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個商業城市，回歸後所謂的港人治港實際上是商人治港。商人本性是唯利是圖，這導致了香港的貧富差距問題日益嚴重。雖然政府一直聲稱要改善民生問題，但是大財團一威脅要撤資，政府就立即退縮，這一招屢試不爽，屢屢奏效。

由於財團控制政治，香港迄今為止還沒有制定一部勞動法，也沒有最低工資保障。雖然香港的失業率只有3.5%, 但政府的統計資料顯示，從1999年至今，只有金融業工資出現大約50%的增長，其他多數行業工資收入基本上沒有什麼增長。早在2006 年，香港的基尼係數就已高達0.533，大大高於日本，台灣，韓國等較發達國家與地區，甚至高於中國大陸，馬來西亞，泰國等發展中國家。

最近，香港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占中示威，引起了全球關注，也引起了部分市民的不滿。參與“占中”行動的大學生對此的回答是，“我們被迫擾亂民生，只因本就民不聊生”。社會不公，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均是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香港的民主問題實質上是民生問題。

自回歸之後，香港經濟畸形發展越來越嚴重。除了地產和金融業外，其他行業一律萎縮，凋敝。香港基本上沒有科技創新，沒有製造業，也沒有農業。地產業的畸形發展導致房價騰飛，不僅使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更反過來抑制了其他產業的發展。

英國政府對這次占中行動沒有提供什麼支持，以至於陳方安生抱怨被英國“拋棄”了。想必英國政府也有難言之隱。英國統治香港長達一個多世紀，認真經營香港，投了大本錢，由此奠定了香港的經濟、行政和法治基礎。但在確定1997香港交還中國之後，英國人便着手逐步撤離，其中包括著名的英資滙豐銀行、怡和等大公司。他們撤離後留下的真空很快被本土崛起的華資公司填補，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李嘉誠的地產公司。借勢中國經濟崛起，他們獲得了巨大利益。而已經撤走的英商很快便發現自己犯了錯誤，於是紛紛回遷，以便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英國滙豐集團重新把總部搬回香港，而英資太古集團最近宣布，在世界經濟萎靡不振的狀態下，該集團年利潤仍高達320億元。英國資本需要在香港政府安置自己的代理人，以維護自己的利益。

梁振英當選特首被看作是英國人最大的勝利。此人一直表現似乎比較左，因此一度有人懷疑他是中共地下黨員。但掌握內幕的人士認為，梁實際上是港英時代培養的“備用力量”，證據之一是支持他競選特首的團隊成員大都是前港督彭定康的愛將，港英時代帶有濃厚情治色彩的人物，少有左派人物。

商人對經商環境的最大要求是穩定，講法治。在這一點上英國和中國政府難得地取得了一致。因此，不惜代價“維穩”的梁振英便被推倒了特首的位子上。本來江派和中資地產商支持唐英年，勢在必得，但英國不失時機地於2012年2月13日拋出唐的黑材料，唐的聲望應聲而下。前特首曾蔭權聽命於江派，也拋出梁振英“西九龍”的黑材料作為反擊，因此激怒了支持梁的英國情報系統，2月21日，媒體報道唐英年曾搭乘重慶一富商飛機赴泰國度假，並在深圳擁有一豪華公寓。曾蔭權連遭打擊，被搞得灰頭土臉。

2012年2月14日，前特首董建華以政協副主席身份陪同習近平訪美，順便為梁振英遊說。習回國後向胡錦濤匯報，胡雖然不喜歡唐英年，可也不敢得罪江澤民，故猶豫不定。隨着唐英年醜聞纏身，民望大跌，地產商和民主派攜手，試圖使選舉流產。中共最怕選舉流產，一是面子上掛不住，二是怕民主派上台難以駕馭，於是集體決定棄唐挺梁。江派大將、中央港澳事務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廖暉因力挺唐英年，不得不靠邊站。胡錦濤派團派大將劉延東坐陣深圳，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一道頻頻約見香港選委，為梁振英拉票。而團派中聯辦主任彭清華也受命為梁拉票。

據說，梁振英之所以獲得中央支持，是因為他答應在任期內完成“四大任務”，二十三條立法、推行國民教育、為2017年特首普選設置高門檻，整肅香港電台。現在看來這些任務都難以完成。

北京強力介入香港事務使“一國兩制”形同虛設，也造成了嚴重後果：一方面抑制了民主政治的正常發展，使香港社會喪失了自我修復、自我更新的機會；另一方面，又以“功能組別”設限的小圈子選舉，制度性地大力扶植工商界在政界的力量。這給香港的長遠發展帶來嚴重影響，它使得香港經濟結構趨向單一化，無法孵育其他經濟力量與金融地產霸權抗衡；同時也打擊了特區政府的民望，使其難以取得民眾認可，也難以推行改革措施。

當年鄧小平曾承諾，“一國兩制”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江澤民也形象地說，“一國兩制” 就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胡錦濤則指出，“一國兩制”是完整的概念。“一國”是“兩制”的前提，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一國”和“兩制”不能相互割裂，更不能相互對立。但這些承諾並沒有兌現。

不難看出，香港目前的這種畸形的政治架構是香港所有問題的根源。它促進了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卻造成了香港貧富懸殊，一向清廉的香港政府也開始出現腐敗苗頭。香港中環的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集中了大批中共官二代官三代，他們在香港享有各種特權；而香港地產巨頭在擠垮了各路本地中小企業之後更是大舉北上，推動中國房價不斷邁向新台階。

正像中國普通民眾並未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一樣，香港民眾同樣也沒有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中央政府給香港的優惠政策只使得商業巨頭更加肥壯，並未惠及普通民眾。因此，香港市民反對大陸客來港旅遊，搶購奶粉，擠占他們的生存空間。這次“反占中”人士也多為普通民眾。 這是很可悲的。香港民眾心中的怨氣不難理解，他們要求真正民主的要求是正當的。中央和特區政府如果真為香港民眾着想，就不應該為普選制的實現設置人為障礙。民主選舉不一定能借決香港面臨的所有問題，但它能夠給新當選的特首以執政的合法性，使之能夠放手推動經濟體制的轉型。而香港人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一個只有服務業，沒有任何創新和生產能力的經濟體是沒有競爭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