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共學習革命：在逆境中的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領導人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突然襲擊，將瞿秋白由政治上的巔峰推入谷底。但是王明並未就此罷休。1月27日、28日，王明逼迫瞿秋白兩次寫聲明書，公開承認強加在自己頭上的“罪名”。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1929—1930年中共中央駐國際代表團行動問題的決議案》，再次誣陷秋白是以派別行動影響李立三對王明壓迫，對國際代表極不尊重等等。他們還將瞿秋白的聲明書和政治局的這一決議案全文刊登在《黨的建設》上，以造成瞿秋白下台、王明上台的既成事實。這些舉措正如王明在2月6日政治局會議上表白的：“阿秋現在在理論上不能領導人。必須有一個能領導阿秋的理論人。”王明之心，昭然若揭。對於瞿秋白的工作安排，在2月6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有人提議派他去加強蘇區中央局的工作，王明斷然反對說：“阿秋是兩面派的最好代表，要經一段考察後，再決定是否進去。”向忠發等也附和王明，結果，直到1933年底，中央沒有正式分配給瞿秋白工作。這時期，瞿秋白的處境十分困難，政治上的打擊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肺病日趨嚴重，經濟上也十分拮据。每月只發給他十幾元生活費，當時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資90元左右，最低工資8元左右。瞿秋白的這點生活費僅可以維持他和楊之華的最低生活水平，連溫飽都說不上，更不要說治病和增加營養了。

面對這一切，瞿秋白安之若素，他是個黨性非常強的人，沒有向外人流露過對黨內鬥爭的任何情緒，以至於夏衍回憶說：“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他（指瞿秋白）正受到了‘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的打擊，可是，在我和他斷斷續續的近兩年的工作接觸中，絲毫也沒有感覺到他受了打擊之後的委屈的心情。日常談話的時候，他是那樣的樂觀，那樣的‘瀟灑’，那樣的幽默，可是一接觸到工作，他又是那樣的生氣勃勃，對敵人和舊社會的一切不合理現象具有那樣強烈的敵愾和仇恨。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最經不起打擊——特別是來自內部的打擊，而在秋白同志身上，是一點也找不到牢騷、委屈之類的個人主義情緒的痕跡的。”夏衍看到的是實情，但也是一種表象，瞿秋白是一個多感的文人，是一個飽經風霜的革命者，是一個觀察問題非常敏銳的理論家，他對黨內鬥爭的不正常狀況不可能無不平之氣。那時，他抄送給魯迅一首自己青年時代的舊體詩：

雪意淒其心惘然，
江南舊夢己如煙。
天寒沽酒長安市，
猶折梅花伴醉眠。

這應是他心情痛苦、孤寂的寫照。後來他在蘇區時，曾與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反對過王明宗派活動的中宣部幹部吳黎平多次談過對黨內鬥爭問題的看法，有兩點意見很發人深思：第一，他提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革命勝利而奮鬥的，必須有獨立自主的勇氣，決不能奴顏婢膝地聽命於人。王明對俄國人奴顏婢膝，阿址瓿校�丧失了伟大民族碘c�节。翟滯，他藫��种x�民族又C綹叩賴攏�中国共产党葼q�应又C綹叩奈薏�阶级蒂嚶。栽懸r諞�进行必要诞�氛�，但眳Q氬扇∈凳慮笫塹奶�洱x�采用何r踔泄�人酶M�益、中国无产阶吉汒覌偓何r踔泄�人民尘^叩賴鹵曜嫉惱�氮N椒ǎ�决矒]Σ扇∫蹌憊羆啤⒃煲ノ芟蕁⒈氨腎禍旱募苛�。震}遣緩蝦踔泄�人为日f牡賴攏�更簿徫r踔泄�无产阶级的蒂嚶的。震~得鰨�瞿卿~錐暈侍飪吹煤芡福�但他灾凔本_荒蓯保�便草x倏拐�，大敌当前，他脫]興亢良平細鋈巳偃瑁�而沁b�他秳颞力一向字Z梅淺５�漠，这覊聂]倉圃劑慫�的行动。他一直深感准s涸諏斕幾諼簧狹Σ皇と危�自嘲是“覄虍耕替|保�因此，这葱l肟�中央翑碳层，哆\�来藫��似乎是一种心理上的金傔x５毖鈧�华受到株连睉褟U�中央妇委负赠囌f鬧拔窈螅�他还耐心皡⒖十分委屈碘c拮鈾擔骸案錈�需要晤U親齙墓ぷ鞫嗟煤埽�不是脫]泄ぷ髯觶�而视H霾煌輳�要灾o艽煺鄣氖焙潁�经得住考验，灾o�去工醉d氖焙潁�学会稇孝工做棧￠]飠昂苣艽�北{那鋨椎男奶�。但蕟荏来，当他茵}兜接捎謁�的“不争”，使王明哉E緩戲ǖ那榭魷露崍巳ǎ�给镐燑造硠x豢賞旎氐木藪笏鶚�时，他的恼a魏妥栽鷥惺欠淺３林氐模�这一重负，一直避嚴U�命的最后一息��

