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學生做集體廣播操向毛主席表效忠態，香港占中學生舉手向誰表態？

眾所周知，香港社會能有今天的經濟繁榮，所依賴的核心價值是自由，而非民主。現在香港的年輕人，卻反將民主當作終極價值，不惜一切盲目追求，寧可損害全社會的經濟自由，甚至粗暴侵犯其他異見群體的自由權利，簡直是捨本逐末顛倒倫理。

事實上，在現代政治哲學的思想界有個共識：就是民主越多，自由越少。

通常人們所言的“自由”，即所謂“人類自由”，又常常稱為“自由意志(人類區別於動物之理由)”，最初起源於普遍適用的自然法則(歐洲稱“自然法”，中國稱“天命”)，後來經過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革命的血與火的洗禮，最終才被聯合國的憲章定義為基本人權。

然而，民主從一開始就同權力的分配息息相關，開始是因為自由納稅人為了爭取與議會貴族的平等權力，因此民主分權成為協調君主國家與無政府主義之間的妥協方案，漸漸演變為主權在民的契約論。在現代公民社會，民主理論上一般被認為是納稅人同政府之間的“自由契約”，即公民同意犧牲(繳納)部分經濟自由，換取國家以憲章保障的公民權利。

通常，左派比較激進主張更多民主福利，要求政府更積極干預自由市場（積極自由），右派則顯保守主張保持市場（個人）的自由，要求政府縮小權力減少干預（消極自由），讓市場按其自由意志去發揮主導力量。

顯而易見，根據等價原則，公民要獲取更多民主，往往就意味着必須放棄更多市場（個人） 自由。因此，現代大多數民主社會，其實推崇的是市場（個人）的“消極自由”，並不主張政府搞“積極自由”，也反對極端自由主義，更難容許激進的革命用暴力 實行平等。總體而言，人們寧可享受較少的民主福利權利，也想要保留人類天性更嚮往的自由能力。

在人類的社會發展歷史上，所有的“大民主”時期的表現，無一例外是群眾煽動恐怖濫施暴 力，肆意踐踏公民自由權利。法國大革命時期如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滿腔熱情的群眾確實是真正地實踐了毫無保留的民主權力，當年他們也像現在霸占街道 的香港學生一樣，可以隨心所欲地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進而抄人的家，砸公毀私，接着就是殺人放火，武鬥內戰。

因此，民主並非基本人權，它只是一個社會決定如何分配其公民成員利益的政治權利。也因此之故，民主的具體內容總是充滿爭議，廣義的民主雖然作為自由的權利之一而被寫入人權憲章，但是它的具體實施方式幾乎在每個國家都完全不同，所以狹義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一個可以普世通用的所謂的“國際標準”。

文革時代學生搞大字報大串聯，霸占公交火車免費搭乘，像非法霸占街道的香港學生一樣：

香港極端分子非法占中，截停公交車狂貼大字報

我們看到，發動非法占中的香港學生，血性熱情雖有餘，理性修養卻不足，思想淺薄認識膚淺。造成這種悲哀的人文現象，主要原因在於香港全面西化的教育制度，長期以來只接受單一片面的西方文化，極度排斥其他文明和多樣化觀念，從而變得日益僵化落後，完全脫離了時代的進步潮流。尤其是香港回歸後，部分所謂“本土派”極端分子，乘一國兩制尚未能完備保障國家和中央管治權力的“真空期”，把持教育系統並瘋狂掀起反中反華的“去中國化”運動，千方百計地淡化東方古老文明傳統，後來還喪心病狂地發動“反國民化”教育運動，煽動人們敵視國家醜化中央，離棄民族背叛祖國。

顯然，目前的香港教育系統，遠比英國殖民時期更加反中反華。這是中央放棄二十三條立法後，對香港採取退讓屈服的綏靖政策，放任自流姑息縱容，導致香港人離心離德日漸失控，也是港府管治無能的表現之一。然而歷史已經證明，一個地區夜郎自大對抗中央的結果，只能釀成地區孤立主義和種族隔離主義，所以現在的香港人態度驕慣，思想偏激，地域和種族歧視嚴重，自由思想極度貧乏，對現代民主理論認識膚淺，觀念混亂價值錯亂，都是根源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