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代价（freedom is not free）是西方社会中老话题了，美国的枪支管理上的困境也应该归属此类。

记得来美国不久，在网上读过一位叫林达的作者写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文章，现在网上右派博主的立场基本上就是林达这一系的正统自由主义的观点，而林达的观点其实也就是密尔的《论自由》在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的具体实践应用。林达的观点我印象最深中的就是这样一个宗旨：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某种铁打不动的原则，因为是先验的（天赋的,self-evident），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违反。自由是天赋人权就是这么一种原则。

我也曾经非常推崇林达这个系列，但近几年渐渐改变了看法。

人们在谈“自由是天赋人权”，其实是在谈哲学，但哲学的对象是普遍性的，必然性的命题，是绝对的，即所谓的“一刀切”。但社会科学问题都是有条件的，“自由是天赋人权”的问题在于把一个有条件，社会科学范畴里的命题变成无条件的哲学范畴里的命题。“自由是天赋人权”必须在社会科学，即经验科学的范畴内来讨论，而不应该上升到哲学甚或是神学层次谈论。

人们为什么爱将社会议题哲学化呢？因为简单，哲学的命题都是一些具有普通意义的肯定句，不用量化，不带边界条件，所以容易谈。科学的文章就很少有人愿意看了，因为过程复杂又繁琐，最后的结论可能还是阶段成果，不是什么定论，不够“痛快”。

我目前的看法是自由虽然是好的，但绝不是无条件的，如果自由的代价超过了一定的限度，自由就必须被限制。也就是说，自由不是神圣的天赋人权，而是一时一地的，有条件的，是可以被量化的，因此处于经验科学研究的范畴内。

举个具体的例子，在美国，公民持枪的权力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如果政府剥夺了人民持枪权就相当于控制了人民的生命权，到了这种程度，但真的是这样吗？大家都知道2012年美国的Sandy Hook小学枪杀事件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冲击，政府也借此通过控枪的法案但没成功。为什么法案不能成功通过呢？根本不是因为持枪权是宪法中规定的，也不是因为持枪权是天赋人权，尽管这些都是表面的理由，而仅仅是因为这种枪击血案发生的频率还不够高，社会整体上负出的代价还不够大！试想，如果每个星期美国都发生一次这样的恶性案件，以致于家长到了不敢送孩子上学的地步，社会上推动控枪的力量就不一样了，就算是宪法也会被改写。总体上讲美国经济发达，管理完善，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是比较安定的，几年出一次这种大规模血案，所负出的代价不足以推动社会观念的改变，毕竟，被枪杀这种事落在自己头上的概率极低，而造成多数人用枪上的不方便代价相对较高，理性计算的结果就是什么都不变最好。这公正吗？对于死去的孩子的家长，显然抢控案不能推动是不公正的，但是对于芸芸大众整体来讲还算是公正的。注意：这里的“公正”并不是什么先验的、哲学或神学意义上的公正，而是社会总成本计算后得到的“公正”，也就是说从统计意义上看是合理的，科学的。

回到“自由是天赋人权”这一议题，我认为应修正为，自由是最高的人权，当且仅当运用自由所造成的社会代价没达到某个临界点。对于法国社会而言，形势可能有向着恶化的方向去，但和控枪案一样，现在远还没有某个临界点，所以什么都不需要做，维持自由仍是最合理的选则。

故此，“自由是一种权利”的说法我是赞成的，但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权利，根据情势，有被削弱甚至回收的可能性。我知道，自由主义者对此一定是不满意的，不仅因为这样不“哲学”，不理论美，更因为口子一旦开了，你的所有权利都危险了，连我们古人也知道这个道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种担心当然有道理，而且很现实，可以说这正是威权主义的危险性－连合理的权利也被没收了。如果说我对此能有什么答案，也还是只能具体问题具体研究。

比如说“中国人民没有自由”，这个就太笼统、太“哲学”了。具体一点的话，自由有几个方面需要区分：现在中国人有支配个人生活的自由，即个人自由，是没有异议的，缺少的是多党选举的政治自由。于是进一步研究，假定目前具备西方国家的６０%自由（兼容的），如果向西方国家８０％的自由过渡，有多大机率可以促成中国社会总体发展向好，是需要科学量化研究的，理论上可行就可以实施，当然最后需要实践来检验，在实践中调整。总之我的基本思路是对社会议题科学化、量化研究，而不是哲学化，抽象化。

（时间所限，评论关闭了，谢谢阅读！）