1931年到1933年，瞿秋白開闢了新的工作天地。他與魯迅、茅盾、馮雪峰等左聯作家結為摯友，全身心投入了左翼文化運動。國民黨政府懸賞2萬大洋緝拿他，他在特務機關的搜捕下經常搬家，生活動盪不安，在這樣的環境下，瞿秋白憑着淵博的文學、哲學和社會科學知識，釋放出驚人的能量，在短短三年時間內，寫下了150萬字涉及文藝理論、詩歌、雜文及蘇聯文學譯著，這樣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出自一個患有痼疾又身處逆境的共產黨人之手，不僅顯示了瞿秋白卓而不群的才華，也造就了一種奇特的歷史現象：當王明“左”傾路線在全黨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以上海為中心的左翼文藝運動卻高舉了馬列主義旗幟，開闢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道路，瞿秋白也由此成為世人公認的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就在瞿秋白的文學創作進入高峰期的時候，黨內又一次殘酷鬥爭降臨到他頭上。

瞿秋白靠邊站後，出於革命家和理論宣傳家的職業習慣，他在從事文學創作之餘，密切關注國內外政治風雲，撰寫了30多萬字的政論文章，先後發表在黨中央的理論刊物《紅旗周報》、《布爾什維克》、《鬥爭》等雜誌上。僅1933年，他以“狄康”筆名發表在《鬥爭》上的文章就有18篇。其中《國民黨最近大借款的目的》、《廬山會議的大陰謀》、《從內債到外債》等文，簡短犀利，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野蠻的武裝侵略，揭露了蔣介石對蘇區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就是這樣一批短小精悍的政論文章，又遭到王明宗派集團的無端攻擊，指責他的文章觀點是“偷運和繼續他過去的腐朽的機會主義”，“成了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主持這次殘酷鬥爭的是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此人是1930年夏由莫斯科中山大學回來的，追隨王明後，不到半年，連候補中央委員都沒當選過的他，一下子進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在王明赴莫斯科後，他成為王明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李竹聲在1936年6月被國民黨逮捕，很快變成了可恥的叛徒。就是這樣一個人，竟趾高氣揚地橫加指責瞿秋白。在一次會上，瞿秋白平心靜氣地申述自己的意見，他不能接受強加給自己的“右傾”的罪名。李竹聲竟蠻橫地沖他吼道：“像你這樣的人，只有把你一棍子敲出黨外去！”1933年9月22日，臨時中央作出《關於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無限上綱，批判秋白，並號召全黨在組織中開展最無情的鬥爭。這次對瞿秋白的打擊，嚴重損害了他身心的健康，他不得不擱下他的健筆。在離開上海之前的三個月內，瞿秋白再也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1933年冬，有人來通知他，中央有電報來，要調他去中央蘇區，他毫不遲疑地回答說：“想去很久了！”這時，他的肺病很嚴重，生活需人照料，誰都清楚，從上海到江西，長途跋涉，而且蘇區條件極端艱苦，這對身患重病的瞿秋白顯然不適宜。而且，上海中央局還以工作離不開為藉口，不允許楊之華陪伴而行。以王明為首的宗派集團在排斥異己，推行殘酷鬥爭的懲辦主義上，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瞿秋白這次蒙受不白之冤。並非空穴來風，它是與蘇區的“反右傾”鬥爭緊密相聯的。在中央蘇區，這種鬥爭已先於白區一步開展起來。矛頭所指正是毛澤東。自1931年1月王明上台後，毛澤東的日子並不比瞿秋白好過，他們兩人，一個在蘇區，一個在白區，都是王明集團殘酷打擊的對象，同處於十分艱難的逆境之中。所不同的是，毛澤東對這條錯誤路線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奮力的抗爭。

