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计划体制的败局

中国人对于中央计划体制的迷恋，由来已久。自古，有“官山海”、“盐铁专卖”；于今，有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各种“计划”。可是，中央计划体制的效果，并不怎么样。以实践来证实的话，78年以来的30年，正是从计划向市场转轨，显见，“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模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何苦进行“新的长征”呢，毕竟，长征不是旅游，而是生死的搏斗。

要是据此认为，计划经济从此就丧失了最后的根据地，在中国没有容身之处了，却是大错而特错。因为，至今，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不愿意”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再者，支撑我们国家经济基础的依然是国有经济。君不见，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等“国字号”企业，浩浩荡荡，何等风光。

这就出现了一个基本问题，中央计划体制，究竟好不好？如果没有绝对的评价指标，是否可以有一个相对的优劣，即和市场体制比较，是否处于全面劣势呢？但是，社会问题的困难在于，没有办法设计两个完全相同、甚至近似的环境进行实验，以区分计划和市场的差别。另外，中国学者也有一个好高骛大的毛病，一提到经济问题，就要用精确的模型、复杂的计算来理论，那不是我的长处。我更愿意从小说起，从故事说起。

某人有一女孩，才满1岁，活泼可爱，深得父母以及奶奶姥姥的喜爱。按计划，一家只能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成了2个大人、四个老人唯一的情感供给者。奶奶和姥姥，为了“争宠”，展开了“看不见的战斗”。双方互不相让，“打成平手”，父母决定孩子由奶奶和姥姥轮流照看，一家一个星期。这样的结局，皆大欢喜。

可是，不久之后，有了麻烦。小女孩总生病，不是感冒，就是发烧。经常是旧病未愈，又添新病，本来体质很好的女孩，却成了医院的常客。父母是有心人，观察分析之后发现，问题出在奶奶和姥姥身上。奶奶是北方人，见惯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天寒地冻，依照北方的习惯给小女孩穿衣戴帽；姥姥相反，是南方人，小女孩的打扮就有了南国风格。小女孩刚一岁，冷暖不知，也不会说话，衣着只好由着姥姥和奶奶了。奶奶姥姥，一北一南，冷暖迥异，小女孩在“两极”之间频繁转换，身体不能适应，小病不断也就再所难免了。

这个故事和中央计划体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

奶奶和姥姥，是为“中央”，小女孩是为“百姓”，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母爱型”的。以这种模式描述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应该是恰当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和谐”的社会里，政府及其中的官员一向被视为亲民的“父母官”。“母爱”宽厚博大，无所不在，无微不至，而“百姓”恰好和“小女孩”一样，没有自我感觉、判断和自主的能力，需要“母亲”细致周到的关怀和照顾。

姥姥和奶奶对小女孩疼爱有加，却照顾不好小孩子的冷暖，为什么？我们不用怀疑姥姥和奶奶的爱心，也不必怀疑她们的判断力——她们照顾孩子的经验，要比实行计划生育之后的父母丰富得多。问题的根本在于，小女孩不会说话，不能自主地表达自己的实际需求。两位老人只好“跟着感觉走”，以自己的习惯给孩子增减衣服。

实际上，中央计划体制之实行，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 信息充分；

第二， 有效的信息处理能力；

第三， 中央决策者“天下为公”，有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为他人着想的主观意愿。

小女孩的生活被姥姥和奶奶“计划着”，后两个条件成立，可只因为小女孩只有1岁，不会说话，第一个条件站不住脚。奶奶和姥姥的好意，因此毁于一念。“好心办坏事”，由此而来。其实，所有“为他人做的嫁衣”，都是不合适的，只有自主决策才能“感同身受”。所有母亲都有这样的经验，一岁之前的孩子特别容易生病，道理也是一样——小孩儿不会说话，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母亲只能“自作主张”，结果呢？孩子就特别容易生病。

如果尽心尽责的姥姥和奶奶，“计划”不好小孙女的生活，甚至，只是穿衣戴帽，也“冷暖不知”的话，我们是否应该相信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央政府，来规划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决策的权力交给政府，政府成为全体人民的“大管家”，人民“衣伸手，饭张口”，像“甩手掌柜”一样乐哉逍遥呢？显然，纯属空想。

用上述小Case，把某些人视为理想社会制度的“计划体制”彻底推翻，很多人不甘心。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类已经发展起来的智力和高超的计算技巧，例如，有关复杂巨系统的数学模型和运算次数在万亿次以上的计算机，可以帮助“中央”将经济问题，纳入一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集合，并以函数描述应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输入数据、运算、求解，即可得到描述经济运行的最优方案。

果如此，世界将“妙不可言”。假设我们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数学模型，计算复杂度也在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我们依然摆脱不了其他问题的困扰。

第一，世界可以精确计量吗？——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说：恰好可以计量的，被当作是最重要的。这种观念，不只在经济学家中流行，也在计划经济的崇拜者中间盛行。事实上，至今，可以计量的世界只是一小部分，经济世界中的变量，更是混沌莫测。我们可以度量GDP、投资、消费和出口，可我们无法预期人们的“心理价位”，更无法描述人们内心复杂而细腻的情绪波动。可恰恰是，主宰经济运行、影响经济周期、诱发经济波动的最主要因素，是每一个人深藏于内的“看不见的心”。

第二，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平衡？用变量描述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显然，它们是互斥的。模型可以描述互斥关系，但难以描述不同利益主体的满意度；模型可以描述一个社会团体的偏好，却不能调和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倾向。如通货膨胀的时候，债务人兴高采烈，债权人垂头丧气。此时，采用哪一种数学模型能弥合双方的“裂痕”呢？

老子云：“天之道，取有余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补有余”。按“天理”建模，则特权阶层受损；“人道”通行，则大多数人吃亏。究竟是“存天理”，还是“尽人道”呢，恐怕就不是数学模型可以解决的了。

第三，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吗？是否会发生“漂移”，“蝴蝶效应”在哪些问题、哪些情况下会出现呢？将经济问题纳入一个优化数学模型的想法，是“决定论”者的经济观。多数情况下，这种思维逻辑是成立的。正如一只小鸡——每天早晨，它都会按时吃到美味的早餐——主妇撒在地上的一把小米；这样的日子，过了1000天了，天天如此。第1001天，它也这么盼望着。可是，这一天，来了客人。主妇要招待，于是，小鸡的美味早餐没有了，它成了客人的美味。

这就是“蝴蝶效应”——自变量的微小变化，却带来了因变量的巨大偏差。正如南美洲山谷中的一只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却引发了加利福尼亚海边的飓风一样。眼下的金融海啸，正是“蝴蝶效应”的再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普通人，都坚定地认为：经济周期到达最高点之后，会缓慢地向下，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衰退期。可经济运行的曲线却是不连续的，好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急转直下，狂泻不止。

小鸡不知道哪一天是第1001天，人，也不知道哪些经济变量之间会发生“蝴蝶效应”。当我们以常态应对经济形势的时候，很可能，我们遇到的是“金融风暴”；当我们以规范化的数学模型描述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时候，它们的关系却在“度外”——自然总在我们的设想之外。

经济问题，也总在聪明的中央决策者的智力之外——何况，中央集权者未必大公无私。要是，领袖只为自己打算，人民岂不更倒霉。所以，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经济以及任何主张计划经济的人。

2008年11月17日星期一，于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