；痴書不疑者，愚夫也。智者起事皆言為民，故從者眾。待業就，諾遁矣。易其巧舌令從者擁主，而民以為然。故定乾坤者必善借民勢。民愚國則穩，民慧世則亂。
武王人皆譽之，紂王人皆謗之。實無異也！俱視土、眾為私。私者唯懼失也。凡為君者多無度，隨心所欲，迎其好者，侍君如待孺子。明此理，旋君王如於股掌，挾同僚若持羽毛，騰達不日。逆而行之，君，虎也，僚，虎之爪也，汝猝死而不知其由。遇昏聵者，則有隙，斷可取而代之。
治天下者知百姓須瘦之。抑民之欲，民謝王。民欲旺，則王施恩不果也。投食餓夫得仁者譽，輕物媚予侯門其奴亦嗤之。仁非釣餌乎？塞民之利途而由王予之，民永頌君王仁。
御民者，縛其魂為上，囚其身為不得已，毀其體則下之。授男子以權羈女子，君勞半也。授父以權轄子，君勞半之半也。吾所言忠者，義者，孝者，實乃不違上者也。
禮者，鉗民魂、體之枷也。鎖之在君，啟之亦在君。古來未聞君束於禮，卻見制禮者多被枷之，況於布衣呼？禮雖無形，乃銳器也，勝驍勇萬千。
樂者，君之頌章也。樂清則民思君如甘露，樂濁則漁於惑眾者。隘民異音，犯上者則無為。不智君王，只知戟可屠眾，未識言能潰堤，其國皆亡之。故鼓舌者，必戳之。”

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朝君臣唬愚民。嗚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