1931年秋，毛澤東、朱德領導紅一方面軍勝利粉碎了國民黨30萬大軍的“圍剿”，使贛南、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這塊面積5萬平方公里、人口250萬的紅色區域，是中國共產黨人用槍桿子一點一點開闢出來的，正當它充滿勃勃生機時，貫徹王明路線的中央代表團進入了江西。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了中央蘇區黨組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會上，將毛澤東創造的蘇區工作經驗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強調“要集中火力反右傾”。會後撤銷了紅一方面軍總部機關建制，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和總政委職務也自然被免了職，由此拉開了排斥、打擊毛澤東的序幕。臨時中央礙於毛澤東在黨內的崇高威望，表面上不得不決定讓他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實際上卻千方百計架空和限制毛澤東的領導權力。

1932年1月，臨時中央要求紅軍攻打江西中心城市，剛剛進入蘇區、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周恩來徵求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根據敵我力量的狀況認為不可。周恩來同意並電告了中央。但中央立即復電要求至少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攻打。蘇區中央局開會決定攻打贛州。毛澤東極力阻止，他再次成為少數派。打贛州的隊伍還是出發了。毛澤東在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受到猛烈的批評，“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又扣在他頭上，毛澤東感到非常氣憤，他坐在那裡，任憑別人說什麼，問什麼，都不再發一言，使記錄無法往下記，會議中途只好更換主持人。會後，他告病假住進離瑞金城約20餘里的東華山古廟去休養。住在“與世隔絕”的山頂小廟裡，毛澤東的心卻實在放不下幾萬紅軍攻打贛州的安危。果然不出他所料，一天，項英冒雨匆匆趕到山上，告訴他贛州前線失利，紅軍腹背受敵，周恩來請他即刻下山參加決策。毛澤東日夜兼程來到前線，大膽起用剛剛起義過來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董振堂部隊，才使受圍紅軍擺脫了困境。事後，在前線召開的會議上，他毫不客氣地批評了這次軍事方針的錯誤，明確反對中央的“進攻路線”，主張紅軍主力向敵人力量比較薄弱、黨群基礎好，地勢有利的贛東北發展，即轉入外線的進攻作戰。但是，毛澤東依然是少數派，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打着共產國際的旗號否決了他的正確意見。

中共臨時中央對毛澤東如此唱對台戲十分惱火，1932年4月4日發出指示信，嚴厲批評毛澤東，將“狹隘經驗論”上綱到“右傾機會主義”，並強調“這是蘇區黨目前的主要危險”。臨時中央將日軍占領東北視為進攻蘇聯的重要步驟，提出擴大蘇區，奪取一二個中心城市，消滅國民黨武力，來發展革命的一省數省的勝利。當毛澤東在前線看到這封批評信後，他斷然反對臨時中央對形勢的分析和對黨的任務的規定及黨內主要危險的判斷，認為中央的指示是完全脫離實際的。他馬上復電蘇區中央局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但是，蘇區中央局沒有抵制來自上海的錯誤批評，而是在毛澤東未參加會議的情況下作出決議，表示承認錯誤，徹底糾正。毛澤東從前線回來後，對這一決議十分不滿，9年後他還提到此事說：“6月回到長汀，見了這個皇皇太文，茅塞為之頓啟，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辦法，一審終結，不許上訴的。”

1932年秋，蘇區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蔣介石對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發動的第四次“圍剿”開始了。在周恩來的一再堅持下，中央局才勉強同意毛澤東出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毛澤東說服了主持前方工作的周恩來、王稼祥、朱德等，在贛江以東地區北上作戰，連克樂安、宜黃，取得殲敵三個旅的勝利，有力地支援了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據地紅軍的反“圍剿”。這時，蘇區中央局前線同後方負責人之間發生了嚴重分歧，後方負責人要求紅一方面軍在敵軍大舉進攻前主動出擊，攻城打援，取得速勝。周、毛、朱、王連電中央表示：“攻城打援部隊無把握，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造成更不利的局面。”眼看這種爭執還要無休止繼續下去，為了不殆誤戰機，毛澤東等當即根據前方最高軍事會議的決定，照計劃發布了工作訓令。這樣一來，更加觸怒了“左”傾教條主義者。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舉行會議，這次會議雖然沒有留下文字記錄，但從當時有關簡報上，仍可嗅出濃烈的火藥味，毛澤東再次被指責為“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消極怠工”，“右傾”，斥責他犯了“不尊重黨的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會上有人提出把毛澤東召回後方，不讓他再去主持軍事。周恩來等試圖將毛澤東挽留在前線，遭到多數人的反對。會後，毛澤東不無諷刺地對王稼祥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他對來送別的周恩來表示：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寧都會議後解除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迫使他暫時離開了紅軍。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甚至強調：“對毛澤東應該做堅決的鬥爭，但不一定指出澤東的名字，而是與他的傾向在黨內作積極的鬥爭。”1933年1月博古在上海無法立足，也來到中央蘇區。他一到江西，就緊鑼密鼓地先後將貫徹執行毛澤東正確主張的福建省委書記羅明扣上了“羅明路線”的帽子，將支持毛澤東的蘇區地方幹部鄧小平、毛澤罩、謝唯俊、古柏扣上了“毛派”的帽子，他雖沒有點毛澤東的名，但矛頭所向，大家都心照不宣。毛澤東為了不牽連別人，那個時期很少與人談話。多年後，毛澤東談起這段歷史，仍按捺不住心頭的義憤：

他們迷信國際路線，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國的政治、軍事、組織、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們反對那一套過“左”的政策。我們有一些馬克思主義，可是我們被孤立。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①

就在毛澤東身處逆境的時候，1934年2月，瞿秋白來到了中央蘇區。自從八七會議結束後，毛澤東與瞿秋白再也沒有見過面，這次老朋友重逢，自然分外高興。瞿秋白想起1927年八七會議開完後，他曾要毛澤東去上海中央機關工作，當時毛澤東回答：我不願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轉眼6年過去了，中國紅軍已經發展到十多萬人。這變化有多大啊，瞿秋白既感慨又興奮。在蘇區，瞿秋白處處有一種新鮮感，他感到在白區形成的許

①《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322—323頁。

多想法需要改變，而感受最深的是，中國革命要由毛澤東這樣有豐富群眾工作經驗的同志來領導，“我們這些人對廣大人民特別是農民的理解和體驗太少了”。瞿秋白到蘇區不久即擔任了蘇維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員（教育部長）和中央工農政府委員，不久又擔任了《紅色中華》報社長兼主編，他在物資匱乏的艱苦生活條件下勤奮工作着，常常忙碌到深夜。那時，王明路線在蘇區已發展到頂點。瞿秋白的努力並未獲得政治上的解放，他頭上仍然戴着“機會主義”的帽子。他與毛澤東都在黨內受到排擠，沒有發言權。共同的命運，使他們政見相同，話很投機，常在一起填詞賦詩，互相唱和，以此表達對王明路線的不滿。人們常常看到這兩位詩人坐在一起，背靠着背，互相酬唱。毛澤東有時看到瞿秋白凝神深思的樣子，還開玩笑地問道：“是不是想念楊之華了？”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100萬軍隊開始向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此時共產國際東方部派出的被博古聘為軍事顧問的德國人李德來到了瑞金。毛澤東原以為他是一個有專門軍事知識的人，可以糾正錯誤的軍事決策，誰知他只會機械搬用蘇聯紅軍的一套打法，對中國戰爭的特殊規律一無所知，而且性格暴躁，十分傲慢，聽不得不同意見，在這樣的指揮下，紅軍傷亡越來越大，一個接一個的縣城落入敵手。1934年4月，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廣昌的“永久性防線”被國民黨飛機夷為平地，紅軍僅在一天內就傷亡1200餘人。廣昌失守，中央蘇區危在旦夕。博古、李德仍堅持“禦敵於國門之外”，10月初，國民黨軍隊推進到了中央蘇區腹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博古、李德不得不放棄固守根據地的計劃，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這樣重大的軍事行動是在嚴格保密的狀態下進行的，事前不僅沒做任何群眾性的思想動員，連政治局都未開會討論過。一些令“左”傾領導者不喜歡的幹部，被內定留下來打游擊，瞿秋白是其中一個。中共中央局本來連毛澤東也不打算帶走，那時他正在於都搞調查研究。後來考慮到他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

1934年10月初，毛澤東接到“有特別任務”的秘密通知，他立即騎馬從於都趕回瑞金，接着，在瑞金附近的一座青山上召集中央政府各部負責人會議，宣布了中央決定紅軍撤離蘇區的消息。在布置轉移任務時，毛澤東宣布了留下同志的名字，其中有何叔衡、賀昌、劉伯堅、瞿秋白等。瞿秋白聽到自己要留下來，感到非常意外，但他沒有吭聲。會後，吳黎平找到毛澤東說：“叫秋白留下怎麼成？這樣一個有名的老同志怎麼可以丟下不管？！”毛澤東說：“我也提過了，但這是中央局的決定，我的話不頂事呀！”瞿秋白找到張聞天，要求隨大部隊長征，張聞天表示同情，又去找博古商議，要求帶走瞿秋白，博古還是拒絕改變決定。許多人對中央局的決定深表不滿，何叔衡已年屆六十，瞿秋白又身患重病，明擺着不適於游擊戰爭，將他們丟棄在敵人重重包圍的蘇區，命運如何可想而知。

紅軍撤離前夜，吳黎平請瞿秋白吃飯話別，那天，瞿秋白情緒很激動，他一杯接一杯地飲酒，對吳黎平說：“你們走了，我只能聽候命運擺布了。不知以後怎樣，我們還能相見嗎？如果不能相見，那就永別了，我一生雖然犯過錯誤，但對黨對革命還是忠心耿耿，全黨同志有目共見。祝你們前途順利，祝革命勝利成功，我無論怎樣遭遇，無論碰到怎樣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10月10日，毛澤東隨紅軍大部隊出發了。他是滿懷對紅軍安危的憂慮走的，也是滿懷對秋白等人的擔心走的。1935年1月，當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後，他當即從遵義拍電報給留在蘇區的中央局同志，要他們妥善安排瞿秋白。此時，包圍中央蘇區的各路敵軍，已開始對瑞金、於都各縣蘇區進行“清剿”，形勢非常危急。負責中央分局工作的項英在陳毅的堅持下，決定將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護送去上海。他們在轉移途中不幸與敵遭遇，何叔衡英勇犧牲，瞿秋白被俘。在獄中，敵人從刑訊逼供到勸降，能使用的手段都用了，瞿秋白不為所動。在蔣介石的密令下，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沉靜、安詳、毫無懼色地走向刑場，從容就義，匆匆走完了他36年的生命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